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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慧/看見格子籠雞的困境:站在動物福利雞蛋這一邊

2012年1月,歐盟早在1999年就制訂的禁止格子籠養雞政策,終於達成目標,台灣...
2012年1月,歐盟早在1999年就制訂的禁止格子籠養雞政策,終於達成目標,台灣也不缺對格子籠雞投注心力的公民。 圖/路透社

2012年1月,歐盟早在1999年就制訂的禁止格子籠養雞政策,終於達成目標,《動物解放》的作者辛格(Peter Singer)因此撰文評述了這漫長的改革之路,追憶起40年前自己和其他幾個學生為解放格子籠蛋雞所做過的努力。1他們在牛津的街頭散發傳單,希望讓更多人了解,以格子籠這樣狹窄的空間飼養蛋雞,將使牠們的一生過得極為悲慘,甚至連伸翅、轉身都有困難,更不用說擁有落地走動的機會。

辛格說,「很多人讚許我們年輕的理想主義,卻也告訴我們,想改變如此巨大的產業是不可能的。但他們錯了。」當消費者開始選購產自放養雞的雞蛋、某些連鎖超市停止採購格子籠雞蛋,而英國禽蛋業也開始發展友善飼養方式時,辛格即使知道在歐洲以外的許多國家,農場動物的福利還有待改進,仍忍不住宣稱了改革的成功,他借用美國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的話,樂觀地以歐盟對動物福利的重視為證,表示「肯思考且堅定的公民是能夠改變世界的」。

台灣也不缺這樣的公民。友善農業的推動一直是近年來台灣動保運動相對小眾卻持續受到關注的項目,其中就包括推廣動物福利雞蛋(以下簡稱動福蛋),而不少消費者也開始意識到格子籠雞問題的存在。近期,更有動保團體透過公益募款平台,推出「一起夢想—解放格子籠蛋雞」專案,2計畫一年內再解放十萬隻格子籠雞,募得的款項則將用於促使更多蛋農以友善方式飼養蛋雞。然而以「快樂的母雞、健康的蛋、安心享用雞蛋的消費者」為目標的募款計畫,並沒有引起太多的共鳴與響應,動保圈內於是出現了如下的疑問——莫非是因為台灣民眾終究只關心貓狗,並不在乎經濟動物?

當然,若要談動福蛋在推廣上遭遇障礙的原因,分析起來千絲萬縷,產業界是否認為經濟效益與動物福利的要求畢竟不能相容?3政府在補助友善農業上的腳步是否太慢?這些都是需要檢視與討論的,也因此「台灣動保運動仍停留在只關心同伴動物的階段」必然不會是全部的答案。儘管如此,針對這個疑惑,我們依然可以試著思考,是否民眾對不同物種的差別心,在這件事情上確實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友善農業的推動一直是近年來台灣動保運動相對小眾卻持續受到關注的項目,其中也包含動...
友善農業的推動一直是近年來台灣動保運動相對小眾卻持續受到關注的項目,其中也包含動福蛋的推廣。 圖/路透社

從物種分類網格出發

為探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參考後人類研究學者沃夫(Cary Wolfe)針對人與動物關係所提出的物種分類網格(species grid),特別是關於「人性化的動物」(humanized animal)與「動物化的動物」(animalized animal)這兩個類別的比較。

沃夫認為,人類的文化中存在著一套關於人與動物關係的慣常分類,就是將動物區隔出「動物化的動物」、「人性化的動物」,至於人,則分成「動物化的人」(animalized human),以及「人性化的人」(humanized human)。所謂「人性化的動物」就是一般所稱的「寵物」,是人類挑選出來陪伴在身邊的動物,牠們也因此得以成為免於為人犧牲的一群。這種「挑選」的標準當然值得討論,而以現況來說,確實貓狗佔了其中的大宗。

再者,「動物化的動物」,指的是被我們歸類為「純動物」、賦予比較低等位置的動物,這個類別之所以出現,顯然是因為它足以合理化我們對某些動物的利用,像是實驗動物、經濟動物,都被認為只是「物」,因此就算是終結牠們的生命,要牠們為人類犧牲,也絕對稱不上是罪惡的行為。其實,「動物化的動物」這個詞語本身就是矛盾的——既然已經是動物,為什麼還需要被動物化?可見「動物化的動物」就像「人性化的人」一樣,都只是意識型態下的虛構產物,只是為了方便我們去界定與某些人或某些動物的關係而已。4

說明了存在於人類文化中的物種分類網格,自然不是為了進一步合理化人類對於「動物化的動物」所進行的各種剝削利用,而是為了點出,許多人確實不知不覺地內化、接受了這樣的分類,以至於動保運動的現況,似乎總是較著重於「人性化的動物」,但這並不代表關注同伴動物就必然會排斥其他的動物保護運動,甚至與之「不兩立」。

