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回首侵蝕憲法的戒嚴冰河，以及那些民主破冰者
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在臺熱映，故事背景是甫擴大戒嚴後的光州事變，給人無限反省。而也曾歷經戒嚴時期的我們，在影院感動流淚，羨慕別人能有這樣的作品問世之際，也是時候回首過往，鳥瞰那些「戒嚴冰河」對憲法的侵蝕，以及前人們「破冰」的努力。
常聽人說「憲法是根本大法」，舉凡販夫走卒到達官貴人，都不可牴觸這部規範的要求。而這部規範，不外乎希望人民各項基本權利能確實獲得保障。比如讓人民免於國家任意的侵害，像是在棒球場舉臺灣標誌表達立場時不會被黑衣人抓走，或是被強迫念稿認罪；比如讓人們陷入困頓的時候，像是身心失能或經濟無援，能接受政府的支助重新找回人生；比如關心國家組織的設計，應以「權力分立」的方式打造，讓行政、立法及司法等權力分別由不同機關掌控並互相牽制，避免權力合一，導致所有人在總統府內搓湯圓分豬肉，進而發生徇私舞弊的情況。
然而，就在1949年5月20日臺灣宣布戒嚴生效，並搭配既有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憲法就這樣被硬生生凍結，上面所說的防護罩，也就慢慢被侵蝕了。
戒嚴冰河對憲法的侵蝕
黨國體制的建立，是奠定戒嚴統治的首要基礎。請注意舊「陸海空軍刑法」第16條規定的用語：「背叛『黨國』聚眾暴動者，依左列各款處斷…為「逆黨」宣傳、陰謀煽惑民眾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除非這裡的「黨」像國歌一樣解釋成「我們」，不然2001年修法之前，理應為公益奮戰的軍人因透過上述軍刑法的約束，竟也對特定政黨負有效忠的義務。
這樣的窘境，可從國民黨在中國的敗北與撤退說起。該黨當時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先生，痛定思痛反省如何穩固自身的統治權，於是就把矛頭之一指向「黨與政府組織」的鬆散，逐步安排所有權力相關人士都在國民黨內運作，即可「一條鞭式」控制並領導政權與軍權，然而這也敲響了權力分立的喪鐘。
首先，是掌握一般政務的推動。蔣介石在國民黨內設立中央常務委員會（簡稱中常會），依照總裁或主席的指示，辦理政府各項政策與人事案。在蔣經國先生時期，通常會在星期四召開行政院院會前，在星期三召開中常會，即有將中常會視為「會前會」的意味，也就是「以黨領政」。
其次，是如何擁有穩固政權的武力，也就是重組軍方與特務。軍隊內部普遍設有「特種黨部」，在國防部總政治部的帶領下，透過黨務系統或軍令系統，達到雙重控制軍方的效果。而因特務工作繁雜，初期蔣介石先生設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召集國防部保密局（現軍事情報局）、內政部調查局（現法務部調查局）及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俗稱警總）共同組成，藉以串聯各種情治單位，有效蒐集內外各方情報，即時監視、逮捕或拘禁遊走體制外的反對者，也就是「以黨領軍」。
對人權與自由的侵犯
當權者在統整「一條鞭式」的領導中心後，為求鞏固，則有整肅異己、壓迫基本人權的現象浮現。1949年制定的「懲治叛亂條例」，即是製造許多爭議案件的關鍵法令。
異議人士往往藉此受到嚴厲的刑罰，常見被安置的罪名有：顛覆政府、參加叛亂組織或集會、以文字圖書演說作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為叛徒徵募財物或供給金錢資產、包庇或藏匿叛徒、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或縱容等。若現今網友們（包含筆者）在臉書或PTT上針對時事的評論在當年發表，幾乎沒有一個人能逃過前述諸多罪名的制裁。這樣的言論扼殺，讓當時的人們普遍對政治議題噤若寒蟬。
再來，針對政治案件的處罰，除死刑、無期徒刑與有期徒刑等主刑，更有感化教育（俗稱思想改造）、實質等同「抄家」的「沒收財產」，再搭配檢舉人能「分一杯羹」共同分配被沒收的財產等鼓勵密報的手段，多方確保反動思想無法蔓延。
法院是否能夠守護人權？
戒嚴時期的法院是否還能發揮作用呢？我們常說司法是人權與法治的最後一道防線，可是參諸國史館或檔案管理局高層往來的公文，可知現實並不如我們想像地美好。
例如1960年10月8日，在知名的「雷震案」宣判前夕，蔣介石先生便事先召開會議作出「雷之刑期不得少於十年」的指示，且蔣先生也曾在判決簽呈上直接更改刑期，例如在「各判有期徒刑十年」的「十」與「年」之間，用毛筆畫下斜線，加上「五」字並用印確認。
「法官依法獨立審判」的概念，雖早是當代普世價值，也經我國憲法所明定，然既遭凍結，面對種種「行政公然介入司法」的手法，不免徒呼負負。
有志之士開始發聲
面對這樣無情的壓制，各方有志之士的意見依舊擲地有聲。各位能想像，環繞在各種箝制與資訊的控管下，近五十年前，就能產出關於「一中一台、總統普選、政黨政治、保障人權、健全文官、革除貪污、廢止特務」等觀點嗎？這樣的主張出自1964年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乃由彭明敏、謝聰敏及魏廷朝先生發起。
