懸疑驚悚包裝轉型正義：立陶宛《萬惡世代》與後共國家的試煉
近年由於國際情勢的變化，過往台灣社會較不熟悉的國家也開始躍上新聞版面，位處波羅的海的立陶宛便是其中之一。立陶宛由於在地緣政治板塊、民主化進程中與台灣情況相似，快速引起民眾共感，而兩國進入民主社會的時間不長，至今皆仍在面對威權社會遺留下的種種爛瘡。
台灣電影近年來開始以不同的方式挑戰白色恐怖、威權時代與轉型正義議題，由艾米利・斯維萊維斯（Emilis Velyvis）執導的《萬惡世代》（The Generation of Evil，原文片名Piktųjų karta）或許是個很好的借鏡。
斯維萊維斯於2006年推出首部劇情長片Zero大獲好評，成為當時立陶宛社會的共同話題，彷彿沒看過就落伍了，斯維萊維斯也在2010及2017年分別推出續集，激起大眾對於「立陶宛電影」的討論與想像。這次斯維萊維斯再度挑戰觀眾的感官體驗，並試圖為民主化後的立陶宛展開一道清創手術。
以類型片包裝轉型正義內核
《萬惡世代》是一部標準的懸疑驚悚片，直搗立陶宛社會蠢動的恐懼、懷疑與不正義，人們經常聽聞某位官員或名人與KGB或某些蘇聯機構有關，但從未被公開證實。《萬惡世代》以此為基底，訪問《立陶宛復國法案》的簽署者Jurgis Jurgelis（前安全部長）和Audrius Butkevičius（前國防部長）、走訪立陶宛克格勃博物館，搜集那些曾被時間所埋葬的人與事，創造一個橫亙1990年直至現代的故事。
本片敘述即將退休的警察局長金塔斯即將投入市長選戰，挑戰好友羅莎的現任地位，金塔斯的檢察官好友卻突然身亡，所有人都認為這是自殺，但檢察總長辦公室派來的特別探員西蒙納斯卻發現其中的可疑之處，而整起案件也從自殺案演變為連續殺人事件，各個死者死法淒慘，被灌入毒蛇、被以鹿頭取代首級、遭蜜蜂叮咬致死等。隨著一連串離奇殺人案的發生，金塔斯也逐漸將它們與過往在情報局工作的代號連結起來。
導演透過交錯1990年與現代的兩條時間線，逐一揭露主角的過往，今日他們都在立陶宛社會各領域位居高位，擔任局長、檢察官、市長、神職人員，為蘇聯所用的日子如過往雲煙。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復仇、惡有惡報的老梗戲碼，但深入挖掘便可發現，導演透過類型吸引觀眾之餘，更延伸探討了後共國家未竟的轉型正義之路。
談及轉型正義多數人會以德國作為範本，並比較自身國家的適用性，然而對於後共國家來說，其所要面對的轉型正義問題，並不只是向德國聲討納粹屠殺惡行，還包括了當時被威脅、利誘或主動協助納粹者的共業，以及蘇聯時期為情報局所用的前幹員。然而，到目前為止，多數國家都做到了問罪德國這一步，部分國家進一步處理本國協助納粹的國民，而針對蘇聯前幹員的究責多還在努力的路上。
後共國家參差的洗滌進程
自1991年開始，後共國家陸續訂定「洗滌法案」，欲處理威權時期曾經迫害人權的個人與機構。在終結共產統治、建構新制之前，洗滌是必經之路，若未能找出加害者，徒留僅有受害者的景況，社會將無和解之日。
洗滌機制的出現多是因為個人的自我揭露程度低落，因此透過立法的方式強制公開，並由司法機關來做裁決，而洗滌的強度也與該國在蘇聯時期的慘痛歷史，以及與今日俄國的關係有關。若當年曾經出現血腥鎮壓、大規模逮捕異議分子，或是現在與俄國關係惡劣，則推行洗滌的難度較低，強度也較高，若僅作監控，而監禁的案例較少，或現在與俄國關係緊密，洗滌法則較無法發揮作用。
從實務上來看，洗滌的深度與廣度，包含洗滌的對象、年限、職務（例如是否超過公職人員範圍）也會影響到該國的洗滌強度，以及可能被洗滌對象的數量。以立陶宛來說，由於被列入洗滌的職位不多，年份也限定在1990年3月11日以後的KGB工作人員，因此被停職的人數不多。
從本片來看，金塔斯、羅莎⋯⋯等人都是洗滌法的漏網之魚，這些人在立陶宛中或許不在少數，甚至政商關係良好，與政局變動息息相關、利益盤根錯節。對該國政府而言，洗滌進程與民主化程度密切相關，不論基於國家安全或轉型正義，都必須正視這群人的存在。
轉型正義幾乎也必然伴隨著世代衝突，本片英文名 "The Generation of Evil" 便透露了世代是其中的重要命題，儘管導演並沒有為「何者是邪惡的那一代」下定論。金塔斯一代是被奴役的一代，不論是成為鷹犬一同壓迫他人，或是匍匐於社會底層，都為政權所奴役，而其兒女是被欺騙的那一代，後共國家尚未完成轉型正義，未能揭開歷史的刻痕。
導演先是透過孩子們介紹自己的父母是多麼好的人，後頭則揭露許多人晦暗的過去，形成強烈對比。有趣的是，選角指導邀請Saulis Siparis（飾演檢察官萊蒙納斯）、Vaidotas Martinaitis（飾演法官朱利耶斯）的兒子Marius和Ignas來試鏡，前者甚至沒有演戲經驗，兩人出演了父親角色的年輕時期，他們以這樣特別的方式，繼承父輩某個部分，亦如國家歷史的傳承。
此外，導演過去曾在莫斯科拍片，而飾演羅莎的Ingeborga Dapkunaite過去長居於俄國（俄烏戰爭爆發後已離開），兩人與俄國社群的關係，在本片上映後也成為焦點之一。本片原也期待能在俄國上映，但從目前情勢看來頗有難度。
如何與蘇聯歷史和解？
前文提到後共國家與俄國的關係將影響洗滌進程，而波羅的海三國境內俄羅斯裔公民比例有所落差，亦是三國政府推動法案時的考量之一。蘇聯解體之初，曾有大量俄羅斯人回流至俄國，但仍有許多俄羅斯人選擇留在原出生國，因為他們早已認同該國才是自己的母國，這在移民二代、三代上特別明顯。
不同族裔的往來本就是一道難題，而其父輩的母國與今日認同的母國關係不佳時，共榮成為奢侈，衝突才是常態。蘇聯解題頭幾年，俄羅斯裔選擇離開立陶宛的原因以「經濟因素」為最大宗，比例略高於因「族群關係惡化」而離開，而選擇留在立陶宛的原因則以「祖國認同」、「親人住在這裡」為最主要的原因。社群連結與情感認同對於俄裔立陶宛人與立陶宛主要社群的融合十分關鍵，因此在推動與俄羅斯、蘇聯相關的法案時，經常需要考量到國內俄裔公民的聲音。
《萬惡世代》透過一連串凶殺案帶出後共國家的轉型正義挑戰，無獨有偶，匈牙利也曾推出類似的電影──《自殺X檔案》（X - The eXploited），同樣是以一樁樁兇案揭露死者曾為蘇聯政權爪牙，顯示後共國家的電影工作者已然注意到本國的轉型正義問題亟需被重視，而類型電影中挪用的種種暴力，即是國家暴力歷史的象徵，亦是在這個時代疾呼人們關注的一道道槍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