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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奕萱/還給流浪犬一張「臉」——訪《生殤相》攝影師杜韻飛

攝於2011年10月24日下午12:09,台灣某公立收容所,距離安樂死執行時間:...
攝於2011年10月24日下午12:09,台灣某公立收容所,距離安樂死執行時間:1.9小時。 圖/杜韻飛攝

「我不太知道我是否適合這個採訪。」杜韻飛傳來的訊息在螢幕上亮起。「我實在算不上是動保或保育人士。」

這是杜韻飛給我的第一想像:有點棘手的受訪者。聯絡採訪事宜時,他始終保持後退一步的疏離感,不是拒絕,但也不是敞開雙手的歡迎。

和杜韻飛碰面前,我對他的想像不斷延伸:他會不會對所謂「動保」有不好的印象?他是個過度謙遜、沉默的人嗎?還是反之,是個過度自傲的人呢?直到跟杜韻飛碰面時,才發現想像都是多餘,他溫和有禮,言行大氣,體貼地問我要不要喝點咖啡。

杜韻飛是一名獨立工作的攝影師,目前唯一正式完成的作品是《生殤相》,拍攝即將被安樂死的流浪狗,記錄牠們走到生命終點前的姿態。這系列作品得到各界不少迴響,在動保圈裡,杜韻飛可說是小有名氣。然而,杜韻飛卻不認為自己是個動保人士。

我的作品只是在回應我的生命狀態。

杜韻飛從一開始就不斷提到這句話,但直到訪談快結束前,我才理解其中的意涵。

掙脫鳥籠,尋找自己的聲音

杜韻飛說話時像在坐雲霄飛車,忽快忽慢、忽高忽低,他的語句有時會斷在一半,憑空消失,像是沒有墜落的斷軌雲霄飛車;有時會停住,往後退,抑或往前跳,像是飄忽難定的懸吊式雲霄飛車。有時說話的溫度會突然驟升,有時卻又像是往後退了三千步,偶爾還會夾雜點英文。

令人意外的是,這樣的說話方式並不會令人不適。杜韻飛講話時像是在寫一篇嚴謹的哲學論文,探討生命狀態,探討權威,討論美學,也討論文化。他的思考跳脫不羈,卻也不失脈絡,而即使是思想如此自由的他,也曾困在制度的鳥籠中。杜韻飛國中念的是升學班,封閉高壓的念書環境,讓他沒有喘息的空間。

「沒有目的地讀書,沒有個人色彩」是杜韻飛對那段時間的點評。他的父母雖然清楚當時環境的缺陷,但卻也受制於環境,無法給予杜韻飛自由翱翔的天空。直到他國中畢業時,契機才終於來到,杜韻飛飛往一個對他而言的未知之地——瑞士求學。

到了歐洲就是人生的開始,藝術啊、生活啊。食物也是一種品味、酒也是一種品味。在歐洲的時候,視覺都像是一種饗宴。

臺灣所缺乏的美學與生活,杜韻飛在歐洲找到了。他接觸了來自不同地域的同學,開始學攝影,也與愛人交往。這些都是他如果留在臺灣,可能無法做到、甚至會被要求不可以去做的事情。

不管飛得多高、多遠,曾經的生命狀態——無論好與壞,甚至可能從來沒有好壞之分——永遠都是杜韻飛的一部份。正因如此,杜韻飛想起了自己的求學生涯,也想起了自己曾經看過與或互動過的流浪狗,《生殤相》這個作品的雛形浮現在他的心頭。

攝於2011年11月28日上午10:54,台灣某公立收容所,距離安樂死執行時間:...
攝於2011年11月28日上午10:54,台灣某公立收容所,距離安樂死執行時間:1.2小時。 圖/杜韻飛攝

在生與死的縫隙間,重新認識生命

「那些生命回應了我在求學時期被壓迫的狀態。」杜韻飛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想要回應自己的生命狀態。他到了內湖收容所,申請了許可,開始拍照。

當時內湖收容所安樂死的執行安排在半夜,因此杜韻飛必須在凌晨十二點抵達收容所,親自牽出即將被安樂死的狗。他的拍攝工作持續整晚,到早上七點才開始收尾,八點當員工陸續回到工作崗位,他也回到他日常的工作。杜韻飛說他依然記得,當他走進犬舍時,那些吠聲轟隆迴盪在寂靜的黑夜。

開始面對諸多生命消逝的第一年,杜韻飛一直持續處在負面的情緒中,直到他遇到桃園縣推廣動物保護協會(該時尚未升格直轄市)的鄧巧玲。

鄧巧玲長年投入流浪狗的權益與照料,於2014年癌逝。當杜韻飛前往桃園拍攝時,有共通點的兩人成了朋友。相較於還在尋找心中解答的杜韻飛,鄧巧玲早已在十餘年的經驗中找到了心靈的安適。

鄧巧玲主動找獸醫合作,承接了收容所的安樂死外包,建立起了桃園新屋收容所人道安樂死的流程。以最溫柔的方式讓流浪狗放鬆,用最快速無痛的方式讓生命好走。

先在籠外蹲下來,觀察互動性,有些狗會很害怕、會退、會怕,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可以被帶出來的,帶出來就放鬆了。你就看那個肌肉鬆弛下來,開始伸展,聞一聞環境,出來可能一尿就是一分鐘,然後牠們出來玩樂、走走,可能跟人也會產生出某種信任感。

