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金主」的俄國電影產業：領補助都是「愛國爛片」嗎？

吳思恩 12 Apr, 2022

好萊塢巨頭包括迪士尼、環球、索尼、華納兄弟和派拉蒙，已停止在俄羅斯發行新電影。圖為2022年4月的莫斯科Oktyabr電影院。圖／法新社

俄烏戰爭爆發以來，迪士尼、華納兄弟影業、環球影業等美國片商皆暫停在俄國上映電影，相關抵制行動更擴及美商在俄國投資拍攝、代理發行的俄國電影。此外，各大影展也做出政治表態，紛紛表明不歡迎俄羅斯官方代表，但同時也表示不該以「國籍」為標準，完全禁止俄國電影參賽、參展，應關注並支持那些反戰藝術家的作品。如今，坎城影展即將公布今年（2022年）的片單，其中會有多少來自烏克蘭及俄羅斯的作品成為全球關注焦點。

沙皇也愛電影？補助及干預電影的淵源

俄羅斯在行政風格上仍保留著強烈的「蘇聯式大政府」色彩，事事都要國家插手干預，各領域的補貼、補助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在俄羅斯經濟最為低靡的90年代，俄國電影的數量也在1996年到達低谷，加上過去鮮少有機會看到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電影，全面對外開放後，俄羅斯發行商大量代理歐美電影，從最賣座的好萊塢大片到國外乏人問津的C級電影，都佔據了俄羅斯銀幕。

2000年後，俄羅斯經濟趨於穩定，開始有更多私人、國家資金投入電影產業。在公部門方面，俄羅斯主管電影的兩大部門——文化部與電影基金會，針對補助項目有完全不同的偏好取向，看似對立卻又互補。

在俄國的《2030年國家文化政策戰略》提到：「最重要的創意產業之一是電影，它與大眾媒體一同大大影響了現代人世界觀的形成。」凸顯俄國政府對於電影產業的看重。這個概念其來有自，在帝俄時期即使尚未有一套完整行政規劃，沙皇已開始資助愛國電影拍攝，1919年列寧更將電影業收歸國有，可以看出自1896年俄羅斯首次接觸盧米埃兄弟的電影後，便感受到了電影的強大宣傳力和影響力。

文化部的主要支持對象是兒童和青少年電影的製作和發行、科普和動畫電影這類具有教育及社會意義的電影類別，以及處女作、作者電影、實驗電影、紀錄片等較難籌措資金、較不具商業優勢的電影。相較之下，電影基金會的補助選擇標準與主責範圍明顯更具利益導向。

1999年，觀眾在莫斯科的Kinodrom汽車戲院觀看蘇聯導演Vasili Pichul的電影。圖／法新社

愛國電影主要資金來源──加劇「大者恆大」的電影基金會

電影基金會年年將俄國電影公司做評級，並釋出「國內電影製作業領先者」名單，在此名單中的公司可以優先獲得補助，評選標準包括票房、電影公司近年工作狀況等等。這代表能進入名單的公司本來就已經是俄國電影業巨頭，卻依舊能優先獲得補助款，導致大者恆大的局面。

在2012至2021十年間，有四家公司年年入榜：藝術電影工作室（Арт Пикчерс Студия）、斯特維（СТВ）、特里特（Тритэ）、中央夥伴關係（Централ Партнершип）。「藝術電影工作室」的創辦人邦達爾丘克在2005年加入統一俄羅斯黨，在普丁兩度擔任總統期間都任職其文化藝術理事會成員，目前更是電影基金會專家委員會成員。他在政治光譜上與普丁接近，在十分具指標性的「克里米亞」問題上，連署了〈俄羅斯文化工作者－支持總統對烏克蘭和克里米亞之立場〉，其執導之電影也不乏許多愛國戰爭電影，顯現了他對於普丁個人及其文化政策的支持，兩度成為普丁參選總統時之受託人之一。¹

「特里特」創辦人米亥科夫長年被納為聯邦政府一員，曾任文化顧問、國防部公共委員會主席等，在政治界十分活躍，積極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在俄烏問題上始終支持政府做法，並與普丁關係密切，是其2018年參選俄國總統的受託人之一，並長期擔任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主席及俄國電影協會主席。

「中央夥伴關係」於2014年被俄國最大的媒體控股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媒體」（Газпром-Медиа）收購，與政府之關係自然較積極正面，近年來作品則多以類型片為主，成功推出不少高票房大片，其中包含許多愛國主義電影。

