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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慧/藝術的歸藝術,生態的歸生態?——當藝術與外來種碰撞

圖/截自臺北美術館官網
圖/截自臺北美術館官網

向來關心自然生態議題的新加坡藝術家趙仁輝,以《當世界碰撞》參與了「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2018臺北雙年展。此作品除了關乎標題的撞擊意象已然透露的、城市高樓林立所造成的鳥擊問題,也觸及外來種生物與本地環境的碰撞。

來臺進行研究時,趙仁輝發現這裡有提供捕抓入侵蜥蜴獎金。2015年,嘉義縣就捕獲超過22萬隻蜥蜴。而來自非洲的埃及聖䴉則出現在關渡及西部海岸濕地,對本土禽鳥產生排擠作用,專家們於是精心設計鳥巢移除計畫。此外,臺北市立動物園志工每週兩次夜間捕抓入侵的斑腿樹蛙,餵食給動物園裡的動物。科學家認為,大多數引進的植物和動物會對本地物種構成威脅。然而,這些「外星」物種之所以落入他方,不又是人類引入的?

前述這段引自雙年展手冊的文字,可見趙仁輝和主張對外來種理應「除惡務盡」的主流觀點有所出入。1對此,我們是否只能以「藝術的歸藝術,生態的歸生態」來理解,認為藝術家為外來種發聲的觀點無須被生態保育界納入參考?又或者我們有無可能從藝術家的切入角度,看見過往在外來種議題相關討論上較未被思考的面向?

以不同觀念看待不同形勢

事實上,趙仁輝不是第一次透過他的作品介入外來種議題,2017年間先後在新加坡、上海展出的作品《聖誕島:自然而然》即是前例。

根據《空藝術》專訪趙仁輝的報導指出,聖誕島這座原本展現珍貴生物多樣性的火山島嶼,是因為人類的活動才導致島上的生態平衡徹底被打破:「從磷酸鹽開採,到第一家賭場成立,甚至是帶上島的第一隻貓」。由於沒有天敵,貓在島上繁衍之後,遂被當成可怕的入侵者,於是為了保護稀有物種,全島實行了「滅貓計劃」。

趙仁輝於是通過攝影作品與裝置藝術,重述聖誕島上的故事:「被人工飼養的野生蜥蜴、在廢棄泳池中飲水的大鳥、布滿全島的捕貓器……在閱讀了70年代記錄聖誕島自然風貌的英文書Christmas Island Naturally後,趙仁輝不僅將其書名沿用到了個展中,還根據原書的脈絡做了更新,將自己拍攝的照片和科學研究彙集在一起,出版了同名畫冊。展覽的最後一部分,藝術家大膽假設了一種一勞永逸的方式維護聖誕島的生態系統:徹底清除所有入侵物種——包括人類,也選擇離開島嶼。」2

以「人類的離開」為最基進的生態維護方式,這個「假設」乍看有些偏激,但趙仁輝的目的並不是要以偏概全地推得一個有「仇視人類」之虞的結論。他在訪問中強調「每個島嶼都會有自己的故事……面對不同的形勢,要有不同的觀念去看待。」但以聖誕島來說,在他看來,確實「就是人的到來,讓自然消失了。」3

圖/截自臺北美術館官網
圖/截自臺北美術館官網

聖誕島上貓的「滅絕」

創作期間,趙仁輝曾三次造訪聖誕島,到研究中心和科學家們聊天,透過與科學家的交談,他了解到聖誕島上進行著很多實驗:「因為聖誕島很小,大概只有新加坡的五分之一。科學家設想的實驗,在這裡實施後很快能得到結果。例如島上出現的捕貓器,一旦能用它安全地消滅貓,那科學家就會將這一計劃推廣到澳大利亞。對他們而言,這裡是個實驗島。我覺得他們做的事,很像上帝。」4

趙仁輝所謂科學家「很像上帝」的形容,顯然不能等同於一種讚許,因為他在〈紀念聖誕島上的最後一隻貓〉(2016)的作品中,更像是對「很像上帝」的行為提出質疑。

這件作品模仿了島上掛著毒餌的捕貓器,與貓的骨骼標本並置陳列,「作為對《聖誕島:自然而然》結局的暗示」。5據2015年的調查顯示,貓可能已經在島上滅絕,藝術家於是想像「大功告成」的科學家「攜所有島上居民離開聖誕島,回復一個從未被殖民過的聖誕島。」6

當人類試圖「還原」島上生態時,把貓當成必須被剷除的入侵種,終至其滅絕,但貓成為島上的「生態殺手」其實是人類引進的結果。如果人類不一併「自我移除」,「還原」當地生態是否畢竟只是空話?移除了一種,難道不會有下一種?作品開啟了這樣的思考方向。

不過這個幾近於不可能的、「人類將自己這種入侵種移除」的提案,重點不在於是否真能被落實,而在於刺激觀者重省對於外來種問題過於單一制式的想法。過往在思考外來種議題時,人類往往以一種自己可以免責的態度,主張除惡務盡。但如果我們不曾回頭反思外來種到底是怎麼來的、不釐清牠們帶來的惡果和人類的「做惡」之間的關係,恐怕只會重複循環不已的殺戮,7而無法真正根除問題。

藝術家雖然不像科學家般能直接介入外來種的處理,但光就把「人」的責任重新帶進外來種議題這點來說,也已經發揮了一定的意義,凸顯了在探討外來種的問題時,若避開「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談,一以貫之地以撲殺來處理,為何是有待商榷的。

外來種都是洪水猛獸?

