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野生動物保育（上）：旅遊記者，來去非洲當志工
與談人：
上田莉棋（《別讓世界只剩下動物園》作者）
吳宗憲（動物當代思潮召集人、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黃宗慧（台大外文系教授）
黃宗潔（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
為野生動物飛去非洲當志工，也出版成書了
上田莉棋：
我本身是旅遊雜誌記者，不過雖然喜歡動物，卻無太多相關知識。我居住的香港，是個忙碌的城市，人們忘記野生動物，也存在著互相對立的情況，例如碰到野豬就如臨大敵，會叫警察或漁護署處理，人與猴子也有許多衝突。
香港好像沒有這方面教育的機會，讓人民知道如何與野生動物和平共處，或至少接受牠們的存在。我很想做這方面的事，但怎麼做、什麼時候做，都等到2016年工作有了空檔才得以實現。
我出版過三本書，第三本《別讓世界只剩下動物園》的出版動機，是2016年時覺得，倘若書寫能發揮小小影響力，我很想寫動物保育。相信台灣有相關作品，但這個議題在香港很缺乏，例如像犀牛，大家都知道瀕危，但無法深入。所以後來決定去非洲當志工，犀牛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也是我接觸野生動物保育的起點。
出發之前，選擇保育機構就出現很多問題，加上當時又有工作在身，所以花了很漫長的時間。其實保育機構也未必歡迎我去，因為亞洲人的形象，當地人覺得「今天非洲動物如果絕種，都是亞洲人害的」。
此外在非洲，每個保育中心都有不同觀點，甚至換負責人時又會因主事者不同而改變觀點，在非洲也常聽到保育中心彼此競爭。我是人文科系出身，難免會對動物加入個人情感，無法單純用數據化的想法去著想物種，心裡也時常疑惑：「難道沒有平衡的可能？」
黃宗慧：
所以我對書中寫到的克雷格（Craig）印象特別好，因為他的保育理念展現了二元對立之外的第三種可能，也發揮了它的功能，這在台灣有待發展。
上田莉棋：
克雷格是我去當志工的那個南非保育區，最大的一位負責人，也是志工營的負責人。克雷格超級瘋狂，就像電影裡的人物，非常戲劇化。他是口沒遮攔愛講冒犯的話、偶爾也會發一下酒瘋的那種人，但對動物卻有他很好的見解，我很幸運找到他的保育區去當志工。
我很欣賞克雷格的想法，而且他直來直往，雖然我是志工，但同時是採訪記者，他也不會防我，常說些鏡頭下不該講的話。當保育工作遇到挫折時，他也不加掩飾，例如談到犀牛他覺得沒救了，但第二天又重新振作，鼓勵手下的人「要努力啊」、「想更多點子啊」，總之是個很實在的性情中人。其實保育人士不是超人，他們同樣也是人，他們是有血有淚的人。
接觸非洲第一現場之後，過去的觀念有何改變？
上田莉棋：
更早之前我是去中南美洲當動保志工，但只做清潔、打掃、餵食、維修等工作，比較缺乏科學性、系統性的保育，這次到非洲則學到各種面向，裡面就包括解決人的衝突。
在保育中心做動物的事，我發現他們不是因此討厭人類，而是反過來必須跟人相處。像農民幾百年的傳統想法，很難一下子改變，他明明殺了豹，你還是要跟他做朋友，幫他抓、幫他防止牛羊被吃，提供解決之道。
每個保育機構都有自己的立場與作法，很多事情到現在還沒有絕對的良藥，需要通過世代來證明，但犀牛真的沒有時間等了……
黃宗潔：
很多時候大家都說需要數據，否則空口無憑，但經常數字只是被用來做為辯論的材料或拒絕相信的藉口，大家並非真正想要真相，只是想反駁，例如不相信犀牛真的就要絕種了，因此困難的地方在於大眾不願面對真相，不願相信事情真的有這麼糟。
上田莉棋：
有人問書中怎麼沒有血腥照？第一，我沒有親身看到；第二，讀者可能會拒絕再接受這種資訊，會同情疲乏，所以我採取比較溫和的方式，也會放入一些溫馨的、傷心的小故事，用笑與淚結合成一本書，這也都是非洲保育的日常。
幾年前我收到一個年輕人的私訊，他說他想立志去哪裡拯救動物，為牠們帶來希望。其實我很想對他說，保育者也是平凡人，有時能拯救生命，可是更多的時候未必看得到成果。
黃宗慧：
