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地圖神話與中東國家的起源——讀《終局之戰》

特約作者 31 Oct, 2019

（※ 文：劉燕婷，《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端傳媒》特約撰稿人）

1916年，英法兩國外交官大筆一揮，簽下了劃定中東勢力範圍的秘密協定，瓜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舊有版圖。法國得到了土耳其東南、伊拉克的摩蘇爾、敘利亞北部和黎巴嫩；英國則奪下了以色列南部、巴勒斯坦、約旦、伊拉克南部、海法以及能連通地中海的阿卡港。這份協定以執筆的官員為名，英國一方是馬克．賽克斯，法國為弗朗索瓦．皮科，故名「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

賽克斯—皮科協定雖已過身百年，卻仍活在人們的口述筆談間，每當中東戰火焚城，賽克斯—皮科協定一詞便又得粉墨登場，扮演一切衝突的始作俑者。人們一般認為，當年英法列強不顧種族與宗派分歧，強行劃定人造國界，才導致中東陷入永無止境的殺戮輪迴。

然而，《終局之戰》的作者西恩．麥克米金（Sean McMeekin）卻告訴我們，這種論述與其說是歷史，不如說是積非成是的迷思。

賽克斯—皮科協定神話

在賽克斯—皮科協定的神話外表下，暗藏錯綜複雜的脈絡與事件。例如麥克米金就指出，人們普遍忽略俄國在瓜分鄂圖曼中的重要角色，因此也大多不知俄國外長謝爾蓋．薩佐諾夫（Sergei Sazonov）才是賽克斯—皮科協定的真正主導者，英法的賽克斯與皮科不過就是配合演出的二把手。

本書還點出另一重點，即近代中東的成形並非大爆炸，反而更像造山運動。從鄂圖曼崩解到今日各國國界定型，前後歷經幾十年歲月，牽涉英法俄多國的政治角力。1916年的賽克斯—皮科協定不過是進程中的冰山一角，且今日中東國界也與當初協定裡規劃的不甚相同，但為何凡論及中東衝突，就必談這個協定呢？

麥克米金認為，賽克斯—皮科神話之所以如此氾濫，與中東的後殖民情結有關。由於當年列強介入此區甚深，加上在以巴問題上偏頗得太過火，導致人們把後來的諸多中東政治騷亂，都化約為對西方世界的復仇，以及對帝國主義秩序的反動，從而浪漫化穆斯林兄弟會、哈馬斯與基地組織的崛起，並把列強簽下的協定視作歷史罪人。

賽克斯—皮科協定原本只是對象之一，卻在媒體的反覆吹捧包裝下，逐漸躍升舞台要角，連伊斯蘭國領袖巴格達迪自己都宣稱：「我們要為賽克斯—皮科陰謀釘上最後一根棺材釘！」。儘管中東地圖上最惡名昭彰的幾條線——巴勒斯坦與約旦及敘利亞邊界、敘利亞與伊拉克邊界、伊拉克與科威特邊界等——都不是賽克斯—皮科協定時劃下的，無奈宣傳效果太過強大，注定要做替罪羔羊。

賽克斯—皮科協定以執筆的官員為名，英國方是馬克．賽克斯（左），法國為弗朗索瓦．皮科（右）。圖／維基共享

神話早已幻滅：以摩蘇爾爭議為例

而要勘破賽克斯—皮科神話，只要細究歷史便能發現蛛絲馬跡。以筆者自身較熟悉的伊拉克為例，從1915年英國進駐至1932年正式獨立，其與敘利亞的邊界便屢屢流動，賽克斯—皮科協定始終沒能在兩國間真正發揮作用。

例如代爾祖爾（Deir ez-Zor）便在伊敘間多次易主，敘利亞希望能將此地收入囊中，伊拉克則欲將其作為反英殖民戰爭的基地。歷經多次起義、騷亂後，這裡最後成了敘利亞的國土。此外，列強也不怎麼遵守自己定的規矩，故而有了伊拉克近代史上最嚴重的邊界問題——摩蘇爾爭議。

1918年11月3日，英國發兵占領鄂圖曼東南角的摩蘇爾（Mosul），並將其強制併入伊拉克版圖內，此舉不僅違反英法間的賽克斯—皮科協定，也觸犯10月30日簽下的《穆茲羅斯停戰協定》。

1919年起，土耳其打了四年的獨立戰爭，幾乎確立所有的當代土耳其邊界，但摩蘇爾問題仍懸而未決，土伊邊界於是成了英國與土耳其的角力場——土耳其試圖進軍此處，英國則回以瘋狂空襲，同時透過伊拉克官員動員民族情緒，將摩蘇爾塑造為「伊拉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雙方僵持不下，最後國聯介入調停，有鑒於此地日漸高漲的伊拉克民族主義，摩蘇爾終於在1926年正式併入伊拉克，土耳其再怎麼不滿，也只能自認倒楣。而在這段過程中，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存在感，就跟日後國聯企圖調停九一八事變時類似，羸弱蒼白、又虛無縹緲。

民族國家，不是在地圖上畫畫線就能成立

面對真槍實彈的邊界衝突，賽克斯—皮科協定的規範往往要讓位於民族主義與軍事實力。自1914年到1932年，歐洲出現過多版本的中東地圖，在當時的情境下，地圖鮮少符合現狀，反而多扮演建議與反建議的角色，但能不能真的執行，還得看運氣。