即使離開藝術的範疇,其實也有類似的聲音來自保育界本身。例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環境研究學院(Nelson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的教授羅賓斯(Paul Robbins),便在一篇與地理系學者摩兒(Sarah Anne Moore)合著的論文〈生態焦慮失序症〉中,8述及有別於傳統保育復育立場的新生態派已然出現。

文中指出,2011年6月,以戴維斯〈Mark Davis)為首的18位科學家在Nature上發表了〈不要以物種的出生地來評斷牠們〉一文,認為過去關於外來種危害的評估可能言過其實。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主張回復原本的自然狀態」這種想法本身就有問題,因為面對人類世帶來的劇烈改變,我們應該做的是學習接受新生態、與之共存。

當然這「另一種聲音」立刻受到很多質疑,甚至有上百名生物學家、生態保育學者共同聯名反對戴維斯的看法,而這些反對的意見也登上NatureScience兩大期刊,可見戴維斯在批判所謂「回到伊甸園式的保育學」時,對於科學界較主流的保育觀產生了多大的震撼。

關於這一場論戰,羅賓斯與摩兒的立場倒不是要貶抑傳統保育派、推崇新生態學的支持者,而是要進一步分析各自的「生態焦慮」所在。9但即使他們沒有「選邊站」,還是得以讓我們看到,對於外來種的立場至少「有兩邊」,而不是只有單一的「全面移除派」。10

趙仁輝作品,〈在一夜之間捕捉到的斑腿樹蛙〉。 圖/截自臺北美術館官網
趙仁輝作品,〈在一夜之間捕捉到的斑腿樹蛙〉。 圖/截自臺北美術館官網

趙仁輝作品,〈紀念聖誕島上的最後一隻貓〉。 圖/截自香格納畫廊官網
趙仁輝作品,〈紀念聖誕島上的最後一隻貓〉。 圖/截自香格納畫廊官網

「萬惡」外來種造成物種滅絕?

面對外來種如此複雜的問題,如果堅持永遠都只能選某一邊,原本就不太可能是「正解」。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生態與演化學系的兩位學者古里維奇(Jessica Gurevitch)與帕迪亞(Dianna K. Padilla)早在〈入侵種是滅絕的主因嗎?〉一文中,11就透過分析各種相關數據與檢視個別案例,說明若將外來種籠統地一視同仁、把生態之害全歸咎於外來種,所可能造成的反效果;她們同時也強調,在探討外來種侵害時,也應該積極帶入對人為問題的討論。

以「惡名昭彰」的尼羅河鱸(Nile Perch)來說,一般熟知的資訊是,因為1960年代有人帶了一桶尼羅河鱸的魚苗,在坦尚尼亞鄰近的維多利亞湖放生,沒多久時間,這個外來種的掠食者,就摧毀了湖中古老而多元的生態系,消滅了絕大部分本土魚種。

但古里維奇與帕迪亞認為,尼羅河鱸和大多數被認為造成其他物種滅絕的強勢外來種一樣,未必是直接、唯一造成滅絕的原因。即使某些物種滅絕的時間和牠們的出現時間吻合,還是有很多其他可能相關的因素需要考慮,畢竟造成侵害的物種也許不只一種,滅絕的物種也可能同時遭受另外的壓力源威脅。

以尼羅河鱸的「危害」來說,其實維多利亞湖的慈鯛科魚類從1920年代就開始減少,且原因和道路開發、海岸線破壞都有關;而在1970年代都市化的連動影響下,出現水質優養化、湖水透明度下降等現象。

隨著水中氧氣量不足,魚類死亡的狀況是很常見的,而這種環境又有利於另一種入侵種,就是布袋蓮的生長,後續造成的生態變化因此更大,所以「就算移除尼羅河鱸與布袋蓮,即使有可能做到,也解決不了已改變的土地利用方式與營養鹽汙染所造成的問題」。兩位作者因此提醒,如果只是想著把外來種塑造成最大的敵人,反而沒有辦法把力氣用在正確的地方。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無須憂心外來種所造成的破壞,古里維奇與帕迪亞只是認為,需要有更多相關研究為憑藉,才能推論外來種在造成部分物種的滅絕上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如果總是斷然視所有的外來種視為洪水猛獸,未必真能有利於生態保育。

