劊子手能上天堂嗎?俄國《大尉叛逃記》祕密警察懺悔錄 | 吳思恩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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劊子手能上天堂嗎?俄國《大尉叛逃記》祕密警察懺悔錄

《大尉叛逃記》劇照。 圖/IMDb
《大尉叛逃記》劇照。 圖/IMDb

大尉叛逃記》(俄文片名:Капитан Волконогов бежал)被許多俄羅斯影評人盛讚為2021年度最佳俄羅斯電影,也榮獲俄羅斯影評人協會最佳影片、男主角和女配角,在國際影展也頗有斬獲,不僅入圍威尼斯影展主競賽,還獲得費城影展最佳劇情片。

大清洗的恐怖氛圍回來了?

本片聚焦史達林時期大清洗的高峰——1937至1938年,肅清對象上至黨內同志,下至市井小民,許多黨員接受調查後便一去不回,「可能的叛國者」被一個個拔除,終於輪到了備受賞識與敬重的祕密警察沃克諾戈夫大尉。與其說本片是一部重訴歷史的轉型正義作品,不如說它是一部警醒世人(尤其俄國國民)的佳片。

去年甫逝的導演羅戈日金(Александр Рогожкин)在1992年——蘇聯剛解體之際——推出了The Chekist(俄文片名:Чекист),講述蘇聯秘密警察「契卡」的成員,30年後,俄國終於再度出現一部回望秘密警察的電影,就在羅戈日金離去的這一年,秘密警察的暗影仍然籠罩著俄羅斯。今日,得利於資訊流通、國際交流頻繁,較不容易有如史達林大清洗規模的悲劇,但在俄羅斯,國家對於言論、思想的控制,以及人民長久以來視君如父、如主的信任和忠誠,依然普遍存在。

本片之所以會引起熱烈討論與讚賞,不只是因為其優異的劇本編寫和美術呈現,更因為這是繼阿列克謝蓋爾曼(Алексей Юрьевич)、巴拉巴諾夫(Алексе́й Балаба́нов)1之後,又一個針砭現世,同時遊走於政權紅線的電影。

本片獲得俄羅斯文化部、愛沙尼亞文化部、Eurimages的財政支持2,代表這是一部經由歐、俄力量完成的電影,「史達林大清洗」尚非俄國政府禁止的題材,它代表著當代俄國境內較為溫和、但卻深具諷刺意味的異議方式。與解凍時期拍攝二戰、史達林政權等「打破神話」的蘇聯電影不甚相同,他們僅距離這個神話稍遠一些,以便更為完善的處理,並同樣具備人道主義精神。

導演娜塔莎摩古羅瓦(Наташа Меркулова)和艾力克西楚波夫(Алексей Чупов)創造的1938年是如此真實,卻也有些架空。《大尉叛逃記》的1938年正值蘇聯五年計劃,幕後黑手「內務人民委員部」(НКВД)未曾被提及,但所有人都知道是它操縱著一切,巨大的紅色飛船在天空飛行,到處都是鮮豔的紅──秘密警察、人民的血。秘密警察身上的紅色緊身衣企圖掩飾他們真正的職業,好似在社區中踢足球的一般男孩,這套服裝特別設計地具有現代感,彷彿這樣的紅克服了解體的混亂,再度安穩地於今日俄國土地上滋長。

《大尉叛逃記》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大尉叛逃記》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迷失的「加害者」

大尉的姓氏由「狼」、「腿」二單詞構成,不只意味著他不斷地奔跑、逃命,更意味著他的腿在過去是由黨、由國家來壯大,而著名的交響童話《彼得與狼》(Петя и волк)正式首演於1937年,亦標誌著這風聲鶴唳的年代。

某個晚上,他遇到了幾個人,討論著飛機的俄文究竟該怎麼說,卻無一正確,他們分別説了法語、德語、希臘語的單詞,也表現了國家其實正處於前路迷茫的交叉口,它努力尋找自己的出路,想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觀與史觀,從歷史上來看卻依然失敗,而大尉正是國家機器底下又一個前途未卜的人。

