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看見戒嚴巨靈：黨國體制是怎麼煉成的？
1987年7月15日，30多年前，中華民國政府解除「臺灣省戒嚴令」，結束了長達38年的戒嚴。而其中的「黨國體制」，是戒嚴時期的巨靈，也是奠定威權統治的首要基礎。
舊《陸海空軍刑法》第16條規定：「背叛『黨國』聚眾暴動者，依左列各款處斷⋯⋯為『逆黨』宣傳，陰謀煽惑民眾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條中的用詞意味著，除非這裡的「黨」像國歌爭議中，一樣解釋成「我們」，不然2001年修法前，理應為國家安全奮戰的軍人，卻因上述法律的約束，竟也對特定政黨負有效忠的義務。
這當代民主社會難得的景象，可從國民黨在中國的敗北與撤退說起，該黨當時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先生，以撤退到台灣為契機，痛定思痛反省如何穩固自身的統治權，於是就把矛頭之一指向「黨與政府組織」的鬆散，逐步收攏各式權力於國民黨內，如此「一條鞭式」領導國家組織的黨國制度，正式敲響了權力分立的喪鐘。
蔣介石本人在1950年的《總裁對於本黨改造之訓示》說道：
我們不能容許過去招致大陸淪亡的一切觀念行為和作風，用到台灣來，瓦解我中華民國最後的堡壘，使其重踏大陸各省的覆轍⋯⋯而唯一可循的途徑，就是擺脫派系傾軋的漩渦，滌除人士糾紛的積習，已從新做起的決心，改造本黨。
如同松田康博先生在《臺灣一黨獨裁體制的建立》書中所分析：這樣的宣言，如同全權委託書，要求將黨的人士改造與實際改革全部委託自己，而後來的黨與政府組織，也形同提供蔣決策建言的幕僚機構，並非進行民主決策的合議機關。蔣本人最終毋寧是高於一切，不受任何正式規則拘束的獨裁領袖。
集「政、軍、特、法」於一身
首先，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戡共匪之亂」、「維法統之穩」之名，增添了許多太上條款，架空既有的憲法，讓後者幾乎喪失箝制公權力暴衝的能力。像是「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47條連任一次之限制。」可說是為當權者開啟永久在位的綠燈。
另外，同條款也提到：「授權總統得設置動員戡亂機構，決定動員戡亂有關大政方針，並處理戰地政務。」「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在在都幫蔣強化總統職務上的權柄。
此外，為掌控一般政務，雖表面上仍尊重國家各機關自主運作，但實際上透過黨對公權力滲透，得以監督並指導政治部門的運作，再加上「政、軍、特」的重要菁英幾乎都是黨員甚至蔣的親信，除得到最高領袖的信任與授權，也受到特務機關的監視，鮮少人會徹底反對黨的主張。
後來，蔣在國民黨內設立中央常務委員會（簡稱中常會），方便將其指示，交由政府辦理各項政策與人事案。到了蔣經國先生執政時期，更在召開行政院院會的星期四之前，於星期三召開中常會；這樣的中常會則有「會前會」的意味，愈加彰顯「以黨領政」的風氣。
至於立法院或國民大會的制衡力量，也因國會無法改選——萬年國會的誕生——而式微。由於蔣聲稱要反攻大陸，並要把相關制度原封不動地搬回中國，然而從大陸地區撤退到台灣地區後，對岸已非政府實際所能統治的範圍，因此陷入無法從對岸選出新的議員，想要避免失去代表性，卻難以面對本土進行改選的窘境。
面對此一窘境，被期盼作為「憲法守護者」的大法官，則以司法院釋字第31號默許這樣的狀況，其表示：任期到了，本應改選；然若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無法辦理，至少立法及監察院職權不該停頓，是宜由原代表繼續行使職權為當。
至於國代部分，憲法雖規定任期只有六年，但行政院認為：憲法既另外規定「每屆國民大會代表的任期，至次屆開會為止」，所以只要永遠以「第一屆」為名，就算六年屆至，仍然可以行使職權，就不用例外辦理選舉。
