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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野生動物保育(上):旅遊記者,來去非洲當志工

上田莉棋後來決定去非洲當志工,犀牛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也是她接觸野生動物保育的起...
上田莉棋後來決定去非洲當志工,犀牛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也是她接觸野生動物保育的起點。  圖/美聯社

與談人:
上田莉棋(《別讓世界只剩下動物園》作者)
吳宗憲動物當代思潮召集人、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黃宗慧(台大外文系教授)
黃宗潔(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

為野生動物飛去非洲當志工,也出版成書了

上田莉棋:
我本身是旅遊雜誌記者,不過雖然喜歡動物,卻無太多相關知識。我居住的香港,是個忙碌的城市,人們忘記野生動物,也存在著互相對立的情況,例如碰到野豬就如臨大敵,會叫警察或漁護署處理,人與猴子也有許多衝突。

香港好像沒有這方面教育的機會,讓人民知道如何與野生動物和平共處,或至少接受牠們的存在。我很想做這方面的事,但怎麼做、什麼時候做,都等到2016年工作有了空檔才得以實現。

我出版過三本書,第三本《別讓世界只剩下動物園》的出版動機,是2016年時覺得,倘若書寫能發揮小小影響力,我很想寫動物保育。相信台灣有相關作品,但這個議題在香港很缺乏,例如像犀牛,大家都知道瀕危,但無法深入。所以後來決定去非洲當志工,犀牛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也是我接觸野生動物保育的起點。 

出發之前,選擇保育機構就出現很多問題,加上當時又有工作在身,所以花了很漫長的時間。其實保育機構也未必歡迎我去,因為亞洲人的形象,當地人覺得「今天非洲動物如果絕種,都是亞洲人害的」。

此外在非洲,每個保育中心都有不同觀點,甚至換負責人時又會因主事者不同而改變觀點,在非洲也常聽到保育中心彼此競爭。我是人文科系出身,難免會對動物加入個人情感,無法單純用數據化的想法去著想物種,心裡也時常疑惑:「難道沒有平衡的可能?」

黃宗慧:
所以我對書中寫到的克雷格(Craig)印象特別好,因為他的保育理念展現了二元對立之外的第三種可能,也發揮了它的功能,這在台灣有待發展。

上田莉棋:
克雷格是我去當志工的那個南非保育區,最大的一位負責人,也是志工營的負責人。克雷格超級瘋狂,就像電影裡的人物,非常戲劇化。他是口沒遮攔愛講冒犯的話、偶爾也會發一下酒瘋的那種人,但對動物卻有他很好的見解,我很幸運找到他的保育區去當志工。

我很欣賞克雷格的想法,而且他直來直往,雖然我是志工,但同時是採訪記者,他也不會防我,常說些鏡頭下不該講的話。當保育工作遇到挫折時,他也不加掩飾,例如談到犀牛他覺得沒救了,但第二天又重新振作,鼓勵手下的人「要努力啊」、「想更多點子啊」,總之是個很實在的性情中人。其實保育人士不是超人,他們同樣也是人,他們是有血有淚的人。

當一線的保育人士真真切切面對盜獵者時,他們會認為你把動物的生命看得比他們還高,那...
當一線的保育人士真真切切面對盜獵者時,他們會認為你把動物的生命看得比他們還高,那樣反撲的力量會更大,對動物也沒有幫助。 圖/美聯社

接觸非洲第一現場之後,過去的觀念有何改變?

上田莉棋:
更早之前我是去中南美洲當動保志工,但只做清潔、打掃、餵食、維修等工作,比較缺乏科學性、系統性的保育,這次到非洲則學到各種面向,裡面就包括解決人的衝突。

在保育中心做動物的事,我發現他們不是因此討厭人類,而是反過來必須跟人相處。像農民幾百年的傳統想法,很難一下子改變,他明明殺了豹,你還是要跟他做朋友,幫他抓、幫他防止牛羊被吃,提供解決之道。

每個保育機構都有自己的立場與作法,很多事情到現在還沒有絕對的良藥,需要通過世代來證明,但犀牛真的沒有時間等了……

黃宗潔:
很多時候大家都說需要數據,否則空口無憑,但經常數字只是被用來做為辯論的材料或拒絕相信的藉口,大家並非真正想要真相,只是想反駁,例如不相信犀牛真的就要絕種了,因此困難的地方在於大眾不願面對真相,不願相信事情真的有這麼糟。

上田莉棋:
有人問書中怎麼沒有血腥照?第一,我沒有親身看到;第二,讀者可能會拒絕再接受這種資訊,會同情疲乏,所以我採取比較溫和的方式,也會放入一些溫馨的、傷心的小故事,用笑與淚結合成一本書,這也都是非洲保育的日常。

幾年前我收到一個年輕人的私訊,他說他想立志去哪裡拯救動物,為牠們帶來希望。其實我很想對他說,保育者也是平凡人,有時能拯救生命,可是更多的時候未必看得到成果。

黃宗慧:
我在書中真的比較沒有看到科學與情感的對立,雖然後面舉例有提到一些科學至上的保育觀,但克雷格看起來比較沒有這種傾向。至少妳所接觸的克雷格來說,並非用人類中心的價值觀,來決定哪些物種該救、哪些不需要救。妳覺得是怎樣的背景讓他們能擁有這種「慈悲的保育觀」?

