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CP值，他的血汗：如何反制跨國企業的外包災難？
企業因生產販售商品，為了賺取利潤而降低成本，是一種生物本能，若能將生產風險轉嫁給他人承擔，而又不影響銷售的話，那更是何樂而不為？這就是外包的開始。企業將部分業務外包他人，這個他人通常都在一定的可追蹤課責範圍，也就是購買此商品的消費者，能對承包者生產訊息可親近性越高，該企業越會緊盯要求外包商，一旦評估認為外包風險太大或成本太高，會衝擊商品的銷售，那麼就會放棄外包。因此關鍵在於，一旦外包商出事曝光，消費者越容易得知訊息，其外包管控成本就越大，就越不會外包，反之亦然。
過去一個品牌商品的生產製造，一定會在其可管控的範圍當中進行，以確保其品質，即使將部分零件或生產流程外包，也是在一村一縣或一國的地理範圍之內，不過當這個地理界限被打破，越來越遙遠，甚至到了不同文化、語言與政經體制的國度之際，那麼消費者對於這個品牌商的可追蹤性與可究責性就大幅下降，「外包災難」於焉誕生了。
《外包災難》（Out of sight）這本書是從美國本土的視野出發，作者Eric Loomis以具人道關懷的社會良知，嚴厲批判了美國企業如何將「產業風險」外包到他國，進行全球化掠奪，不負責任地剝削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工與環境資源。而醞釀已久，1992年由美加墨三國簽署的的北美貿易協定（NAFTA），就是倡導自由貿易派的一個成果：「企業遷徙獲得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支持，透過貿易協定、自由貿易區和勞工法豁免條款，已將產業風險移至世上窮人，此舉將工業生產的代價和消費者分隔開來，並損害全美和全世界的勞權和環保。」
作者認為，當美國跨國企業將「產業風險」外包到地球上某個不為人知的窮鄉僻壤角落，破壞當地環境，這個外包災難才是真正造成地球暖化的兇手。不過，由於美國把高汙染產業都外移他國之後，美國民眾已經很少有機會經歷工業化汙染衝擊，因此美國民眾消費某種產品時，由於生產代價與消費者距離非常遙遠，並不會有所反省批判。再加上本地環保團體轉而變成關心阿拉斯加北極熊、亞馬遜叢林等有益於向富裕階級募款的行動，造成美國基層民眾認為氣候變遷的減碳訴求是被捏造出來的陰謀，且直接衝擊本國工作權起而反對；這也成為財團出身的川普可以由此切入動員基層勞工選票的理由。這真是時代的荒謬。
作者對於美國崇尚自由貿易、強調跨國企業競爭力的經濟發展模式深以為憂，他指出：
當我們被跨國企業任意劫持時，就會出現失敗的工會、汙染、不安全的職場和不穩定的經濟。企業對於勞工和地球的剝削，深植於一種尋求利潤，卻不顧長期後果、勞工尊嚴或環境永續的經濟體系。
作者深刻反省，美國這種以降低成本的外包災難造成工作機會的不穩定與喪失、勞工職業安全健康的忽視、環境資源的耗盡與食品安全的破洞，這些因素累積形成了全球氣候變遷的災難。桃園RCA廠區所遺留下來難以回復的工業汙染與侵蝕勞工健康的職業病，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證，至今依然求償無門。
全球化之下，傳統工會運動的侷限與突破
由於世界各國對勞工保護的的不一以及工會跨國連結的困難，造成傳統工會運動在面對全球化資本快速流動的跨國企業投資行為時，根本毫無招架之力，傳統的勞資對抗，單一企業勞工或工會面對企業的外移，常常就地繳械，任由資方將勞動條件向下探底。此外，國家體制為了吸引企業持續在地經營，創造工作機會，也就放任企業違法。更何況台灣原本低落毫無談判能力的工會組織，以及高度依賴加工出口的代工經濟，更是台灣自2000年以來，勞工實質薪資停滯不前的證明。
不過面對如此的險峻情勢，對抗全球化也開始有了兩種新路徑。一、由消費者發動的產品購買抵制行動。二、由金融機構自律規範的金融資本市場的社會責任投資。因為這兩種途徑的帶動，而連帶發展起的龐大跨國勞動監察體系，甚至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
消費者抵制：反血汗工廠運動
美國在70年代由於環保運動開始興起，許多各國際大廠為了要應付環保團體的質疑，開始在公司內設置環保部門。80年代起，消費者的勞動人權意識也開始提昇，跨國企業也開始重視而設立人權部門因應。90年代起，從威斯康辛、北卡、哈佛等大學蔓延至全美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起點是美國大學生對於該校成衣的代工生產過程產生質疑，並進而揭發了NIKE在第三世界國家代工廠的不人道行徑，進而使各大學的學生形成一股跨校園的反對成衣業血汗工廠運動，引發美國消費者的高度重視。再加上當時網路科技蓬勃發展，讓跨國的監督與抵制更容易串連。美國的大型成衣品牌廠商，面對這股消費者強大的抵制與不滿情緒，各大品牌商紛紛制定自己品牌的生產準則（code of conduct），要求在第三世界的代工廠遵循。
美國政府為了因應這股浪潮，1996年克林頓總統簽署「AIP」計畫（Apparel Industry Partnership 成衣產業合作計畫），半強制邀請NIKE、REEBOK等大品牌商加入。後來，1999年成立了公平勞動協會（FLA），除了各大品牌商之外更有美國關注人權的民間團體參與。
