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玠宇／好想組最強國家隊！政府應該介入運動代表隊的組成嗎？

目前世界棒球經典賽即將開打，在之前選訓的過程中，傳出旅美好手張育成，透過經紀公司婉拒國家隊的邀請，讓許多球迷不諒解。

本文想要藉此爭議說明，公權力在國家隊組成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國家提供兵役上的優待，換取運動員在一定時間內接受國家隊的徵召，這樣的作法還合乎時宜嗎？

國家代表隊是國家選訓的嗎？

先講結論，國家代表隊的本質，其實和國家公權力沒有直接關係。

過去，國際運動賽事多由國際奧會或地區奧會來主辦，各國的代表隊是由該國單項運動協會負責選拔和集訓的；單項運動協會必須是該項運動國際總會的會員，藉此取得該項運動在國內排他性的代表權，並獲得國內奧會的承認¹。

以棒球項目而言，我國的棒協是世界棒壘總會的會員，也取得中華奧會的承認，在奧運或亞運會的賽事中，原則上就由棒協就會負責代表隊的選訓²。

但從國際奧會、世界棒壘總會、中華奧會，再到棒協，其實都是民間團體³，而非具有公權力的國際或國家組織。所以，由單項協會來選訓的國家隊，在性質上屬於人民團體的代表，也就是說國家代表隊的選訓其實不涉及國家公權力⁴。

民間團體原則上，不適用行政程序法或是政府資訊公開法等法規，這次經典賽的選訓是由中華職棒來負責，在過程中就算不公布相關名單，也不會有什麼政府搞「黑箱」的問題，那是中職或相關單位的選擇。

國際賽作為執政者的政策工具

雖然國家代表隊只是人民團體的代表，但各級國際賽的成績往往被認為是國力強弱的表現，各國無不在獎牌排行榜上斤斤計較。

除了對外展現國家軟實力，運動代表隊的好表現，還能凝聚國民感情、提升國家整體向心力；對於國家統治者來說，盡力爭取國際賽的成績可以說是百利無一害。這也讓許多國家希望以公權力，介入民間領域的運動事務。

值得一提是，當國家在外交上需要突破時，以取得獎牌為最終目的，所謂「錦標主義」，就成了許多國家運動發展的指導原則。在冷戰時期，蘇聯就特別「照顧」國內的運動員，他們的職業通常是軍警，平時接受國家訓練和經濟支持。

在以業餘選手參賽為原則的時代，這些「假業餘」的運動員，往往力抗其他國家的業餘選手，屢屢在國際賽取得佳績，藉此達到共產陣營的外交目的。除了獎金外，這些運動員還能額外獲得國家給予的汽車，甚至是房屋⁵。

回到我國，在1970年代，國民黨政權面臨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等外交挫敗，運動也不時成了國家重要的政策工具⁶。不論是施以限制或是提供給付，運動場上國家介入的身影逐漸明顯，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例如為了獎勵成績優異的選手，國家訂有《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發辦法》，提供在重大比賽奪牌的選手相當優渥的獎金；在《兵役法》的授權下，我國也訂有《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服補充兵役辦法》，給予符合一定條件的國手，申請補充役的優待。

透過公權力的給付和限制，國家、單項運動協會和運動員，三方各取所需，取得了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

以前述補充役為例，國家提供運動員兵役上的優待，就是希望優秀的運動員「解套」兵役問題後，將來能繼續接受組訓單位的徵召，為國家隊效力。

如果國際賽打出好成績，國家能藉此達到外交和內政上的目的；負責選拔和訓練的民間團體，也能在成績的背書下，向國家索討更多的資源。

接受補充役後，還可以拒絕加入國家隊嗎？

延續前述，如果選手選擇去服補充役，並在受到列管期間，沒有在指定期間參與國際賽的訓練和比賽，那就違反了《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服補充兵役辦法》，其服補充役的資格將會被廢止，並會回歸《兵役法》的規定，補服常備役該有的役期。

如先前引起爭議的張育成，固然最後決定參與本次經典賽，所以不會有上述問題。但我們這邊可以假設兩種情況，一是張育成被選入最終名單，仍拒絕參與訓練和出賽，那張育成補充役的資格就會被廢止，並依規定補服原有的役期。

二是如果選訓委員尊重張育成的個人意願，並未將張育成選入最終名單，張育成就能保有補充役的資格，也不用參與這次的國家隊。這樣的發展，大眾難以接受，也是這次選訓委員的難題。