大尉在逃跑的過程中遇見了已被肅清的同志,他告訴大尉,在死前至少要獲得一個受害者家屬的原諒,否則便會下地獄,無法上天堂。於是,大尉只得拿走他的檔案,一一拜訪受害者家屬。

不論是大尉求寬恕的過程或動機都非常地諷刺。首先,他是為了「上天堂」才動身、叛逃,但共產黨員本該是無神論者,就像追捕他的上校質問的一樣:「你真的信那套啊?」因此不論是他尋找受害者家屬告解、揭發真相的行為,或是相信「天堂」,都不容於共黨體制,大尉的作為有很濃厚的東正教色彩,一生都沒有犯過錯的人上不了天堂,犯過錯並且得到原諒的人才有資格上天堂。

俄羅斯至今已有不少關於宗教性的「寬恕」議題的探討,《孤獨之島》(俄文片名:Остров)導演隆金(Павел Лунгин)曾在回答觀眾問題時說:「這部電影是拍給那些飽受折磨的人,那些沒有失去尋找生命意義的希望的人。」並引用了別爾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1874-1948)的話:「在我看來,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受苦的無神論者比一個自滿的基督徒更接近神。」或許大尉祈求寬恕的過程,也可以用這段話來理解。

《大尉叛逃記》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大尉叛逃記》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再現受害者家屬群像

隨著大尉前往尋找受害者家屬,觀眾可以發現他似乎不是真心懺悔,他半逼迫著家屬們說出諒解之語,甚至說出了「原諒我你會輕鬆一些」這樣荒誕的辯解,也讓我們看到今日轉型正義過程中許多加害者的影子,原諒從來不是加害者能夠決定的,受害者及其遺屬才是能夠決定是否繼續聲討的人。

片中大尉遇到了各式各樣的受害者家屬,睡在停屍間的女兒、因悲傷而陷入瘋狂的妻子、自豪的忠貞黨員父親、尋死的丈夫、弱小但直白而尖銳質問的孩子⋯⋯等等。他們構成了俄羅斯的國家肖像,由那些曾經被遺忘、掩蓋的一群人們組成,他們被視為潛在罪犯,可能因為職業、祖籍或單純的一個無心玩笑,成了國家肅清的對象。

大尉所代表的加害者幾乎是天真甚至愚蠢的,他在逃亡的過程中,試圖明白他的罪行,被迫嘗試不再說對受害者施以「特殊方法」,而是直接承認施以「刑求」,承認罪名、揭開真相,最後才可能予以賠償,而對受害者家屬來說,獲得真相、洗刷罪名,或許才能使他們重獲繼續向前的力量。

而追捕大尉的上校明明心底暗忖自己是否有病,也找醫生診斷了,卻不願意聽病因,只想要醫生開處方籤,凸顯了體制裡那些內心早有動搖,但不願面對事實的人們的心態。

《大尉叛逃記》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大尉叛逃記》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小結

在今日製作一部關於史達林大清洗的電影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任務,因為難以選擇一個適切的力道與切角,若放入過多隱喻,就容易被指責為「打擦邊球」。

《大尉叛逃記》試圖將1930年代的大清洗挪移至現代,創作於1933年的歌曲〈草原啊草原〉(Полюшко-поле)幾乎貫串全片,不只是秘密警察平常娛樂表演的歌曲,也是大尉同袍遭刑求時唱的歌,更成為本片片尾曲。

片尾曲則是由聖彼得堡樂團Shortparis演唱,這個樂團經常因為他們對模糊隱喻的熱愛受到批評,批評者認為Shortparis好像在抗議什麼,措辭看似尖銳又好像什麼都沒說,似乎也代表著導演預料到本片面世後會引起這類評論吧。

  • 本片服裝正是由設計師——巴拉巴諾夫遺孀娜傑日達.瓦西里耶娃(Надежда Васильева)創作的。
  • 導演前作《更難以啟齒的事》(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удивил всех)是一部LGBTQ題材的電影,同樣獲得歐、俄財政支持,更在尼卡獎獲獎,顯見導演處理俄羅斯國內爭議題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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