再以斑馬貽貝此外來種對原生種的侵害為例,兩位作者認為,我們不該只鎖定在斑馬貽貝有多麼強勢恐怖的討論上,卻不提原生種的棲息地破壞、水質優養化、人類採集貝類以滿足珍珠工業與貝殼鈕扣工業……等因素所造成的影響。畢竟對於外來種的了解要越明確,討論要越細緻,才越能有效處理威脅。

生態保育上,「人」的倫理責任

在生態保育上,藝術與人文研究者可以介入使力之處或許不多,但對於「人」所扮演的角色與倫理責任,卻具有相當的敏感度。就像趙仁輝的作品,不管是〈紀念聖誕島上的最後一隻貓〉或〈在一夜之間捕捉到的斑腿樹蛙〉,都是充滿人文關懷的藝術作品,而非罔顧科學、不惜違反生態理念也要捍衛外來種。

這些作品足以提醒我們:除了討論外來種造成了哪些影響、對外來種該採取多積極的移除手段之外,我們終究要回到「人的問題」的檢討上,因為這部分往往是在相關討論中最缺乏的。

也因此,儘管要人類「自我移除」的提案顯然窒礙難行,但如果有了對自身責任的覺察,至少在思考外來種問題時,我們可能會願意發展更細緻的論述、採取更謹慎的評估與做法,也可能會更願意認同古里維奇與帕迪亞所說的——外來種或許是造成某些物種消失的主因,或許是「最後」致命一擊,但也有時滅絕已然發生,我們認為作惡多端的外來種,只是出現在葬禮上的花束。12

而這葬禮,極可能是人類所造成的。

  • 文:黃宗慧,台大外文系教授,專長為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編有《台灣動物小說選》、《放牠的手在你心上》,著有《以動物為鏡:12堂人與動物關係的生命思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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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嚴格來說,被列入「除惡務盡」對象的是外來入侵種(alien invasive species)。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對外來種(alien species)的定義是「因為人類的活動,人為主動或間接引入,而出現在其自然分布與可能擴散範圍之外的物種」,而外來入侵種則是「外來種進一步在自然或半自然生態系中,建立穩定繁殖的族群,甚至改變或威脅原生地的生物多樣性」,兩者並不能直接等同。但因為外來種具有進一步發展成入侵種的可能,基於防範未來造成「基因雜交、掠食危害、競爭排擠、疾病傳染、公共衛生、經濟損失」的理由,不時可見外來種被預設為等同於入侵種。以上關於外來種與外來入侵種的定義、入侵種的危害評估,係參考陳賜隆的〈在台灣繁殖的外來種鳥類〉一文,見《動物園雜誌》38.2(108年4月):4-15。
  • 以上引文均出自〈趙仁輝專訪:他用戲謔的藝術,紀念聖誕島上最後一隻貓〉。
  • 同前註。
  • 同前註。
  • 新加坡藝術家鏡頭下一座印度洋孤島的風物書寫〉。
  • 同前註。
  • 可參考〈循環不已的殺戮〉一文,其中除了對於外來種引入原因、移入觀賞或娛樂用的外來種﹙如綠鬣蜥﹚所造成的後續影響有所說明,也為「人類的錯誤,要用動物生命償還」這些反覆發生的事例,提出不平之鳴。
  • Robbins, Paul F. and Sarah Anne Moore.“Ecological Anxiety Disorder: Diagno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Anthropocene.” Cultural Geographies 20.1(January 2013):3-19.
  • 這篇文章認為,傳統的保育派主張剷除外來種,以免傷害原生物種,也就是想減少人類對自然的危害、盡可能恢復自然原本的樣貌,但這其中卻有著「人類恐懼」(anthrophobia),一直憂心人類本身對生態造成的破壞而想著要「復原」,卻未充分考慮接受生態系統的變化、與新的生態體系共存的可能;另一方面,擁護新生態的一派在面對外來種問題時,主張不要再讓物種被貼上來自人類文化價值判準的好壞、入侵種或本土種等標籤,但卻會不斷自我檢視,深怕科學會因為偏向某種價值判斷、帶有文化偏見,而變得不夠客觀,因此可稱之為「自體恐懼」(autophobia)。
  • 雖然一般認為處理外來種問題的正確作法,是在還能控制時就盡快「全面移除」,但就如《意外的守護者》(Incidental Steward: Reflection on Citizen Science)一書的作者阿奇科.布希( Akiko Busch)所言,保育生物學家對於外來種的態度,其實從「接納」到「根除」的立場都有,也持續有著爭議,並非一般所認為的,移除乃是共識。
  • Gurevitch, Jessica and Dianna K. Padilia. “Are Invasive Species a Major Cause of Extinctions?.”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s 19.9 (September 2004):470-74.
  •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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