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動物」成為藝術品——當代藝術中的動物符號
心理學家基斯・奧特利曾形容，小說是心智的飛行器，能帶領我們探索他人心靈的風景；而《倫理的臉》作者黃宗潔也表示，藝術亦可觸動人們更為直觀的情感反應，因此文學、藝術的跨界思考，將有助於喚醒我們對動物倫理的感受能力。她提到艾比蓋爾．馬許的《恐懼的力量》，書中明確指出，連續殺人犯有「無法感受他者恐懼」的共通特質，心理學界為此做了許多研究，發現人們對恐懼表情的敏感度，正是展現同理心與後續行動的關鍵。
然而，這樣的敏感度該如何培養？有趣的是，心理學家認為，讀小說有益於我們的「情緒辨識度」。對此，黃宗潔表示：「過去我們對動物的處境，往往缺乏切身感，因此文學、藝術正像一個入口，可以通往我想抵達的方向。」
利他主義作品：打開倫理的話語空間
近年已有越來越多當代藝術從利他主義的概念出發，並為我們帶來新的倫理觀。例如台北雙年展「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中，俄國藝術家阿列克斯．布爾達科夫的很多作品，都是可在城市中實際運用的，而非美術館裡僅供參觀的展品。他的〈貓抓板〉，材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貓抓板，貓浮球的部分則由猴硐的貓志工繪製，拼成一個確實可以讓貓休憩的裝置藝術空間。
蕭聖健的聲音裝置〈歸〉，展品軸心緩慢轉動，被撥動的鳥就會發出宛如黃昏時的鳥叫聲。黃宗潔說，過去百鳥歸巢的畫面，在城市裡已經相當罕見，這個裝置提供了一種鄉愁式的召喚，讓我們重新感受聽聞鳥鳴的喜悅。不過另方面，裝置同時也是個線路交錯纏繞的冰冷機械，在視覺上其實並不令人愉悅。
黃宗潔也認為，此作品似乎從這兩個角度提醒我們，在當代城市裡，人與鳥、樹、環境等自然的關係，若是需要靠這樣的機械樹跟機械鳥來召喚想像，是很悲哀的事。這些作品都是觸發倫理思考起點的案例，無論成功與否，他們從倫理觀點的介入，都提供了打開話語空間的可能性。
動物標本作品：召喚對生死的感知？
在後人類時代，隨著生命技術與人工智慧高度發展，我們開始對人跟機器、人跟其他生物之間的界線混雜產生焦慮，因此很多藝術家也開始透過作品去回應這種焦慮，或是呈現藝術家個人的答案及思考的路徑。
關於後人類時代的藝術與倫理，大衛．霍克尼在《觀看的歷史》中，舉畢卡索的貓頭鷹為例，他說這幅畫可以感受到貓頭鷹的生命力，反觀今日，「藝術家大概只會把稻草塞進貓頭鷹的身體當標本吧。畢卡索的貓頭鷹忠實呈現了他如何『觀看貓頭鷹』，遠比動物標本有趣多了。」
霍克尼這句話顯然對當代藝術帶有貶意，但這樣的偏見也並非無的放矢。黃宗潔表示，當代藝術裡確實有許多不同形式的動物利用（諸如活體或標本等），讓我們看到很多當代藝術家所做的事情，差不多就是把稻草塞進貓頭鷹的身體裡。
最有名的例子是赫斯特的鯊魚標本，它有個很厲害的名字，叫〈生者對死者無動於衷〉；此外，有些藝術家的「稻草」不是塞進貓頭鷹裡，而是塞到貓的身體裡，像大衛．史瑞格利手拿標語的貓標本〈我死了〉。
有人稱這類作品為「觀念藝術」，希冀讓人透過標本，思考名稱想要傳達的訊息。黃宗潔說：我們對鯊魚的恐懼產生不適感、貓標本也有不舒服的違和感，某種程度上或許真能觸發一些生死之類的思考，但是回歸原點，它確實就是「一個標本」，有些藝評家對這類作品不以為然，說它們跟國中教具又有何差別？
活體動物作品：利用動物的形象與實體？
除了大量利用標本作品反覆操作所謂「召喚生死感知」的手法而遭質疑，活體動物在藝術裡的使用，就更直接造成動物受傷害的可能，道德上也更常被提出批判。曾以豬交配為作品形式的藝術家徐冰，後來回溯他在藝術中進行動物利用的起點。
