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禁片女導到桂冠加冕——剖析前蘇聯傳奇導演琪拉．穆拉托娃

吳思恩 16 Sep, 2020

我的宿願是隱身，讓電影留下。
Моя мечта - исчезнуть, и чтобы остались только фильмы.
——琪拉．穆拉托娃（Кіра Георгіївна Муратова）

今年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獎頒給了導演許鞍華，及演員蒂妲絲雲頓（Tilda Swinton）。蒂妲絲雲頓從評審團主席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手上接過獎座顯得別具意義，兩人都是持續為性別平等議題發聲的優秀演員。2018年坎城影展，凱特布蘭琪率領82位女星親臨《太陽之女》（Girls of the Sun）紅毯，表示支持該片；而去年同樣在坎城影展，蒂妲絲雲頓特別提及女性導演地位長期被忽視的問題。

她舉的例子，便是今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的焦點影人——琪拉．穆拉托娃（Кіра Георгіївна Муратова），蒂妲絲雲頓表示「她的訃聞只有這麼薄，而且還只出現在國家級報紙上，但任何一個男性的大師級導演過世，大家都會搶著作紀念專題。」

事實上，這不僅僅是性別問題，更是權力以及話語權的落差。男性導演獲得的關注遠比女性導演多，而歐（或更精確地說，西歐）美導演獲得的關注，亦遠比其他地區的導演來得多。穆拉托娃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是蘇聯／烏克蘭導演，在西方世界受到的關注極少，然而烏克蘭、俄羅斯等國家卻對她十分推崇。

2018年6月6日這天，穆拉托娃結束了她精彩、反叛的一生，佔據了當地媒體三天的報導與哀悼，直至今日依舊有人在彙整、分析穆拉托娃的執導作品。今年女性影展將穆拉托娃一生22部作品的其中五部引進放映，不僅是在性別議題上拓展台灣觀眾的眼界，更是在藝術性上提供觀眾不同於西方典型的美學，相當難得。

從禁片女導到桂冠加冕

琪拉．穆拉托娃出生於現屬摩爾多瓦的索羅卡市，原名為琪拉．克洛科娃（Кіра Короткова），她先是就讀莫斯科國立大學語言學院，25歲畢業於蘇聯國家電影學院（VGIK）導演系。

穆拉托娃在蘇聯國家電影學院求學過程中，認識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亞歷山大．穆拉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Муратов）。兩人共同執導了短片《Spring Rain》（Весенний дождь，1958），穆拉托娃更在片中參演一角；畢業作品《On the Steep Cliff》（У крутого яра，1959）亦是由兩人共同執導。

1967年，穆拉托娃第一部獨立指導的長片作品《萍水相逢》（Короткие встречи）問世，尚未公映即遭禁演，且一禁就是20年。四年後，第二部長片《漫長的告別》（Долгие проводы，1971）使得她被蘇聯電影工會除名，本片亦遭禁演。這兩部長片已然揭示穆拉托娃作品欲探討的主題，以及她對道德問題、模棱兩可且歧異的人性的深刻興趣。

《萍水相逢》誕生於「解凍時代」的末期，卻又直接挑戰當年政府的審查標準。本片談及社會階層的問題，以及中心與邊陲之間難以跨越的鴻溝，這些都是在過往蘇聯電影中難以看到的議題。穆拉托娃的首部獨立長片，就已為其激進且自由的導演生涯譜下前奏。

1985年戈巴契夫當選蘇聯總書記，開始進行一系列改革，社會風氣隨之轉變。1986年，第五次全蘇電影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始進行電影業的大規模改革，解禁許多先前被禁映的藝術電影，《萍水相逢》與《漫長的告別》也在解禁之列。然而，即使是相較之下最為開放的戈巴契夫時期，穆拉托娃的《衰弱症》（Астенический синдром，1989）因為其政治諷刺意味濃厚而遭禁映，成了戈巴契夫主政下，唯一被禁的電影。

本片在西方世界獲得極高聲量，更一舉奪得1990年柏林影展評審團大獎銀熊獎。蘇聯解體後，穆拉托娃曾多次獲得俄羅斯尼卡獎、金鷹獎、索契電影節的青睞，更榮獲烏克蘭最高國家文化藝術殊榮「舍甫琴科獎」的肯定。