宣言精華摘要如下：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反攻大陸』已絕不可能，應團結一千兩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立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保障司法獨立，廢除侵犯人權的法規，嚴禁非法的逮捕，審訊與刑罰…廢止特務制度，依民主國家常軌，規定警察的地位和職務，並樹立人民的守法精神…
而這麼奔放前進的思想，自然無法與當時政權相容。當發起人前往小型印刷廠準備排版印發之際，行蹤早已被綿密的情治人員所掌控，而隨之被捕，接受一系列的偵訊與審判。
最後法院認定，謝聰敏處十年有期徒刑，彭明敏、魏廷朝各處八年有期徒刑。因彭明敏先生是國際知名學者，在服刑一個月後獲得特赦，卻另遭情治人員長期監控，猶如軟禁，後在「國際特赦組織」的暗中協助下，於1970年離開台灣，輾轉歷經瑞典，到了美國。謝聰敏及魏廷朝先生，因坐牢期間適逢當局慶祝孫中山先生的誕辰，則取得刑期減半的處遇。
破開冰河的民主運動
前述宣言，正是日治時期以來，人民面對當權者的不斷壓迫而逐漸凝聚的「反動思想」。
臺灣民主運動自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沉寂後，至1950年代再起之際，有兩條大致的脈絡：一條是以臺灣本土政治領袖所主導，透過參與地方政治來宣揚理念；另一條則以自中國遷臺、具自由派色彩的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為主，以創辦雜誌、投入臺派所主導的組黨運動為重要活動。然而這期間期刊不斷停辦，組黨活動也備受打壓，只能在零星且有限開放的地方自治下，推動體制內部分改革。
時至1970年代，異議人士開始以「黨外」名義參選，繼續創立刊物並舉辦活動，努力宣傳理念，拉開另一波的民主進程。雖然歷經1979年美麗島事件，聲勢大幅受創，不過隨著臺灣經濟起飛，還有長時間的民主薰陶，具改革思想的中產階級逐漸茁壯，併同國際外交的崩盤，一起促成後續解嚴的壓力。終於在1987年，蔣經國先生決定解除戒嚴令，讓世界最長、歷經38年的戒嚴令畫下句點。
然而解嚴令，只是一張紙，並不夠能立即塗銷臺灣人長期浸淫在威權統治下所長出的封閉思維，也不能馬上帶走臺灣人對各式政治議題的厭惡，更無法讓所有官僚體系能夠立刻尊重民主、依法行政、發揮共和精神。該如何清除臺灣體內殘存、受戒嚴侵蝕的傷害，就是轉型正義這概念介入的時候。
民主，需要人民共同促成
轉型正義若是頂大帽子，泛稱撫平過往戒嚴的傷口，然而我們還可以付出一己之力，做得更多，比如郭倍宏先生來無影去無蹤的故事。
郭先生當年因鼓吹臺獨思想，被當局列為禁止返台的黑名單。然而郭先生在1989年秘密返台，行程飄忽不定，卻時常笑嘻嘻地出現在警調人員身旁合照，更曾公開宣布將現身於特定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
到了發表會當晚，活動現場被擠得水洩不通，大批憲警更是整裝待發，隨時準備上前逮人。沒想到，郭先生仍能如約出現在講台上。就在台下群眾報以如雷掌聲，憲警氣呼呼地前來抓人之際，在場觀眾像是訓練有素且十分配合地，同時戴上黑色的紙面具。頓時，現場猶如一片黑壓壓的面具海，也讓郭先生能順利隱身及逃匿。事後，臺灣媒體標題表示：「神龍見首不見尾」，日本媒體稱之「忍者」，美國媒體則直指「蝙蝠俠」。
這個傳奇故事，對比《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中穿梭光州拍攝事變現場的德國記者也毫不遜色。我們可發現背後有個共通的概念：任何偉大成就都奠基在無數「自認是小人物的角色」身上，只要有人願意基於信念共同促成社會的改變，不論是冒死傳遞事變影像，或是挺身而出掩護改革運動，都能對民主發展貢獻心力。
如同《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系列作者胡慧玲所說：
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固然重要，卻不是唯一對台灣民主化有貢獻的人。我們不應忘記，每一個運動，即使是失敗的運動，都獲得各式各樣的人的堅定支持……他們或許言語粗俗，或衣冠不整，可是他們為現實壓迫的幾乎無法喘氣的時候，仍然默默付出心力。如果我們忽視了這樣的現象，就不可能理解價值信念在人性中的地位；也不可能理解政治和歷史變革的主要動力。
冰河退去，體認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揮別戒嚴，過往永遠執政的國民黨，已兩度下台，儼然是新的政治篇章。然而不管是誰上台，執政者永遠有追求權力最大化的動機，而不斷進化箝制國民的手段。
美國民權運動家Diane Nash曾言：「每個人都想要有馬丁路德那樣的領袖，民眾必須了解，想改變現狀，需要每個人都思考策略與投入運動。具有領袖魅力的領導人無法使我們自由，永遠不可能，因為自由本質上就是，體認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面臨未來種種人權議題的挑戰，舉凡迫遷、血汗勞動、司法改革或長期照護，我們對於民主價值的追求應長存心中，因為再大規模的抗爭熱度，也只能短暫持續數周。要如何在萬人空巷的迴音之後，還能維持民主運動的進程，就是你我繫諸於心的那分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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