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黃蝶祭思考永續：解嚴後，環境民主了？

2017黃蝶祭祭典定在7月16日，很恰巧的就在台灣解嚴30周年的前一天，冥冥之中自有定數。作為民主運動親歷者，陳菊市長受邀出席黃蝶祭祭典，並提到解嚴30周年的人權進度與民主化，然而卻未回應民間所提出的主要訴求：水資源收支帳、國土安全與落實空污總量管制，讓台下有些失望。

兩相對照下，雙方似乎各言爾志交集略少，令人頗有感觸。台灣民主化以來，環境運動與政治變遷從相互呼應，而今似乎漸漸各自走向不同道路，是以撰文藉黃蝶祭回顧環境民主的發展。

黃蝶祭源自反水庫運動，反水庫又是1990年代環境運動抗爭的一環。美濃水庫計畫與濱南案關係緊密，當年東帝士集團與燁聯集團提出七輕計畫與大煉鋼廠，預定在七股沿海濕地填海造陸開闢濱南工業區，用水則以美濃水庫興建供給。

不過濱南案在地方人士、環團與立委蘇煥智聯合反對之下最終並未興建；而美濃水庫計畫，也在地方居民社團反對，又獲得當時民進黨的支持下而陷入苦戰。

而後，提出計畫的東帝士集團則因財務狀況日趨惡化，且因為開發案遲遲無法通過而遭到銀行團抽銀根，集團內部問題一再浮現，頻頻爆發掏空弊案。最後集團憑藉國民黨中常委的身分，透過政治力施壓才獲得銀行團聯貸，隨後卻旋即遠赴中國，債留台灣超過600億。

2000年陳水扁意外獲勝、當選總統，美濃水庫計畫最終僥倖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宣布停建。另一方，隨著東帝士集團瓦解，濱南案預定地也在2009年劃設為台江國家自然公園，成為台南的新地標。

誠如黃蝶祭中安排野望影展放映美國愛荷華河拆壩故事《鮭魚的記憶》，策展人王誠之回應提問時說到：「環保運動並非是環保運動自身贏得了勝利，而是創造了一股抵抗的力量，支撐著，直到開發的力量因為內部結構的鬆動，自身的空虛擴大、缺點暴露而崩潰。」

解嚴前後的環境民主運動

1987年解嚴以前，由於國際間的冷戰體系之故，產業資本移動從美國移轉到日本、韓國、台灣。威權政體直接以國家力量主導大型開發，經濟建設計畫從十大建設、十四大建設、六年國建等陸續提出。核電站與水庫同樣是國家總體動員資源提供工業發展的一種表現。

當時民間環保力量則憑藉著自身力量發展茁壯，從「不要在我家後院就好」的鄰避運動型抗爭，慢慢演變出自力救濟、反公害，等具有公共化的環境運動意識。此外，民間的反對運動也在環境抗爭當中找到著床的縫隙。特別是鹿港反杜邦運動，是戒嚴體制下首次在總統府前遊行舉牌，空前的跨界串聯也撼動戒嚴體制。在解嚴前夕，環保署成立，杜邦宣布停止鹿港計畫。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誠如鹿港農民所言，擋下了杜邦卻未能擋下自己人的農地違章工廠污染，據環保署今年七月的調查，鹿港鎮內有多處農地重金屬含量超標，面對此類違章的農地工廠造成的國土問題，2016年蔡英文上任以來，新政府似乎未能給環保團體滿意作為。

民主化時代的環境民主挑戰

隨著戒嚴結束，國家介入經濟發展的力量並未立即中斷，在民主化初期，後威權政黨仍然擁有壓倒性優勢，國民黨仍舊憑藉龐大的黨政、黨企體制護航開發案，甚至能左右融資案是否通過，後威權時代藉由這種特許權讓財團靠攏，並透過經濟、交通建設釋放零星的周邊利益收編地方派系支持。

於此同時，反對黨時期的民進黨，以反對開發案上綱到政治議題，環保運動的戰場從地方街頭開展到國會，藉以鬥爭後威權政體。美濃反水庫運動、台南濱南工業區、反核四運動，都可看到民進黨參與的身影。

時間推進至2000年政黨輪替，在核四停建爭議上，執政的民進黨反核立場動搖，遭到反核團體質疑。而隨著民進黨第一次執政，運動者大批進入政府部門，使得環境運動內部經歷很長一段的低潮期重整。