不過，由於在第三世界的代工廠大都同時代工數種品牌，每一品牌都有不同的生產準則與各自的勞動監察人員，因此，1997由社會責任國際（SAI）這個組織，根據國際勞工公約與相關人權公約發起成立 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簡稱 SA8000）這個共同認證標準，並開始崛起。各品牌商也紛紛要求其下屬的代工廠必須加入SA8000並取得認證，如此一來也可以免除代工廠要面對各自眾多品牌商的繁瑣行政作業；這也是SAI這個組織所見到的商機利基。
最終，由消費者意識的提升所推波助瀾的抵制行動，導致品牌廠商在90年代末期開始，被納入整個全球勞動監察的體系。代工廠內部設置人權部門，品牌商在第三世界配置勞動檢查員，不管是參與納入SA8000或公平勞動協會FLA的生產準則，都會委託當地工會或人權團體監督。而在中國由於國家極權統治，沒有自主性工會與NGO，因此大多透過跨國會計師事務所與國際認證公司進行勞動監察。
目前這套涵蓋跨國多重團體的勞動監察體系，雖然某種程度上比起當地政府落實當地勞工法令的決心還要大，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勞動人權保障功能，不過，漏網之魚、監視死角與作假蒙騙依舊難以避免，這些認證標準必須再經過時間的考驗。畢竟，目前全球化的生產行動，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距離，還是繼續擴大中且無法拉近，如何避免讓這套國際認證體系淪為公關伎倆與產業商機，則必須回到消費意識的不斷教育與提升，才能有效維持其獨立與客觀性，進而保障最低層勞工的權益。
資金提供者的抵制：各銀行簽署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為了落實企業的社會責任，除了透過跨國勞動監察要求落實對所屬員工的保障之外，另外對於企業資金來源的抵制，是另一個有效的途徑。由此，從2003年發起的「赤道原則」，就成了對抗跨國企業、要求落實社會責任的另一個手段。
赤道原則的創設，核心發起的國際金融機構為了要評估與管理專案融資中的環境和社會風險問題，所制定出來的自願性金融業準則。其要求金融業者對於總投資金額在一千萬美元以上的專案融資，所可能面對的環境與社會問題必須要進行審慎性審核調查義務，如此一來才能實現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
赤道原則並非一個正式的國際條約，並沒有法律強制性，而是由金融機構自願性參加的行為規範，從2003年發起至今，全世界共有37國89家銀行加入。而台灣則有國泰世華與玉山銀行兩家在2015家加入，亞洲其他國家，日本有四家、中國有兩家、南韓與印度各一家加入成為赤道銀行。
投資人的抵制：基金的社會責任投資SRI
2016年12月，歐洲議會通過了一項重要決議，要求勞工退休基金的投資，必須考量環境（氣候變遷、水資源利用）、社會（人權、勞工管理、供應鏈管理）與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反貪腐），也就是ESG這三大面向的投資原則。而且要求在未來兩年內必須落實到歐盟會員國的國內法當中。這項決議，將影響涵蓋歐盟12.5萬個退休計畫，總金額約2.5兆歐元規模的退休基金投資。
歐洲議會這項決議，其實是資本市場上推動社會責任投資（SRI）多年以來的一個里程碑。過去基金投資，都強調其獲利性不考慮其道德性，最早是歐洲一些教會神職人員的退休基金，在進行投資時，教會要求基金管理機構其投資標的企業，必須符合一定道德標準，例如禁止投資軍火、賭博、色情等企業。其後隨著投資大眾對企業的要求越來越高，SRI就成了一股風潮。
企業到資本市場上市上櫃籌措大眾資金，當然必須受到投資人的約束。個別投資人散戶也只能在股東大會發言。不過，當資金龐大的退休基金，也被要求必須落實SRI，或是資本市場開始編列社會責任投資的相關指數，以引導投資大眾的選股的時候，那麼由投資人所發動資金抵制行動，就會開始對跨國企業的投資產生制衡的作用。
以台灣為例，目前由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所管理的勞工新舊制退休基金高達三兆多元，是由勞工每月提撥，其投資當然不能完全以高獲利為考量，必須兼顧公益性與穩定性，某些破壞環境與剝削勞工的血汗或黑心企業當然不能投資。如果這兩兆多元的勞退基金能依循SRI原則，甚至比照歐盟對於環境（氣候變遷、水資源利用）、社會（人權、勞工管理、供應鏈管理）與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反貪腐）的ESG投資準則，如此一來，許多在台灣上市的台商大型跨國企業也能逐步達到國際社會的規範。
當消費者與生產者的距離被外包到一個遙遠且彼此陌生的距離之際，也就是生產風險被隱藏，可以在世界某個角落被忽略，我們必須重新把這失落的鏈結串連起來。不管是身上穿的衣服、腳上穿的鞋子、口中吃的食物、手上拿的手機，每個人都必須詳加了解追究其生產源頭與流程，在這全球網路資訊爆炸的時代，這是輕而易舉的事，也是我們這個世代所能掌握的契機。
戰鬥無所不在，無刻不在，如果每個人每天都能進行一場生活裡的小革命，那麼，外包災難才有中止的一天。
※本文節錄自作者為《外包災難》（漫遊者文化出版）一書所撰寫之導讀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