他說：「我那時剛搬到紐約不久，我需要尋找到一種直接的、強烈的、有現場感的藝術，現在看來，這些是當代藝術的表面特徵。在『為創造而創造』的狹窄道路上，對人的創造力的無奈，導致我對動物的興趣。」換句話說，只要把動物（不管活體或標本）丟出來，就有強烈現場感，群眾就會被震撼。徐冰誠實的自省，確實碰觸到藝術使用動物的盲點：我們在作品背後加諸許多藝術的大道理，是否只是利用動物的形象跟實體而已？
黃宗潔認為，在現實面想完全杜絕動物利用是不太可能，但也並非不容挑戰。形式和詮釋之間的關係，是所有藝術都不容迴避的事情，只是全盤否定或接受，都不是觀看、評價動物利用的合宜態度。像是傑夫・昆斯的〈氣球狗〉、霍夫曼的黃色小鴨這類作品，就經常被批評「這像藝術嗎？」對此，新表現主義藝術家大衛・薩利，曾提出一個觀察角度：那些物件本身，也就是它的形式，是不是比它們的詮釋更有趣、更龐大？
這個角度正好帶我們去看當代藝術的本質，是否過於依賴話語的詮釋，合理化作品形式的蒼白。從這樣的角度去反省思考，形式跟概念如何塑造藝術作品、作品與觀眾之間產生什麼樣的話語關係，我們才比較能夠打破全盤支持或否定的二元框架。
共生的想像：藝術的形式與詮釋
回到藝術作為觀看人類世與後人類議題之鏡，是否能帶給我們一些倫理上的啟發，黃宗潔舉了2014年台北雙年展「劇烈加速度」的作品為例，認為它們或多或少都回應了人跟環境、人跟其他動物共生的想像，但在形式與詮釋之間，仍發生一些插曲。
以島袋道浩作品〈我的烏龜導師〉為例，整個展場只有一隻烏龜，果然因不符動物福利遭到許多抗議。後來北美館確實做了一些改善，例如減少烏龜的展覽時間、有時會出現「烏龜導師去曬太陽了」的告示，為避免觀眾失望，標語背面還寫了一些象龜小知識。黃宗潔說：有趣的是，美術館介入這些動作之後，反而縮限了詮釋的可能性，更凸顯出這件作品「動物展示」的本質。有時動物躲起來，大家看看牌子上寫些什麼就走了，我們去參觀動物園不也做同樣的事嗎？
回顧兩年前在古根漢遭撤展的〈世界劇場〉，更早於法國也被抗議，館方的做法是改為陳列所有抗議信跟藝術家的回應，並放置留言板讓觀眾寫心得來替代，館方的因應也成為藝術的一部分。
因此〈烏龜導師〉這件作品，與其說是藝術家強調的「緩慢的抵抗」，不如說是揭露出當代人與動物關係的冰山一角。在後來幾個過程當中（包含民眾抗議），讓我們看到人、動物、展覽空間、時間之間非常複雜的互動與變化，一起構成了新的對話與思考。「事實上美術館也不願擔上虐待動物的罪名，若在展前先諮詢生物專家，或許就會比接到抗議後再調整，更能避免類似爭議。」黃宗潔說。
寓言式作品：探討的依然是人
2014年台北雙年展「劇烈加速度」共生的想像中，還有周慶輝的攝影〈人的莊園〉，創作者認為社會是一個籠子。我們也住在動物園裡，過著被制約的生活，但黃宗潔表示，動物存在於該作品中，還是被當成一種寓言的概念，事實上探討的依然是人。
而哈洛・安卡的〈方舟〉，展的是一堆印上數量、尺寸與動物圖像的紙箱，用以指向動物被長途運輸的當代處境，另方面也嘲諷人類以「動物拯救者」自居，但觀眾可能遠遠看不出這是怎麼回事。黃宗潔說：其實這是很多人觀看當代藝術常見的困惑，就算展場角落有人不小心掉了眼鏡，其他觀眾可能也會認真端詳，覺得眼鏡擺在這裡或許有什麼特殊意義。
「這些箱子也一樣，有些人會狐疑『這是展覽的一部分嗎？我需要看看它嗎？』我們若用傳統看展的方式，便會覺得當代藝術經常都很怪，尤其創作者希望觸動我們去思考這些問題時，未必都這麼多話、會把意涵都講出來。」黃宗潔說道。
混生感作品：物種界限被打破了嗎？
最近基因編輯改造的嬰兒引發許多爭議，科技發展到後來，人類對自己的處境也越來越不安，人跟動物、跟機器混種的相似性帶來更多的焦慮。藝術家李小鏡早期就做了很多混生感的影像拼貼作品，諸如〈12生肖〉〈108眾生相〉〈審判〉〈夜生活〉等，將人臉做動物化的變形，呈現出人與動物界線模糊的詭異感。