以電影之名的禁止與哀悼

如此獲得烏克蘭、俄羅斯多次肯定的人，卻成了蒂妲絲雲頓口中被忽視、低估的女導演，顯然問題不只出在性別。穆拉托娃經常被冠以「前蘇聯被禁最多電影的導演」，如前所述，《衰弱症》獲得柏林影展銀熊獎，也獲隔年俄羅斯尼卡獎最佳電影；但一如許多在三大影展獲獎的俄羅斯電影一般，這些作品經常是諷刺俄國、甚至被禁播的作品。

穆拉托娃的電影曾被蘇聯當局貼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反蘇聯」、「扭曲蘇聯人民形象」等標籤。不過，西方世界對這些作品的推崇經常是一頭熱，風潮過了之後、導演逝世之後，會去紀念這些作品的人們，依舊是那些身處曾遭禁映的國家中，深愛藝術與電影的人們。

穆拉托娃明白屬於這裡的醜惡，也理解構成這些醜惡的情感與思想，是如何創造其獨有的蒼涼與美。她的作品總是醜陋與美麗互相交織、牽引，精準地刻畫俄羅斯這片廣袤之地的前世今生。而人們又怎能不愛如此理解著自己、不論美醜都捧於手心、獻祭於世的藝術家呢？

穆拉托娃的生日與忌日總伴隨著關於她、關於其作品的報導，她75歲生日時，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和總理普丁紛紛對她獻上祝福；2018年逝世時，亦以政府的名義致哀，顯然這位曾經的「地下導演」，今日已成為俄羅斯與烏克蘭人民心中無法被取代的存在。

當年烏克蘭國家電影局更以「無法彌補的損失」來哀悼穆拉托娃的離世。曾與穆拉托娃合作《永恆的回歸》（Вечное возвращение，2012）和《Three Stories》（Три истории，1997）的演員馬克維茨基（Сергей Маковецкий），也以如此哀戚而情深的語句表達自己對她的崇敬：「琪拉．穆拉托娃是一位獨特的大師，並且拍攝了獨特的電影，以前沒有這樣的導演，現在也沒有，未來也不會再有了。」

百無禁忌卻簡單的創作者

穆拉托娃是個比想像中更為「簡單」的人。她優雅地與人交談，未曾顯現老態；她不甚重視名望，也不喜歡受訪，希望自己只在電影裡被看見，且因為電影而被記得。她經常在敖德薩拍攝電影，每當被人問起為什麼總在敖德薩拍攝時，她說：「因為我住在這裡啊！」

評論家對穆拉托娃的作品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她一生都在拍同一種電影，有人認為她每一部電影都不同。當然，也有人試圖質疑她的導演身份，認為她只是狡猾地善用其獨特審美與古怪的拍攝方式，或說「只是一位作家剛好把自己的想法拍出來」而已。然而，穆拉托娃不在意這些言論，因為對她來說，電影除了是藝術，更是生活。

她從蘇聯時期就百無禁忌，挑戰新的美學、新的觀點，也挑戰社會風氣、挑戰威權。穆拉托娃不斷開創新的電影語言，起初是社會主義，接著受到法國新浪潮的影響，快速切換場景以及創新的剪輯手法，都可以在她的電影中看到。穆拉托娃常說，她在工作中最喜歡的就是「剪輯」，並表示：「我不僅愛它，我崇拜它。這是全世界裡我最喜歡的東西。」

此外，穆拉托娃可說是蘇聯電影中，第一個擺脫主要和次要劃分的人——角色在某一時刻可能不再具有決定性，或者推動劇情的角色突然換了另一個人等。比如在《Three Stories》中飾演謀殺者的蕾娜塔．利特維諾娃（Рената Литвинова），亦是《The Tuner》（Настройщик，2004）海報中拿著大鐮刀的女人。這個安排可讓看過舊片的觀眾有不同的思考，但無礙沒看過的人欣賞新作品。穆拉托娃總是喜歡在電影裡藏些巧思，等待觀眾拆解、玩味，欣賞其作品，就如同進入屬於穆拉托娃的獨立世界。

同時，她也不吝讓更多優秀的女性一同進入這個世界。利特維諾娃多次參演穆拉托娃的作品，在成為演員之前，她已因優秀的劇本而被穆拉托娃相中。穆拉托娃讀了她的第一本劇本，甚至想翻拍它；而利特維諾娃曾說：「穆拉托娃教我愛電影和寬容。」

電影裡的俄國文學

由於穆拉托娃曾經修習語言學，使得電影對白及敘事手法的文學性特別突出。其作品角色的對話經常牛頭不對馬嘴，總是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個話題，或者不斷重複同一個情節、特色。