我在書中真的比較沒有看到科學與情感的對立，雖然後面舉例有提到一些科學至上的保育觀，但克雷格看起來比較沒有這種傾向。至少妳所接觸的克雷格來說，並非用人類中心的價值觀，來決定哪些物種該救、哪些不需要救。妳覺得是怎樣的背景讓他們能擁有這種「慈悲的保育觀」？
上田莉棋：
我不敢斷定，但可能他們在非洲土生土長，是第三或第四代的白人，一輩子生活在那裡，家裡也是開農場。我想講求數據的科學家，可能生活在歐美的城市裡，為了論文才來決定要研究什麼動物，沒有與農民、野生動物一起生活在同樣環境裡，因此情感比較抽離。生活在當地的人比較能了解與動物共存的感覺，或者因此比較多關懷的心，與整體考量的想法。
殺了一個我（盜獵者），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吳宗憲：
我想到一個跟動物無關的政治案例。通常兩個國家，最對立的、喊打喊殺的人，都在首都；而願意和平相處的都是住在邊境的居民，因為他們知道彼此不是壞人。像過去金門或澎湖也會跟中國漁民在公海交易，這是兩邊的法律都不允許的，會遭到處罰，但生活不是那一回事，政治的建構非常脫離人性，這點呼應妳書裡說的，「當地人跟動物生活在一起，動物也是社區的一部分」，他們不會把動物拉高，也不會去譴責農民，而是把事情一體來看，這比較務實，是真正的實際生活狀況。
上田莉棋：
我在書裡有提到一件事，例如對盜獵者是否應採取嚴懲？像南非有很複雜的法律程序，這點滿妨礙保育士氣的，但有趣的是，我問南非反盜獵者，是否該學其他非洲國家，有權擊殺盜獵者？可是讓人意外的，這些在前線生命受盜獵威脅的人竟然反對這樣的做法，他們的想法是，「殺了一個盜獵者，可能會產生更多盜獵者」，例如製造了孤兒寡婦，村莊的人會想報復等等。
很多人在電腦面前看見虐待動物，就義憤填膺說：「這些人都應該去死！」但一線的保育人士真真切切面對生命的時候，他們會認為「你怎能讓非洲這些貧苦的人，覺得你把動物的生命看得比他們還高？你把他們的尊嚴放到哪裡？」那樣反撲的力量會更大，對動物也沒有幫助。
在那邊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觀點，你問我支持哪一種我反而沒有答案，雖然有時會很氣憤，可是實務上他們才是執法人員，他們在第一線直接面對生命的風險，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對我都很有啟發性。
吳宗憲：
我觀察到一個管理現象，執法人員考慮到很多層面，所以不會使用絕對的方式去對待犯罪的一方。可是相對的，也有一種人並非真的愛動物，在執法時他會為了私利而放水，例如披著保護者的外衣進行販賣之實，因為灰色地帶太大，這種人肯定有，不知你有沒有觀察到這種現象？
上田莉棋：
其實一定有，特別是非洲貪腐滿嚴重的，有很多新聞或事件都讓人很洩氣，他們當然有法律，但執法太寬鬆的話，盜獵者再犯的、收賄的、監守自盜的都很嚴重。
所以犀牛保育很多資料都極機密，比方巡邏時間表、保育區裡到底有多少犀牛、找犀牛的方法等等，除了巡邏隊長之外連員工也不知道，包括志工也要防。如果有內鬼的話，拍到犀牛盜獵者就知道方位了，那就是一筆可觀的財富。
書裡也有講，黑幫的手法很深入，反盜獵的人員都要通過測謊才可以擔任，剛開始我也受到不友善的對待，大家可能覺得亞洲人無法信任，所以找機構的時候也是有人拒絕我，這可能都是原因。
很多人以為盜獵集團全部都是貧窮的非洲人，沒飯吃才會作奸犯科，但他們除了槍，也會用高劑量的麻醉藥，這絕非一般市面可取得，需要買通獸醫，也就是這是一個很大的共犯結構，純粹是為了高獲利而形成的跨國犯罪集團，是包括毒品、軍火、人口走私等四大國際犯罪之一，整合了很多技術性的系統，這樣的結構抓了一個低階的犯罪者，還會有新的人遞補。像索馬利亞的恐怖組織也會利用非法走私來支撐他們的恐怖活動。
很多人想法太過簡化，以為這單純就是動物的事件而已，但背後牽扯很廣，之前有位專門調查肯亞象牙走私的專員，在緬甸就被殺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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