早期的評論曾形容，這些作品帶我們看到人的獸性（劣根性、野性），說法背後連結了「獸性＝原始、低等」的暗示，但黃宗潔認為這些影像看似打破了物種界限，然而混雜當中，人與動物依舊二分。因為我們在意的仍是人類被突顯出來的野性，好像在提醒大家「應當珍惜人臉」這樣的意涵，雖然這或許並非作者的本意，但他看似打破疆界，卻同時僵化了我們舊有的刻板印象。
李小鏡的作品向來著眼於人的演化之途，動物一方面是我們的過去，一方面又呈現有如科幻般的未來。作品裡的動物與人類，嚴格來說仍是對立的兩端，不過他近期的創作則有了不同的跨越。〈NEXT〉擬想在全球暖化持續加劇的狀況下，人從水裡來，最後還是會回到海裡。他創作了人骨跟魚骨結合的〈人魚〉、會隨著時間3D列印出許多小魚的〈多子多孫〉等。黃宗潔認為，這一系列具有互文效果的作品，打破過去人類優越的、單一線性的演化侷限，生命成為一種循環，提醒我們去想像未來、思考人跟環境的關係，是更具有共生想像的創作。
批判意識作品：以奇觀式展演反思生命
黃贊倫則是更有意識地批判人類作為，其作品透過一系列高科技裝置，來表現他看待人與自然關係的態度。這類作品並不涉及真實動物的利用，但同樣可藉此思考人類世之下，萬物的界線、與界線的再定義。
〈DAVID——練習者〉是感應式裝置，觀眾靠近時，羊男就會用頭不停撞牆；另一作品〈安妮〉，掛著一個呼吸器，靠近時，就會表現出呼吸困難的樣子。據黃贊倫的說法，安妮的靈感來自龜鹿二仙膠，提醒我們這些被視為珍貴藥材的龜板與鹿角，是人對動物的掠奪，人的肉身是「異體移植」的基底，最後成為跨種人類。這些作品的概念，都反諷人類藉由科技，將慾望投射在其他生物身上，並企圖喚起人們對其他生命的真實感受。但黃宗潔認為，除非觀眾非常認真做功課，否則召喚對生命的感受，是一件艱難的任務。
當代藝術跟過去傳統有很大的差別，畢竟傳統藝術是直觀的情感。她說：我們可能為一幅畫感動掉淚，但很難單單看到撞牆的羊男就掉下淚來，因為你搞不清楚它在做什麼，甚至可能覺得詭異就跑掉了。我覺得這些寄託了道德和教育意義的當代裝置藝術，必須回應如何跨越所謂「奇觀式展演」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這些嘗試都打開了不同的想像空間，提供我們思考的途徑。總的來說，當代藝術不管使用的是何種形式的動物符號，召喚的仍是人的想像力，成為另一種窺看的起點。如果觀者願意停下來思考那些引發我們不安感受的熟悉與陌生，那麼在展覽結束後，或許就能成為反思生命的起點。
觀看者的抗議：動物形象冒犯了人？
最後，黃宗潔再舉一例，用來說明有時藝術出現動物而遭抗議，未必是基於動物權的考量；相反的，讓人感覺不舒服的原因，是動物的形象對人造成了冒犯，例如喻惠平將非洲人跟動物並置在一起的作品——〈這就是非洲〉。
黃宗潔說：為何這樣的照片會讓人覺得不愉快？這種類比在網路很常見，甚至還有寵物相像大賽，顯示人們蠻樂於跟自家的貓狗長得很像。種族是一個非常核心的關鍵，因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非洲人被貶抑成比較低等的人類，成為整個基因研究發展的代罪羔羊。
隨著科技進步，科學家從各方面開始發現，人類跟猩猩基因竟有那麼高的相似性，為了捍衛人與其他物種不一樣的界線，解決的方法就是推一個（他們宣稱）比較低等的人種出去，再與這個人種切割。完全不了解過去這段歷史脈絡的〈這就是非洲〉，再度將猩猩與非洲人連結在一起，便碰觸了這個敏感的禁忌。
但如果放回到人跟動物關係來看，黃宗潔認為：這個例子提醒了我們，人因類比覺得被冒犯，正是動物長期被貶抑在人類文明底層的結果，例如被罵成是豬，搞不好還可因涉及侮辱來求償，這些負面標籤，其實還是回應了文化脈絡底下，我們如何看待動物這件事。因此即便後來那個特展強調，在中國有大量動物成語是用來讚美人的，都已經無法再被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