反之，如果不是國家列管的選手，如果不理會國家隊的訓練與比賽，則可能會受到單項協會的內部紀律處分。過去籃球選手陳信安，就曾為了參加NBA的季前訓練營，進而退出國家隊，被籃協處國際賽禁賽一年⁷。但這部分，無涉補充役的交換，是選手與民間協會之間私法自治的範疇——協會基於和選手間的契約關係，對違約的選手處罰，與國家公權力無關。

國家介入對運動領域是兩面刃

一來國家能夠提供訓練所需的基本資源、給予成績優異的運動員在兵役上的優待，拿下獎牌也能有優渥的國光獎金，退休後還能獲得教職；但拿人手短，國家給付的背後，也代表選手不再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志，決定是否參加各級國際賽。

在這樣的結構當中，國家的體育政策始終脫離不了成績掛帥的錦標主義⁸，無法讓運動真正走入常民生活。

國際賽固然讓人熱血沸騰，但在找「厲害選手當國手」的大環境下，大眾是不是也能開始思考：避免在運動場上過度渲染國族主義，慢慢意識到選手自主的重要性，尊重選手從事該項運動為志業或職業的選擇，才能讓個別運動員的生涯規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只是大眾追求喧鬧下的一時陪襯？

我們不一定能組成最強的國家隊，但如果國家隊的招募不再需要仰賴彼此間的利益交換或是「為國爭光」的情緒勒索，每個國家隊的成員都是發自內心自願參與，那不論他們的表現如何，我們都應該為他們感到驕傲。

因此，我們可以回頭想想，國家給予運動員有別於各行各業的補助和給付，是有必要的嗎？

本文認為，是時候考慮廢除運動員在兵役上的優待以及豐厚的國光獎金了。國家對運動領域的關懷，不該只限於那些有機會拿到獎牌的重點項目或是菁英運動員，而應該對各個運動項目的發展盡可能一視同仁，也對各個層級的運動參與者提供必要的協助，才能告別落伍的錦標主義和菁英運動政策。

• 林佳和，〈公法還是私法？運動領域國家代表隊問題〉，《月旦法學教室》，第157期，2015年，頁7。
• 但職棒球員多為重大國際賽的參賽主體，在2019年，中華職棒與中華棒協達成協議，將來的一級賽事，均交由中職主導，棒協則退居協助的角色，相關新聞請參：中央社，合組最強中華隊拚東奧，中職棒協簽合作協議書。
• 蔡孟翰，〈棒協、羽協、網協只是民間團體，不是政府組織！〉。
• 林佳和，〈公法還是私法？運動領域國家代表隊問題〉，《月旦法學教室》，第157期，2015年，頁6-7。
• Allen Guttmann, The Cold War and the Olymp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3, No. 4, Sport in World Politics, 554, 556 (1988)
• 學者謝仕淵即認為1970年代的棒球熱潮的背後，多少與政府的刻意運作有關，詳見：謝仕淵，《臺灣棒球一百年》，玉山社，2017年，頁226-231。
• 洪婉珩，《特定體育團體對運動選手之制裁權及法律救濟途徑》，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頁54。
• 各級國際賽和職業運動的本質終將衝突，早期的國際奧會由貴族階級主導，奧運等國際賽提供愛好運動的業餘人士一個彼此交流的場合，參賽的運動員多半是利用工作之餘來從事自身熱愛的運動項目。在職業運動興起後，國際奧會不再堅守業餘原則，逐步開放職業選手參加奧運，各級國際賽也從業餘好手交流的場合，變成頂尖選手的競技舞台。但隨著職業運動產業規模日益壯大，職業運動員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語，不同項目的運動員配合賽季的進行養成了該項運動特有的步調，這也降低了職業運動員參加國際賽的意願。
  
  沒有積分或是報酬、額外承擔受傷的風險、需要調整既定的訓練和比賽節奏，還可能影響將來的職業生涯，比起愛不愛國，這些才是職業選手參與國際賽需要面臨的現實問題。近年許多網球選手就對參加奧運興致缺缺，也有許多職業球團也不希望球團所屬球員參與國際賽，就連由大聯盟主辦的世界棒球經典賽，也同樣碰上選手辭退、母球團不願意放行等問題。有關前述網球選手參與動機，請參Adam Addicott "Why Are So Many Tennis Players Skipping The Olymp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