在《萍水相逢》中，片子多次使用「親愛的同志們」開頭，並在片尾揭示這句話對於主角的影響。除此之外，《萍水相逢》與《漫長的告別》在原文片名中正好是反義詞，暗示了這兩部片可以從完全不同的視角來理解。穆拉托娃如詩的電影，以及與俄羅斯經典文學的互相輝映，更使得其作品富含深度與獨特美學。

在《漫長的告別》片尾，舞台上的表演者演唱著〈帆〉（Парус），正是俄國文學家萊蒙托夫於1832年寫的詩，呼應片中母親與兒子之間的情感拉扯。本詩也被萊蒙托夫運用於長篇小說《當代英雄》中的〈瑪麗公爵小姐〉，俄羅斯電影史上受此啟發或改編的作品更是不計其數。

穆拉托娃亦是眾多文學改編電影的愛好者之一。《Among Grey Stones》（Среди серых камней，1988）改編自人權作家柯羅連科（Владимир Короленко）的作品《In Bad Company》（В дурном обществе），但因為穆拉托娃無法接受審查結果，而將自己的名字從中刪除，改用「伊凡．西多羅夫」替代；《Chekhov's Motifs》（Чеховские мотивы，2002）則是以契訶夫的兩部作品《Difficult People》（Тяжёлые люди）和《Tatiana Repina》（Татьяна Репина）為基底來改編。

值得注意的是，在穆拉托娃的作品中，卻不見對於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作品的改編；而其實她曾多次在訪問中談及對托爾斯泰的喜愛。她認為每個人都應該閱讀托爾斯泰，且仔細閱讀的話，每個人都會變得善良且睿智。

在體制中尋求改革

穆拉托娃很難被歸類，不只是因為她一生只在烏克蘭敖德薩拍完所有俄語電影，也因為她標誌著蘇聯藝術的某個面向，同時又是個「非」蘇聯的激進藝術家。她獨特的電影語言，雖富含俄羅斯文化與歐洲文化，卻被歐洲電影圈所低估。

拍攝《Change of Fortune》（Перемена участи，1987）時，穆拉托娃選擇娜塔莉亞萊布爾（Natalya Leble）擔任女主角，但根據當時的規定，與外國人結婚並定居國外的蘇聯公民無權回國工作。因此穆拉托娃寫信給時任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詢問是否可能針對這個情況給出對策，結果戈巴契夫夫婦回應她，他們知道而且喜歡她的電影，並承諾修法。於是，該片成功地邀請萊布爾回國拍攝，也開啟了這位女演員重返俄羅斯電影之路。

幾年後，她的經典作《衰弱症》被禁，卻又於1991年獲得尼卡獎最佳影片殊榮。有人稱穆拉托娃的作品是「影展作品」，這可以是誇讚，也可以是嘲諷。即便她的鏡頭總是對準小人物、那些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角色，但她的作品依舊如此「難」看，且坎城影展與威尼斯影展並沒有為其加冕。她並不在意這些，甚至認為參加影展讓她筋疲力竭，是製片人想參展，而非她想參加。

在蘇聯解體後的頭幾年，許多導演因為國家市場自由化、美國影片大舉入侵，沒有資金拍攝電影，或者拍的電影觀眾不買單而失業。但穆拉托娃依舊端出許多好作品，且對於人性與社會的刻畫力道，不因政府管制稍微放鬆而減弱。或許我們能從她接受專訪時說的一句話，來理解為何她能夠如此不倦地創作：

拍電影，是我看待人生的唯一途徑。

與穆拉托娃合作過的演員非常多，其中有許多是她在某些場合遇見的，甚至還有部分是她在路上遇到的素人，她認為素人演員能為影片帶來些粗糙感，且更具真實性。也許正因穆拉托娃對於「真實」的著迷，即便她曾參與2003年的紀錄片《Kira》（Кира），但她其實不樂見人們為她塑造形象。她只想留下自己的作品，其餘的不論是日記、骨灰，或是肉身，都應該要消失。（或許我們今日對她的任何描述，也是她希望消滅的東西吧。）

穆拉托娃的葬禮十分簡潔，她不想要有大型排場，僅有親友來弔念，並依照她的遺願火化，連墳墓也不留給世人。製片廠為她舉行的紀念儀式也十分特別，會場播放著電影，但沒有聲音，只有管弦樂伴奏（她一直想拍攝一部無聲電影）——這裡也不會有任何交談，人們把想說的話寫在冊子上，安靜地陪伴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