正因萬年國會的正當性，植基於法統的維繫，與蔣介石本人目標一致，自然發展成一種共生關係，像是前面說到：憲法雖然禁止總統連任兩次，但是國民大會卻也可以為了蔣修改臨時條款；而透過萬年國會的持續運作，諸位代表們也可以坐享權力與薪餉。
最後，軍隊的力量對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也是一根極為重要的支柱。比方說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軍隊成為對內威嚇台灣人民的主要工具；1949年國民黨遷台後，也成為對外制止共軍侵台的後盾。
不過，軍隊是怎麼逐漸被蔣所把持的呢？1933年起，蔣介石即開始不斷在各種軍事訓練中宣揚「信仰統帥」的思想，像是蔣曾說：「就全部革命軍而言，我蔣委員長就是一個頭腦，如果你們不信仰我使得全軍頭腦沒有，那麼無論手足怎麼有用也不能作用！」
除了效忠意識的渲染，也透過「政工制度」對軍隊各個層級進行鞏固。也就是說，在軍官指揮的領導體系外，外加「政工幹部」以幕僚長或政戰主管的身分輔佐軍官。因政工幹部有權向上級舉報部隊違法犯紀的狀況，部隊人人的一舉一動都受到高度監控，可說是投鼠忌器，於是軍人慢慢開始對國民黨的指揮言聽計從。
因特務工作繁雜，初期即由蔣介石先生設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召集了國防部保密局（現軍事情報局）、內政部調查局（現法務部調查局）及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俗稱警總）共同組成，藉以串聯各種情治單位，有效蒐集各方情報，即時監視、逮捕或拘禁遊走體制內外的反對者。
恐懼統治與被被介入的司法
而當權者在統整「一條鞭式」的領導中心後，隨之而來的是壓迫基本人權，藉此整肅異己的趨勢。
第一波當然是戒嚴法，與隨之而來的戒嚴令。
1949年5月19日，兼任臺灣省政府主席、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的陳誠，公布《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佈告戒字第壹號》。本戒嚴令大幅限縮人民各種自由，包括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動，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布謠言，而且無論家居外出，人民皆須隨身攜帶身分證以備檢查，否則一律拘捕。種種行徑等同剝奪人民遷徙、集會遊行與暢所欲言的權利。
而1949年制定的《懲治叛亂條例》，更是製造白色恐怖的關鍵法令。
總的來說，觸犯該條例的，如果是軍人，固然由軍事機關審判，但如果不是軍人，卻在戒嚴區域犯法的話，不論身分，仍應由軍事機關來審判；搭配前述戒嚴令的蔓延效果，異議人士往往受到軍事法庭火速且嚴厲的刑罰。
該條例的存在讓許多政治行為備受限制，異議人士常被安置罪名如：顛覆政府、參加叛亂組織或集會、以文字圖書演說作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為叛徒徵募財物或供給金錢資產、包庇或藏匿叛徒、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或縱容等。假如將現今網友們在社群平台上發表的時事評論放在當年，幾乎沒人能逃過前述罪名網羅。如此對言論全面扼殺，讓當時的人們普遍對政治議題噤若寒蟬。
針對政治案件的處罰，除死刑、無期徒刑與有期徒刑等主刑，更有感化教育（俗稱思想改造）、實質等同「抄家」的「沒收財產」；再搭配《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使《懲治叛亂條例》所稱叛徒，或與叛徒通謀勾結之人，都被認作匪諜，並進一步授權治安機關，隨時得逮捕匪諜，或對其實施身體或住宅等檢查，此外，也讓檢舉人就前述破獲的匪諜案件，共同分配被沒收的財產，此舉形同鼓勵密報，也就更加確保反動思想難以蔓延了。
面對前述人權爭議，我們常說「司法是法治的最後一道防線」，但戒嚴時期的法院卻沒有發揮太多制衡作用。