英國花了八年才真正將摩蘇爾併入伊拉克；伊朗與伊拉克的邊界問題就是顆不定時炸彈；伊拉克與科威特的邊界要到1990年波灣戰爭後才真正確立。今日人們或許是發乎後帝國主義時代的負罪感與憐惜，故要標舉賽克斯—皮科協定，以譴責當年列強魚肉中東的罪行。

然而如此批判有一前提，即接受中東各國都是「後天人造的不自然國家」，是故帝國主義必須為此不完美的現狀負責。但長此以往，此番前提恐將引發其他問題。

首先，這種前提「和諧」了民族國家的起源，並忽略中東自身的歷史主體。民族國家從來不是在地圖上畫畫線就能成立。回首任一民族國家的建國史，目光所及，盡是血跡斑斑的屠戮與種族宗教壓迫，於內於外皆然，且效果還會經年累月地持續。

此外，將中東亂局歸罪於鄂圖曼崩解後的人造邊界，形同謀殺中東的歷史人格，彷彿這裡在過去幾千年都是片虛無大陸，故要等到西方勢力入侵後，才被賦予鬥爭的活力。

地圖的有趣之處在於，其必須先將一地視為客體，才能在紙上佔領分割，地圖雖提供地理資訊，卻從來無法真正創造邊界；但這種人造國家的敘事，卻往往會激發新的暴力。例如伊斯蘭國宣稱要終結賽克斯—皮科協定，破除中東不完美的人造國家狀態，用的就是最傳統的國家建立法——自己打出一個來。

但諷刺的是，其在伊拉克與敘利亞間攻城掠地的結果，卻陰錯陽差導致中東地圖，看上去越來越像當年英法協議分割的樣態，賽克斯—皮科協定至此可謂借屍還魂。然而伊斯蘭國所譴責的「不完美人造狀態」，其實不過是歷史論述的煙霧彈，過度強調賽克斯—皮科協定所引發的另一問題，就是屏蔽掉帝國主義在中東真正的著力點——長年扶持民族主義分離運動。

鄂圖曼帝國背後的影武者們

麥克米金的《終局之戰》寫的雖是鄂圖曼帝國的崩解，卻聚焦於英、德、俄等大國的政治角力。例如書中描述了德鄂結盟如何催生漢志鐵路，以及俄國為從鄂圖曼手中解放巴爾幹半島而付出的慘痛代價——國內反沙皇恐怖主義崛起。

細閱全書，我們便能發現，鄂圖曼的崩解不是大戰一場後劃分地圖完事，而是在列強干涉多年下，於無數衝突中漸進而成。期間列強或施以直接的軍事干涉，或暗中武裝少數民族與反對勢力，而在後者的案例中，比較幸運的有保加利亞，靠著俄羅斯一路情義相挺成功獨立；最悲慘的則莫過於被俄國武裝後又棄之不理的亞美尼亞。

若由鄂圖曼本身的脈絡觀之，當年帝國為應對民族主義獨立浪潮，首先採用了鄂圖曼主義，即強調帝國人民不分族裔，同為鄂圖曼人，是鄂圖曼帝國的公民，但最後卻敗在穆斯林族群的反對下。

許多穆斯林不願跟其他「鄂圖曼人」平起平坐，因在過往的米利特（Millet）制下，非穆斯林須負擔較重的稅賦，如今人人平等，穆斯林等於沒了特權。再加上1912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鄂圖曼敗給了過去的四個屬國——保加利亞、蒙特內哥羅、塞爾維亞與希臘，由此徹底敲響鄂圖曼主義的喪鐘。

孤立無援的亞美尼亞

1913年，聯合進步委員會的首腦「三帕夏」（恩維爾帕夏、塔拉特帕夏、傑馬爾帕夏）發動高門政變，青年土耳其黨人就此掌權，並大力推行泛突厥主義政策，而這便是1915年亞美尼亞大屠殺的前聲。

而若由英俄視角來看，俄國早在1913年便開始武裝亞美尼亞革命聯盟（Armenian Revolutionary Federation，簡稱ARF，又稱達什奈克楚瓊，Dashnaktsutyun），ARF在俄國扶持下一路坐大，並開始排擠其餘較不激進的亞美尼亞團體，最後獨霸凡城（Van）。

麥克米金引述英俄兩國檔案，指出當年的凡城武裝程度極高，ARF大肆派發毛瑟槍等武器，幾乎所有亞美尼亞人的商鋪裡都藏有軍火。故在1915年凡城叛亂時，土耳其駐軍陣亡500多名戰士，但亞美尼亞一方卻只損失100多人。當局因此大為光火，遂開始了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清洗，從驅逐出境到放火屠村，遇難人數超過70萬。

然而先前曾支持亞美尼亞獨立的列強們，卻沒能施以援手，英俄在經過全盤考量後，決定將重點兵力投放至其他戰線，孤立無援的亞美尼亞人，至此陷入絕境。

這場人道浩劫距今已有百年歲月，但讀來仍是動魄驚心。當年鄂圖曼帝國的用意並不僅是單純的種族清洗，更重要的是，必須將土東的亞美尼亞人連根拔起，以免俄國藉扶植亞美尼亞建國，來蠶食鯨吞鄂圖曼，就像其過去在巴爾幹扶植保加利亞一樣。

無獨有偶，英法也循此邏輯，瓦解了鄂圖曼在阿拉伯半島的統治。這才是列強在近代中東成形中，真正發揮影響力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