這樣的轉變，是環境民主成熟化重要的階段，環境運動什麼時候跟反對黨合作？環境運動如何與掌權者對話但是保持距離？環保運動與政黨的關係？從這個階段開始有深刻的討論。

什麼是環境民主？

首先必須理解何謂「環境民主」。西方重要的環保著作《寂靜的春天》警示人類不斷消耗資源、破壞環境與生態多樣性的生活方式可能會危及人類文明存續，它也提醒人類是第一個會破壞自己棲息地的物種，警醒人類環境命運與人類延續休戚與共。

環境警鐘就此響起，人類開始意識到不能毫無責任的生產、消費，如何處理生產成本的外部化？社會成本？環境成本？制度成本？都被納入民主社會的政治議程開始深度討論。

如同民主不是多數暴力，環境民主亦非強欺弱、眾凌寡。環境民主所強調的，是透過媒體監督、公眾知情權，開放公民參與，並能讓環團、公民在制度平台上參與博弈，藉此讓爭議越辯越明，並使公眾可以充分理解。

雖然在民主化的時代，開發的力量從國家主導慢慢開始鬆脫，只是由於選舉需要花錢、要花很多很多的錢，所以企業仍然可以透過金錢影響政治人物，或取得政治支持，財團也能藉由財力購買媒體、或投注廣告資金影響報導。由此可見，台灣的環境民主仍有持續要走的路。

公部門也應對於自身在開發案中扮演的角色有所自覺。例如，在爭議案件時，公部門如果身兼開發單位與環評主辦單位應主動退席。然而即便在「人權市長」執政的高雄市政府，也曾經發生在環評會議拒絕環團參與，地方政府身兼開發單位與環評主席如此憾事。

全球化時代的環境民主挑戰

除了受到國家內部政策的影響，環境運動也隨著全球化產生新的挑戰。

2000年政黨輪替同時，世界興起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風潮，這股自由化的潮流，鼓吹減少管制、降低標準，降低資本移動的門檻。

大風吹、吹什麼？吹生產者跑到成本更低的地方。

全球化通過資訊與資本流動，抹平了國界與意識形態的隔閡之後，產業資本從第一世界通過投資開發方式進入第三世界。其中，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為中國，台灣在90年代即開始產業西進；在此時期，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是環境污染也最嚴重，未來承擔問題的成本可能也不比賺來的錢少。

只是因全球化資本移動而空洞化的台灣經濟，在景氣好的年代未進行產業轉型，景氣差的年代更難轉型。為了留住產業資本、吸引投資，要提供多少利多？要把環境、勞工權益、社會安全做出多少讓步？

全球性的生產過剩導致薄利競爭，企業拼命CostDown、政府則試圖將環境、安全與勞動條件鬆綁，造成污染問題，並擴大了貧富差距。環境與經濟的價值思辨越來越困難的時候，越是考驗環境民主的時刻。

環境民主：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蔡英文在2015年競選期間，於黃蝶祭宣示「美濃水庫不再是議題。」但是南台灣用水緊張的情形，不但未隨著五輕落幕而結束，反而因新三輕、新四輕陸續擴大產能，使得持續吃緊的水資源開發壓力並未落幕。

高雄佔去全台半數石化工業區，巨大的水資源需求導致近年頻頻傳出開發深水井與農爭水的事情發生。高屏溪也因為過度取水，補注不足導致沙塵暴頻頻發生，沿海地區地層下陷嚴重，。

此外，南台灣陸續爆發工業廢棄物四處竄流，非法填埋於農地、任意傾倒於河流、偏鄉山區，甚至連部落保留地也遭到工業廢棄物入侵。而這些環境風險，有朝一日都可能透過食物的旅程進入我們體中；長期惡劣的空氣品質，更讓所有南高屏居民都暴露在空污風險當中。發展的代價都落到底層跟社會大眾來承受。

環境民主並不反對發展，但是反對產業成本的外部化。也就是說，誰把錢賺走，誰就要負擔成本，負擔社會成本、負擔環境成本。環境民主主張建立更公平的制度，「生態永續必須優先於開發利益」、「以公義的分配取代不均的發展」。

那麼誰來建立這個永續社會的理想？這個複雜的民主工程整個社會跟公民都有責任，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我在黃蝶祭思考環境民主的時候，想起2015年年底，營運25年的五輕終於關門大吉。五輕居民訴求要將五輕從一個污染遍佈的石化怪獸變成生態公園，林生祥於是唱了這一首歌〈動身〉。

▲ 林生祥〈動身〉。

我想，後水庫時代的黃蝶祭，追求的環境民主，應該也是這種感覺：

讓我們的蟲鳥回來，
讓我們的雲雨不要再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