動物研究者荷西‧培瑞(José Parry)就沿用了沃夫的分類方式,表示關心「人性化的動物」的這群人,也可能是最容易延伸發展其感性的一群人,舉例來說,若是讓他們目睹工業化農場對經濟動物的剝削使用,這種對視覺感知即時性的刺激,就有可能讓他們啟動想像力,去填補原本他們認為存在於被寵愛的「人性化的動物」與其他「動物化的動物」之間的距離,進而擴大共感的對象。5換句話說,如何把關心同伴動物者視為有潛力的盟友,動員他們一同關心其他動保議題,是在實際運動的層面上相當值得考慮的問題。

反之,如果對於喜愛同伴動物者只是一再加以責難,就像人類與動物關係學家什沛爾(James Serpell)所觀察到的,憑刻板印象認定這些人過度善感,並將他們對同伴動物的情感視為「軟弱的象徵,標示著智慧的匱乏甚至精神障礙」,6那麼再怎麼具有潛力的盟友,也只會停留在目前的階段,只關心他原本所關心的議題。

消費價格較高的動福蛋真的只是中產階級的自我感覺良好嗎?還是一種可以選擇的仁慈? ...
消費價格較高的動福蛋真的只是中產階級的自我感覺良好嗎?還是一種可以選擇的仁慈?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選擇仁慈並非偽善

然而「重同伴動物、輕經濟動物」就算是現況的寫照,這依然不足以解釋何以願意站在動福蛋這一邊的人如此有限。動福蛋的訴求看似不像素食主義那般容易牽動一些人好戰的神經(諸如質問提出素食主張的動保人:植物也是生命,為了護生是否乾脆斷食之類的問題),卻還是被排除在許多人關心的範圍之外,必然有其更深層的原因。有些人或許在根本上就因種種理由並不認同動福蛋的訴求——從認為純素才是唯一正確選擇,到認定消費價格較高的動福蛋只是中產階級的自我感覺良好等等,都有可能,也或許只是單純地認為消費雞蛋既然不涉及殺生,本身就沒有動物福利上的疑慮。

但不能忽略的是,也有不少人,是因為預期動保對飲食習慣可能產生的連鎖衝擊,於是寧可選擇冷漠以對,因為一旦要去關心如格子籠雞這樣的經濟動物受苦與否的問題,就得承認很多食物不只是食物,更是來自動物(生命)的產品,而在素食並非他們所能夠接受的選項此情況下,完全不聞問,似乎比面對自己「邏輯不一致」的問題——選擇了動福蛋之後,是不是牛奶也不要喝?是不是終究得吃純素,否則就只是「選擇性仁慈」?——要來得簡單許多。

在此我無意進入素食與動保相關性的論辯,而是要鼓吹「選擇仁慈」——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選擇對動物比較仁慈的做法,不但一點也不偽善,還是一種倫理的決定。

一般認為,既要談動物倫理,就應該拿出一套邏輯一致的道德原則,但在實踐上,邏輯一致地平等對待眾生非但不可能,甚至也未必是不容質疑、具有普世價值的真理。《夾纏的共感》(Entangled Empathy)一書的作者古魯恩(Lori Gruen)便曾指出,「並非所有的關係在倫理上都是平等的」:承認我們和腸道細菌之間有著複雜的關係、了解這些在地球上已生存千年的他者與我們是共存的,確實將改變我們的視野,也將讓我們注意到與他者之間的連結,但他還是認為,與諸如細菌或病毒所產生的連結,不太能稱之為倫理的連結,至少,相較於那些能和我們分享經驗、形成「情感的、認知的、即身的(embodied)連結」、能讓我們透過共感來考量其福利的他者,兩種連結產生的意義是不同的。

對古魯恩而言,處在一個充滿衝突的世界裡,我們有必要去區分和不同他者間的不同關係,如此才能找到至少足以處理某些衝突的方針。7換句話說,如果一直以「做不到眾生平等卻要談動物倫理就是偽善」為由,不去面對在複雜的倫理情境下,如何依每一個當下個別的狀況、每一種不同的人與動物關係去做出判斷與選擇,那麼動物倫理的實踐將永遠無法開展。

一旦要去關心如格子籠雞這樣的經濟動物受苦與否的問題,就得承認很多食物不只是食物,...
一旦要去關心如格子籠雞這樣的經濟動物受苦與否的問題,就得承認很多食物不只是食物,更是來自動物(生命)的產品。 圖/路透社

傾聽自己內在倫理的聲音

其實在西方的動物研究中,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更有彈性的想法,認為應該用「回應的倫理」(responsive ethics)來取代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而回應(respond)這個字和責任(responsibility)之間是有關聯性的,能夠回應來自受苦的他者所發出的請求,就是擔負了倫理的責任,至於如何回應,卻是每個人可以各自去思考的,未必有一套邏輯一致的法則可以遵循。8