上田莉棋:
我不敢斷定,但可能他們在非洲土生土長,是第三或第四代的白人,一輩子生活在那裡,家裡也是開農場。我想講求數據的科學家,可能生活在歐美的城市裡,為了論文才來決定要研究什麼動物,沒有與農民、野生動物一起生活在同樣環境裡,因此情感比較抽離。生活在當地的人比較能了解與動物共存的感覺,或者因此比較多關懷的心,與整體考量的想法。

圖為2013年在香港緝拿的非法盜獵物,市價高達530萬。 圖/美聯社
圖為2013年在香港緝拿的非法盜獵物,市價高達530萬。 圖/美聯社

殺了一個我(盜獵者),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吳宗憲:
我想到一個跟動物無關的政治案例。通常兩個國家,最對立的、喊打喊殺的人,都在首都;而願意和平相處的都是住在邊境的居民,因為他們知道彼此不是壞人。像過去金門或澎湖也會跟中國漁民在公海交易,這是兩邊的法律都不允許的,會遭到處罰,但生活不是那一回事,政治的建構非常脫離人性,這點呼應妳書裡說的,「當地人跟動物生活在一起,動物也是社區的一部分」,他們不會把動物拉高,也不會去譴責農民,而是把事情一體來看,這比較務實,是真正的實際生活狀況。

上田莉棋:
我在書裡有提到一件事,例如對盜獵者是否應採取嚴懲?像南非有很複雜的法律程序,這點滿妨礙保育士氣的,但有趣的是,我問南非反盜獵者,是否該學其他非洲國家,有權擊殺盜獵者?可是讓人意外的,這些在前線生命受盜獵威脅的人竟然反對這樣的做法,他們的想法是,「殺了一個盜獵者,可能會產生更多盜獵者」,例如製造了孤兒寡婦,村莊的人會想報復等等。

很多人在電腦面前看見虐待動物,就義憤填膺說:「這些人都應該去死!」但一線的保育人士真真切切面對生命的時候,他們會認為「你怎能讓非洲這些貧苦的人,覺得你把動物的生命看得比他們還高?你把他們的尊嚴放到哪裡?」那樣反撲的力量會更大,對動物也沒有幫助。

在那邊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觀點,你問我支持哪一種我反而沒有答案,雖然有時會很氣憤,可是實務上他們才是執法人員,他們在第一線直接面對生命的風險,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對我都很有啟發性。

吳宗憲:
我觀察到一個管理現象,執法人員考慮到很多層面,所以不會使用絕對的方式去對待犯罪的一方。可是相對的,也有一種人並非真的愛動物,在執法時他會為了私利而放水,例如披著保護者的外衣進行販賣之實,因為灰色地帶太大,這種人肯定有,不知你有沒有觀察到這種現象?

上田莉棋:
其實一定有,特別是非洲貪腐滿嚴重的,有很多新聞或事件都讓人很洩氣,他們當然有法律,但執法太寬鬆的話,盜獵者再犯的、收賄的、監守自盜的都很嚴重。

所以犀牛保育很多資料都極機密,比方巡邏時間表、保育區裡到底有多少犀牛、找犀牛的方法等等,除了巡邏隊長之外連員工也不知道,包括志工也要防。如果有內鬼的話,拍到犀牛盜獵者就知道方位了,那就是一筆可觀的財富。

書裡也有講,黑幫的手法很深入,反盜獵的人員都要通過測謊才可以擔任,剛開始我也受到不友善的對待,大家可能覺得亞洲人無法信任,所以找機構的時候也是有人拒絕我,這可能都是原因。

很多人以為盜獵集團全部都是貧窮的非洲人,沒飯吃才會作奸犯科,但他們除了槍,也會用高劑量的麻醉藥,這絕非一般市面可取得,需要買通獸醫,也就是這是一個很大的共犯結構,純粹是為了高獲利而形成的跨國犯罪集團,是包括毒品、軍火、人口走私等四大國際犯罪之一,整合了很多技術性的系統,這樣的結構抓了一個低階的犯罪者,還會有新的人遞補。像索馬利亞的恐怖組織也會利用非法走私來支撐他們的恐怖活動。

很多人想法太過簡化,以為這單純就是動物的事件而已,但背後牽扯很廣,之前有位專門調查肯亞象牙走私的專員,在緬甸就被殺害了。

▍下篇:

非洲野生動物保育(下):世界只剩下動物園有什麼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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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保育議題在香港很缺乏,例如像犀牛,大家都知道瀕危,但無法深入。圖為被盜獵...
野生動物保育議題在香港很缺乏,例如像犀牛,大家都知道瀕危,但無法深入。圖為被盜獵者殺害的犀牛,發現屍體的村民掘洞埋葬。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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