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奕萱／還給流浪犬一張「臉」——訪《生殤相》攝影師杜韻飛
「我不太知道我是否適合這個採訪。」杜韻飛傳來的訊息在螢幕上亮起。「我實在算不上是動保或保育人士。」
這是杜韻飛給我的第一想像：有點棘手的受訪者。聯絡採訪事宜時，他始終保持後退一步的疏離感，不是拒絕，但也不是敞開雙手的歡迎。
和杜韻飛碰面前，我對他的想像不斷延伸：他會不會對所謂「動保」有不好的印象？他是個過度謙遜、沉默的人嗎？還是反之，是個過度自傲的人呢？直到跟杜韻飛碰面時，才發現想像都是多餘，他溫和有禮，言行大氣，體貼地問我要不要喝點咖啡。
杜韻飛是一名獨立工作的攝影師，目前唯一正式完成的作品是《生殤相》，拍攝即將被安樂死的流浪狗，記錄牠們走到生命終點前的姿態。這系列作品得到各界不少迴響，在動保圈裡，杜韻飛可說是小有名氣。然而，杜韻飛卻不認為自己是個動保人士。
我的作品只是在回應我的生命狀態。
杜韻飛從一開始就不斷提到這句話，但直到訪談快結束前，我才理解其中的意涵。
掙脫鳥籠，尋找自己的聲音
杜韻飛說話時像在坐雲霄飛車，忽快忽慢、忽高忽低，他的語句有時會斷在一半，憑空消失，像是沒有墜落的斷軌雲霄飛車；有時會停住，往後退，抑或往前跳，像是飄忽難定的懸吊式雲霄飛車。有時說話的溫度會突然驟升，有時卻又像是往後退了三千步，偶爾還會夾雜點英文。
令人意外的是，這樣的說話方式並不會令人不適。杜韻飛講話時像是在寫一篇嚴謹的哲學論文，探討生命狀態，探討權威，討論美學，也討論文化。他的思考跳脫不羈，卻也不失脈絡，而即使是思想如此自由的他，也曾困在制度的鳥籠中。杜韻飛國中念的是升學班，封閉高壓的念書環境，讓他沒有喘息的空間。
「沒有目的地讀書，沒有個人色彩」是杜韻飛對那段時間的點評。他的父母雖然清楚當時環境的缺陷，但卻也受制於環境，無法給予杜韻飛自由翱翔的天空。直到他國中畢業時，契機才終於來到，杜韻飛飛往一個對他而言的未知之地——瑞士求學。
到了歐洲就是人生的開始，藝術啊、生活啊。食物也是一種品味、酒也是一種品味。在歐洲的時候，視覺都像是一種饗宴。
臺灣所缺乏的美學與生活，杜韻飛在歐洲找到了。他接觸了來自不同地域的同學，開始學攝影，也與愛人交往。這些都是他如果留在臺灣，可能無法做到、甚至會被要求不可以去做的事情。
不管飛得多高、多遠，曾經的生命狀態——無論好與壞，甚至可能從來沒有好壞之分——永遠都是杜韻飛的一部份。正因如此，杜韻飛想起了自己的求學生涯，也想起了自己曾經看過與或互動過的流浪狗，《生殤相》這個作品的雛形浮現在他的心頭。
在生與死的縫隙間，重新認識生命
「那些生命回應了我在求學時期被壓迫的狀態。」杜韻飛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想要回應自己的生命狀態。他到了內湖收容所，申請了許可，開始拍照。
當時內湖收容所安樂死的執行安排在半夜，因此杜韻飛必須在凌晨十二點抵達收容所，親自牽出即將被安樂死的狗。他的拍攝工作持續整晚，到早上七點才開始收尾，八點當員工陸續回到工作崗位，他也回到他日常的工作。杜韻飛說他依然記得，當他走進犬舍時，那些吠聲轟隆迴盪在寂靜的黑夜。
開始面對諸多生命消逝的第一年，杜韻飛一直持續處在負面的情緒中，直到他遇到桃園縣推廣動物保護協會（該時尚未升格直轄市）的鄧巧玲。
鄧巧玲長年投入流浪狗的權益與照料，於2014年癌逝。當杜韻飛前往桃園拍攝時，有共通點的兩人成了朋友。相較於還在尋找心中解答的杜韻飛，鄧巧玲早已在十餘年的經驗中找到了心靈的安適。
鄧巧玲主動找獸醫合作，承接了收容所的安樂死外包，建立起了桃園新屋收容所人道安樂死的流程。以最溫柔的方式讓流浪狗放鬆，用最快速無痛的方式讓生命好走。
先在籠外蹲下來，觀察互動性，有些狗會很害怕、會退、會怕，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可以被帶出來的，帶出來就放鬆了。你就看那個肌肉鬆弛下來，開始伸展，聞一聞環境，出來可能一尿就是一分鐘，然後牠們出來玩樂、走走，可能跟人也會產生出某種信任感。
杜運飛形容安樂死的過程：