事實上,如果只是根據一套標準守則按表操課,那麼我們就只像是某套道德律令的執行者,反而並沒有真正面對自己的倫理責任,因為某種程度上,倫理本身是要包含決定與承擔的。而這樣的說法,絕非動物研究領域的學者為了規避邏輯不一致的問題所想出的託辭。

精神分析學者多勒(Mladen Dolar)在探討倫理的議題時,也曾特別強調,如果倫理是一種自我督促的聲音,那麼這個聲音將是一個並沒有指定內容的陳述,是一句沒有說完的、懸著的句子,主體必須用自己的決定和行動去完成這個句子;而儘管沒有指定內容,倫理的聲音卻也是一種不容忽視、不容噤聲的聲音,會堅持著要主體聽到,從而打開自我封閉的存在,去回應純然他者的召喚。9

回到動福蛋的問題時亦然,展開倫理行動的關鍵,就在於傾聽自己內在倫理的聲音:消費者只需要去問,自己是否有能力及意願站在動福蛋的這一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去回應這個聲音,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這個句子(捐款、選用動福蛋、鼓勵周圍的朋友一起關心格子籠雞的問題……完成句子的方式絕不會只有一種)。而下一步還能為哪些動物做到多少,亦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以上這種乍看妥協度很高、要求很低的倫理觀,在《吃的美德》一書中也可以找到呼應:作者巴吉尼(Julian Baggini)表示,道德佈滿了陷阱,可是不能迴避的是,我們都有選擇權,我們必須要做那個做決定的人,例如面對動物利用的問題時,我們可以選擇固執不變,也可以選擇盡力而為,而他認為,盡力而為就很好了,他寧願自己總是困惑不解、前後不一,也不願意因為一些過於簡化的原則、過於在乎道德立場一致,反而放棄去做出自己的選擇,因為這樣只會變成對道德無感的人。10

我們其實都可以選擇不要成為對道德無感的人。而無法選擇、終生在狹小空間內產蛋的格子籠雞,還在等著更多人做出選擇,站在動福蛋的這一邊。

消費者只需要去問,自己是否有能力及意願站在動福蛋的這一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去...
消費者只需要去問,自己是否有能力及意願站在動福蛋的這一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去回應這個聲音。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 文:黃宗慧,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曾任《台大文史哲學報》英文編輯、《中外文學》總編輯,編有《台灣動物小說選》(二魚文化出版),合編有《放牠的手在你心上》(本事文化出版);書評、文化觀察及動物保護議題之專欄散見報章雜誌。學術專長領域為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個人研究興趣則為家中七貓與二龜的日常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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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文請見:點此
  • 此項募款是由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發起,現仍進行中,預訂於11月13日截止。連結:點此
  • 關於此問題,可參考林怡君〈蛋蛋的哀傷——談蛋雞的動物福利〉〈蛋蛋的哀傷——談格子籠的替代方案〉兩文,其中對於不同的友善蛋雞生產系統在經濟效益,動物福利各項目上有何優劣做了一番整理比較。
  • 在此亦將正文中沒有解釋的另外兩種關於人的分類說明如下。「動物化的人」是專門用來指涉那些我們認為的異類,凡是人類文化認定為兇殘粗野的、乃至任何可能提醒我們自身「動物性」特質的(甚至只是與身體面向有關的特質),都可能被我們視為是「動物化的人」。簡言之,我們不齒與之為伍的人,往往就被賦予了「獸性」,被歸到這個類別裡。而「動物化的人」自然是為了對立於「人性化的人」這個「純粹」的類別,即使這根本是一個昧於現實、並不真正存在的類別(wishful category)。我們一般都覺得自己是「人性化的人」,但「人性化的人」,其實是人將某種被賦予神聖光輝的「人類特質」加諸在人的身上,從而認為人擁有至高無上的主權。事實上人類本來也就是動物,在這個前提之下,如何可能有所謂「毫無動物性的人」呢?所以,純粹的、「人性化的人」,對沃夫而言,也只是虛構的產物。詳見Wolfe, Cary. Animal Rites: American Culture, the Discourse of Species, and Posthumanist Theory. London: Chicago UP, 2003.
  • 引自Parry, José. “Sentimentality and the Enemies of Animal Protection”一文(Anthrozoos 24.2: 117-33.)。
  • 引自Baker, Steve. The Postmodern Animal. London: Reaktion, 2000.
  • 詳見Gruen, Lori. Entangled Empathy: An Alternative Ethic for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nimals. New York: Lantern, 2015.
  • 除了前文述及的沃夫之外,美國哲學學者奧利佛(Kelly Oliver)亦抱持類似的觀點,而他們的倫理觀則又都是受到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悅納異己(hospitality)觀念的影響。
  • 詳見Dolar, Mladen. A Voice and Nothing More. Cambridge, Mass.: MIT, 2006.
  • 詳見巴吉尼(Julian Baggini)。《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學思考》。謝佩妏譯。台北:商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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