由於實施戒嚴令的緣故，不少案件都劃歸軍事審判，而1956年的《軍事審判法》第133條是這樣規定的：一般判決由該管軍事審判機關長官核定，最高軍事審判機關高等覆判庭的判決，由總統核定。而核定判決時，如認判決的內容不妥，應發交覆議，不得逕為變更原判決之核定；發交覆議，以一次為限，且覆議結果不論變更或維持原判決，應照覆議後之判決予以核定。
也就是說，在政治案件最多的1950年代，當軍事法庭判決之後，必須由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的司令上簽呈給長官核定，再經過國防部的長官（主要是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與總統府的長官（主要是祕書長與參軍長）核閱。在這過程中，這些長官們（尤其是參謀總長與參軍長）多會加註自己的建議，上呈讓總統做最後核定。
所以1960年10月8日，知名的「雷震案」宣判前夕，蔣介石先生便事先召開會議作出「雷之刑期不得少於十年」的指示，讓行政權大開大放地指導司法裁判，並多次在判決簽呈上直接更改刑期，例如在「各判有期徒刑十年」的「十」與「年」之間，用毛筆畫下斜線，加上「五」字並用印確認。
「法官依法獨立審判」的概念，雖早已是當時普世價值，也經我國憲法所明定，然既遭凍結，面對種種「行政公然介入司法」的手法，不免徒呼負負。
更何況，依照前述，上級官員並無任何法律依據可以直接針對判決加刑。請再看一次1956年《軍事審判法》第133條的規定：「核定判決時，如認判決不當或違背法令，應發交覆議，不得逕為變更原判決之核定」。因此，審判流程中任何官員直接在簽呈上加刑的處置，1956年之前固然依法無據，但在1956年之後卻是公然違法。不過這在威權時期，又算得上什麼呢！
解放威權幽靈，對歷史教訓保持警惕
解嚴迄今也30餘年了，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中，仍舊充滿著威權政治的各種遺緒，不管是公共廣場或各級學校，不時可見當年獨裁者的銅像聳立其中，選舉期間也常看到候選人出來歌頌獨裁者的種種事蹟，甚至還仿照辦理。
由於台灣對於轉型正義的意識與執行實在有限，大眾仍停留在過往的潛移默化中，非但察覺不到獨裁者之前打壓異己的動作，竟還能對其國泰民安的神話心存感激，威權幽靈依然冷颼颼地飄在台灣上空。
我曾在〈在228這一天，從《邪惡的見證者》看見德國的轉型正義，也盼望台灣的希望之窗〉文中提到：
支持死刑、主張嚴懲加害人的台灣主流民意，卻對過往威權體制的所作所為，表現出舉世罕見的不以為意，實在是非常強烈的對比與諷刺。直至今日為止，我們從各種報章雜誌所讀到的風向，幾乎都是被害人的身影，很少見到加害人出來表示反省的姿態。
臺灣並不是一個關心「加害真相與評價」的社會。過往如此，曾助長了威權的橫行，而這般放縱對歷史記憶所形成的分裂，也造就了現今台灣社會對於許多政治議題的歧見，讓我們卡在許多不必要的爭執，無法大步向前，一切都來自我們疏於對歷史事實追究。
面對歷史教訓，沒有人想重蹈覆轍讓極權主義再起，但那對權力集中的渴望，就像沉浮海上朦朧看見的精靈一般，聲聲招喚執政者往觸礁的航路上前進，身處同艘船上的我們，若預見了船的未來，怎能不適時出手阻止？
《邪惡的見證者》這本書中肯地提醒我們：「記住，重述，才能持續進行」。作者蔡慶樺提到：已發生的、已過去的錯誤，不會簡單地在歷史中消失，而會成為不斷糾纏著的傷痛，面對的方法就是不能忽略過去，加害者必須負起責任，倖存者必須不怕揭開傷口，去與那段歷史交鋒，如此才可建立正常家園。
對過往保持敏感，可對照納粹時期飽受爭議的公法學者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說：摧毀一切規則的方法就是將重點放在「例外」這個概念上；也就是說，神不知鬼不覺地將例外狀態變為常態的規範秩序，如此人民便會為了虛假的安全放棄真實的自由。這都是我們向未來——無論疫情或主權議題——都應心存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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