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家隊：未竟的「台灣奇蹟」，於瘟疫中再現
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新冠肺炎）爆發以後，面對口罩的需求，台灣政府率領地方產業成立「口罩國家隊」，在一個月之內，擴建了60條生產線，使台灣口罩產能從不到300萬片提升到1000多萬片，不僅可以自用，還能夠捐出口罩給疫情更為緊急的國家。
在政府機關——特別是總統的社群網站——定調工具機產業的投入為國家隊以後，這樣的政策修辭更是蔓延到其他產業，現在包括食安、住宿、生技、衛生紙等各種產業，都紛紛喊出各種「國家隊」口號，蔡英文更在敞廳演講中提到「現在我們要打『國際盃』」，似乎在東奧退場後，防疫國際盃一躍而上，成為台灣之光受到注目的重要舞台。
而民眾也如同關注體育賽事的國家隊一般，日日看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直播，日日關注著各國感染與死亡人數，以及各國政策的消長。另外，國家隊這個詞除了國族的認同以外，也反映了在疫情下支撐社會運作的經濟型態。
國家與經濟的分分合合
由政府帶領企業組成的隊伍，可說與這幾年台灣各大企業對國家的期待背道而馳，在過去無論是稅改、勞基法乃至於各種環評議題，大型企業普遍對於政府的看法是越小越好，盡量不要管制他們，更不要提帶領了。
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一書中，我們看到台灣經濟與產業發展的簡短歷史，以及其中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在「經濟起飛」的時期，國民黨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藉由國家與企業間的結盟，由國家的技術官僚主導經濟發展，並藉此鞏固統治的正當性。當然，企業創新也同樣由國家主導。
1990年代以後，在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化的雙重夾擊之下，社會力量逐漸提升，國家受到監督的同時，產業也受到新自由主義市場思維所主導，原本受國家高度管制的企業逐步開放，台灣經濟更傾向由企業集團主導。政商關係明顯往資本傾斜，幾任總統無論是藉由政黨、個人網絡或是兩岸之間的關係推動產業西進，都可以看到政府跟金權的連結。
另外，每次選舉中，候選人總是要回應「拚經濟」的議題，可以看到政黨被預期要更傾向於財團，並且在政策施行上更傾向市場。
產業西進帶動了企業大型化，在2000年後，台灣出口逐漸仰賴如鴻海等西進的大型企業，中小企業不是本身大型化，就是被大型企業吃掉，但這些西進產業的模式卻被許多學者1稱為「葉克膜經濟」的體外循環，也就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對台灣境內的經濟幫助不大。
同樣在《未竟的奇蹟》中，我們可以看到，台商西進中國是逐「低工資」而居，在依靠中國低廉人工的狀況下，台灣勞工不僅沒有從出口得到好處，企業也因此怠惰不需要轉型及進步。書中針對家族企業調查也指出，台灣的專業經理人制度仍然敵不過二代接班，因此無論產業再怎麼擴張，都無法讓台灣的勞工獲益，甚至也無法讓台灣整體經濟獲得提升，只是延後死去的時間而已。
台灣國家隊中的隱形冠軍
但我們也不需要如此悲觀，從《未竟的奇蹟》中我們確實看到了「國家隊」的可能——那就是沒有跟隨西進大隊腳步前往中國，選擇留在台灣的中小型企業們，也就是現在新聞媒體熱愛稱呼的「隱形冠軍」們。
這些中小型企業在過去往往被忽視，甚至被認為是夕陽產業，但憑藉著少量多產的生產模式，以及用品質而非數量取勝等有別於大型企業的競爭模式，產業創新的活動極為活躍。他們不追求廉價勞動力與大量生產，反而著重於品質與精準度，因此需要有現場經驗與有技術的勞動力，提高了勞工的品質與薪資，也讓許多創新的專利得以留在台灣。
而在這些企業當中，不同部門之間的合作更勝於特定企業的帶領，包括公部門或學校實驗室等，都會參與到這些中小企業的創新與學習當中，這產生了與前述葉克膜經濟截然不同的堅韌與毅力，同時也產生了與現在全球產業鍊不同的靈活應變力。
台灣工具機國家隊的成形，與長期累積的實力可以說是息息相關。在這次的災難中，相較於拿了社會與國家許多好處、稅賦減免的大型企業，這些中小型企業反而因為根留台灣，不會因生產線位於中國而受到打擊，而過往與公部門、產學合作的關係網絡，更是可以快速地應變出最適合於當前台灣的生產型態。
小結
台灣的現況自然不同於過往威權政府，運用掌控經濟來強化治理的模式，而是將生產鑲嵌在社會之中，並且於社會所用。但現狀與威權時代不同，並不代表未來也會不同，公民社會持續的監督，必然是確保此經濟型態不走向威權的最佳辦法。
同時，藉由本次「國家隊」的嶄露頭角，我們也應該重新思考對於「拚經濟」的態度，也是時候該挑戰台灣經濟發展「唯有讓企業越來越大、市場越來越自由、政府退守」這些傳統的印象。並且重新想像一個與社會並不互斥的經濟形式，將產業創新的能力留在本土，與社會的需求連結在一起。過去我們或許會覺得這很荒謬，但藉由這次的國家隊經驗，證明了這並不是一件難事，而我們也已經超前部署了。
- 例如《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主編之一林宗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