杜運飛形容安樂死的過程:

我自己拍的狗,情況許可的話,也都是自己帶到安樂死那邊。我大概拍兩個小時,有時候拍一拍,牠就睡著了,因為很舒服。最後就是讓牠的臉靠在你耳邊,你手繞過前肢抱著牠的胸口,獸醫把前肢的毛剃了,注射藥劑,兩秒鐘後,牠就會失去意識,心跳停止。

面對生命消逝的沈重,鄧巧玲沉著應對,輕輕放下。有次早上才安樂死了一群狗,下午鄧巧玲就跟杜韻飛說:「天啊,剛剛那隻狗好可愛。」鄧巧玲對生命的尊重、豁達與看透,深刻影響了杜韻飛對死亡、對生命的認識。

希望能夠還給這些生命一張「臉」

回到拍攝作品的過程,杜韻飛給出了「劇場」這樣的比喻。

這像是個劇場,死亡已經是被預知的。就是臺下的人都知道臺上的角色快要怎樣,但臺上的角色是不知道的,就會產生一個張力。這個張力產生出來的某種興奮感,是變態的。

這個比喻恰到好處地形容了這個作品的矛盾感:就像是情緒不佳的人在看悲劇而流淚,之後心情卻會得到舒緩,杜韻飛在拍攝的過程中,也是不斷在這種矛盾的悲傷與興奮之中拉扯。他拍攝的最初目的並非為了拯救這些生命,他清楚自己做不到。然而他一直都希望能夠還給這些生命一張「臉」。

「我當時覺得這是for greater good。牠能夠被看到,從一個議題、從一個被知道可是沒有被看到的族群,牠回到有臉的狀態。」杜韻飛開玩笑地說:「不管我個人有多變態,這樣的作品還是有公共性。」

面對做不到的大石擋在前面,他可以選擇卡在半途,也可以選擇視而不見,然而杜韻飛選擇的是「繞過去」,誠實面對自己與拍攝對象,也清楚自己並非「典型的動保人」。

隨著拍攝的過程,杜韻飛深刻體悟生命的平等與尊嚴,擴展了他拍攝的最初目的:

生命的平等講出來很簡單,你可講給三歲聽,他說他聽懂了,也可以講給九十九歲的聽,他也說他聽懂了,但真正經過生命經驗,那個懂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我做這件事情,是希望讓這能變成我自己生命的一部份,回應我的人生,並把這樣的感覺帶給人。

杜韻飛也許真的有達成他的希望:最終呈現給觀眾的作品,在動保圈產生了迴響,甚至打入平時沒有關注該議題的人群。《生殤相》像是一個好的悲劇作品,不只是將悲傷與興奮攪和進不同的人心中,更是給了觀者一個反思的機會。

選擇站在權威的對立面

將作品縮小,放入更大的視野來檢視,似乎可以看見一個更大的議題——安樂死制度的運作。安樂死讓生命受到選擇與排序,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犬隻被安樂死,但杜韻飛卻也看過一隻黃金獵犬在收容所住了兩、三年。

他並非全然否定制度化的需要,然而他也不會停止對制度的審視。杜韻飛在童年受困籠中的經驗,形塑了他對權威的抗拒,也讓他在拍攝作品時,總是選擇站在權威的另一邊。

拍攝作品時,杜韻飛總是在矛盾中尋找答案:用標籤化來去標籤化、用僵化的動作來凸顯制度的僵化。流浪狗是一個出發點,在他創作的未竟之業路上,這樣的摸索尚未結束,不過杜韻飛也強調:「我並不會刻意想我是在對抗什麼,只是為了回應自己的生命狀態。」

即便如此,隱隱之中,他對於權威的反抗卻也處處可循,或許那樣的反叛與矛盾,儼然就是他生命強韌而閃耀的一部份。

矛盾不只在杜韻飛的作品上,杜韻飛本人也充滿了矛盾,他行事總帶著不羈瀟灑之感,一個作品無論之前拍了多久,只要不感興趣了,就會選擇放下。然而,他在工作時,卻像是有「強迫症」,角度、燈光、表情都非常講究。拍攝完成後,也會廢寢忘食地揀選照片,拍攝數百張照片可能最後只選出兩到三張。

杜韻飛創作是為了梳理自己的生命狀態,是為了有一天不用再創作。然而在一次次的拍攝後,他卻形容自己的思緒為比起兩三年前更加「混亂」。不過那混亂也許並非真的混亂,而是看見了這世界的複雜後,他逐漸不願意為任何東西下定論,也不想要自己被下定論。正因如此,他認為自己並不是個容易書寫的對象。

在訪問中,他不只一次跟我說:「我不好寫吼!寫不出來沒關係。」在和他道別前,他又再說了一次。對於這些深沉的思索與感悟,他或許並不過於期待年輕的我能夠理解——也許我的確不能,但我想試著去理解。我點點頭,心裡卻想:我寫定了。

攝於2011年9月23日上午10點,台灣某公立收容所,距離安樂死執行時間:1.4...
攝於2011年9月23日上午10點,台灣某公立收容所,距離安樂死執行時間:1.4小時。 圖/杜韻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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