我自己拍的狗，情況許可的話，也都是自己帶到安樂死那邊。我大概拍兩個小時，有時候拍一拍，牠就睡著了，因為很舒服。最後就是讓牠的臉靠在你耳邊，你手繞過前肢抱著牠的胸口，獸醫把前肢的毛剃了，注射藥劑，兩秒鐘後，牠就會失去意識，心跳停止。
面對生命消逝的沈重，鄧巧玲沉著應對，輕輕放下。有次早上才安樂死了一群狗，下午鄧巧玲就跟杜韻飛說：「天啊，剛剛那隻狗好可愛。」鄧巧玲對生命的尊重、豁達與看透，深刻影響了杜韻飛對死亡、對生命的認識。
希望能夠還給這些生命一張「臉」
回到拍攝作品的過程，杜韻飛給出了「劇場」這樣的比喻。
這像是個劇場，死亡已經是被預知的。就是臺下的人都知道臺上的角色快要怎樣，但臺上的角色是不知道的，就會產生一個張力。這個張力產生出來的某種興奮感，是變態的。
這個比喻恰到好處地形容了這個作品的矛盾感：就像是情緒不佳的人在看悲劇而流淚，之後心情卻會得到舒緩，杜韻飛在拍攝的過程中，也是不斷在這種矛盾的悲傷與興奮之中拉扯。他拍攝的最初目的並非為了拯救這些生命，他清楚自己做不到。然而他一直都希望能夠還給這些生命一張「臉」。
「我當時覺得這是for greater good。牠能夠被看到，從一個議題、從一個被知道可是沒有被看到的族群，牠回到有臉的狀態。」杜韻飛開玩笑地說：「不管我個人有多變態，這樣的作品還是有公共性。」
面對做不到的大石擋在前面，他可以選擇卡在半途，也可以選擇視而不見，然而杜韻飛選擇的是「繞過去」，誠實面對自己與拍攝對象，也清楚自己並非「典型的動保人」。
隨著拍攝的過程，杜韻飛深刻體悟生命的平等與尊嚴，擴展了他拍攝的最初目的：
生命的平等講出來很簡單，你可講給三歲聽，他說他聽懂了，也可以講給九十九歲的聽，他也說他聽懂了，但真正經過生命經驗，那個懂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我做這件事情，是希望讓這能變成我自己生命的一部份，回應我的人生，並把這樣的感覺帶給人。
杜韻飛也許真的有達成他的希望：最終呈現給觀眾的作品，在動保圈產生了迴響，甚至打入平時沒有關注該議題的人群。《生殤相》像是一個好的悲劇作品，不只是將悲傷與興奮攪和進不同的人心中，更是給了觀者一個反思的機會。
選擇站在權威的對立面
將作品縮小，放入更大的視野來檢視，似乎可以看見一個更大的議題——安樂死制度的運作。安樂死讓生命受到選擇與排序，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犬隻被安樂死，但杜韻飛卻也看過一隻黃金獵犬在收容所住了兩、三年。
他並非全然否定制度化的需要，然而他也不會停止對制度的審視。杜韻飛在童年受困籠中的經驗，形塑了他對權威的抗拒，也讓他在拍攝作品時，總是選擇站在權威的另一邊。
拍攝作品時，杜韻飛總是在矛盾中尋找答案：用標籤化來去標籤化、用僵化的動作來凸顯制度的僵化。流浪狗是一個出發點，在他創作的未竟之業路上，這樣的摸索尚未結束，不過杜韻飛也強調：「我並不會刻意想我是在對抗什麼，只是為了回應自己的生命狀態。」
即便如此，隱隱之中，他對於權威的反抗卻也處處可循，或許那樣的反叛與矛盾，儼然就是他生命強韌而閃耀的一部份。
矛盾不只在杜韻飛的作品上，杜韻飛本人也充滿了矛盾，他行事總帶著不羈瀟灑之感，一個作品無論之前拍了多久，只要不感興趣了，就會選擇放下。然而，他在工作時，卻像是有「強迫症」，角度、燈光、表情都非常講究。拍攝完成後，也會廢寢忘食地揀選照片，拍攝數百張照片可能最後只選出兩到三張。
杜韻飛創作是為了梳理自己的生命狀態，是為了有一天不用再創作。然而在一次次的拍攝後，他卻形容自己的思緒為比起兩三年前更加「混亂」。不過那混亂也許並非真的混亂，而是看見了這世界的複雜後，他逐漸不願意為任何東西下定論，也不想要自己被下定論。正因如此，他認為自己並不是個容易書寫的對象。
在訪問中，他不只一次跟我說：「我不好寫吼！寫不出來沒關係。」在和他道別前，他又再說了一次。對於這些深沉的思索與感悟，他或許並不過於期待年輕的我能夠理解——也許我的確不能，但我想試著去理解。我點點頭，心裡卻想：我寫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