「斯特維」創辦人為西里揚諾夫，近年斯特維所推出的作品無太濃厚的政治性，許多電影是瞄準兒童或家庭觀眾的喜劇及家庭電影，西里揚諾夫雖然沒有太多針對政治問題的發言，但也擔任不少電影界要職，如：電影及電視製作人會的理事會主席、電影基金會專家委員會成員等，更可以看出電影基金會補助的電影製作公司大多與政府關係良好，或者至少不惡劣的單位。²

獲電影基金會補助的電影得以製作出具高水準聲光特效的商業大片，劇情則瀰漫愛國主義氣息，不論是軍事、歷史或是體育題材，都一再強調蘇聯時期榮光或者企盼取得對於「二戰歷史」的詮釋權，而這些題材也是俄國銀幕上少數能與好萊塢電影票房匹敵者，意即「愛國電影」不只是政府、製作公司的偏好，同時也是觀眾的選擇。

領補助只能拍出政府視角的「愛國爛片」嗎？

令人玩味的是，在台灣院線能看到的俄羅斯電影大抵也就分成這兩大類，一是愛國主義大片，二是極具導演個人風格的作者電影或類型片，無關乎是否領取補助。而這裡要提出的問題是，領政府補助的電影必定是愛國大爛片嗎？

在2012到2019年的A級影展中，俄國電影共獲得72個獎項（包含非競賽類獎項），獲獎電影數量為52部，其中有一個是蘇聯電影《見證》獲2017年威尼斯影展「最佳修復影片」，現代俄國電影佔51部，其中未獲補助者有25部，獲文化部補助者有20部，獲電影基金會補助者有九部，其中有三部是兩個補助皆有。獲得補助與沒有獲得補助的電影數量無顯著差異，而獲補助之得獎片以「文化部補助」較多，這也與俄國文化部的補助偏好選擇有關，文化部的補助款真正幫助了有志於電影創作但苦於資金難尋，或正在拍攝首幾部電影、較無名氣卻具有發展潛力的電影導演。

坎城影展顧問、UniFrance中東歐代表Joël Chapron日前接受俄國電影媒體採訪，他表示對俄羅斯電影的未來感到悲觀：「在不久的將來，俄羅斯電影既可以在歐洲拍攝，也可以在新鐵幕後面拍攝。如果一個製片人在俄羅斯接手重大專案，他不能沒有國家資金，但這將阻止他進入國際市場。如果導演想拍一部相對較大的電影，我看不到國家支援或寡頭資金的替代品。不一定是一部大片，而是一部大型電影，成本從三百萬到五百萬歐元不等。」除了政府補助之外，在俄國很難快速找到足以支撐電影拍攝的資金。

如今不少俄羅斯導演離開俄國，前往西歐或波海三國等地，包括賽勒布倫尼科夫、巴拉戈夫等等，仍然持續在社群上傳達反戰訊息，未來也可以預見他們推出新作。然而，正在起步的新導演或許就難以獲得國際資金的支持，甚至只能申請國家補助款。從近年的影展競賽片、放映片當中可以發現，即使該片獲得國家資金，也不代表它就是一部愛國電影，但當國際資金不再，政治氛圍緊縮之後，誰能向他們伸出援手？

俄烏戰爭爆發不久，各界發表了反戰公開信，其中藝文工作者、電影導演的連署尤為熱烈。烏克蘭名製片人羅德尼楊斯基日前投書《金融時報》，呼籲西方除了發動制裁之外，也應保護為國家改革而奮鬥的俄羅斯人，並說明在冷戰期間，西方仍然幫助居住於蘇聯內部的異議者。近年以紀錄片聞名各大影展的烏克蘭導演洛茲尼察也說，當他聽到禁止俄羅斯電影的呼聲，他想起了自己正直的俄羅斯朋友，他們也是這次侵略的受害者，不應用護照來判斷一個人，而是透過他們的行為。

小結：勿忘歷史巨浪下的僑民與抗爭者

在藝文工作者漸漸離開俄國以後，筆者曾經思考，這會不會導致俄羅斯歷史上又一波僑民浪潮？在過去，俄羅斯僑民扮演了西方理解俄羅斯文化的橋樑，他們希望能夠保存、展現在祖國正在消失的、被歪曲的、被禁止的俄羅斯文化，與留在國內的俄羅斯人／蘇聯人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俄羅斯文化的對抗。

俄羅斯僑民代表了遠離祖國、脫離現實、有思鄉病和孤獨感的悲劇，然而過往的俄羅斯僑民受到了西方國家的歡迎和保護，今日是否也能如此？那些選擇留在國內的抗爭者，是否能被西方社會所接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