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裡的風燭殘年：高齡犯罪被忽略的另一面

戴伸峰 15 Nov, 2017

高齡受刑人的收容罪名前三分別為：公共危險罪（酒駕）、竊盜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吸毒）。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李爺爺：「教授，嚴格講起來，我這個不是叫做偷書！你也知道，我是高知識份子，我在國外讀到這麼高的學位，我是愛書人！就是因為太愛書了，所以我把書帶回家「珍藏」，我很愛惜書，這跟偷竊一點關係都沒有！」

王奶奶：「我其實也沒想那麼多，都三十幾年的老朋友了，他經營公司有危難，我就把身份證借給他用，而且他一個禮拜就還我了，我怎麼知道他會拿我的身份證去做這種事……。」

根據民國104年法務部針對台灣地區60歲以上高齡受刑人所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從民國94年到103年，這十年間，新入監服刑的60歲以上高齡受刑人的比例從全體受刑人的2%提升到4.8%。

而今年（106年），1月至9月新入監服刑的高齡受刑人人數也達到1,666人。從罪名結構來看，高齡受刑人的收容罪名前三分別為：公共危險罪（酒駕）、竊盜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吸毒）。如果從前十名的罪名來分析，與全體受刑人之數據相較，60歲以上的高齡受刑人多了殺人罪及貪污治罪條例，少了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強盜罪。

上段的數據提供各位讀者一個新的思考點，孔子有云「六十耳順」，在講求「敬老尊賢」、「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台灣社會，60歲以上長者通常被視為智慧的結晶、家族的瑰寶、甚至很多時候還在社會各個領域活躍貢獻。然而，就在我們忽略的另一面，台灣的高齡者犯罪情形，也正以飛快的速度極度惡化中。我們該如何看待高齡犯罪這個嚴峻的社會問題呢？

高齡犯罪：幾歲才是高齡？

首先，我們必須先從何謂「高齡犯罪」、「高齡犯罪人」這個問題開始釐清。如同各位讀者所熟知，在台灣，我們以12歲到18歲來定義少年（《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條），這是一個使用法律條文來明確定義的「年齡身份」。但是何謂「高齡」？在目前台灣的法律體系中，就沒有那麼明確的規定。

以犯罪學理的角度來看，我們將60歲以上所從事的犯罪行為，稱之為「高齡犯罪」，而其行為人稱為「高齡犯罪人」。然而，這樣的定義事實上並不具法律上的明確規範，同時世界各國對於何謂高齡犯罪也有不同的見解。

以日本為例，日本的高齡犯罪以65歲為切割點，美國則多與台灣一致，以60歲為切割點。但亦有不同的研究文獻指出，由於犯罪人通常屬於社經地位弱勢，且較不易取得社會福利或保障，因此其生理健康年齡較同年齡層的非犯罪人更顯得老化。因此，亦有將高齡犯罪的年齡大幅提前到50歲的考量。

高齡犯罪人不但在年齡區分上有著分歧的定義，其實高齡犯罪人的型態也十分多元。根據日本學者的分類，高齡犯罪人可以區分為以下三類：

早發犯：是指25歲之前就開始有犯罪行為，其犯罪行為不斷重複，繼續至老年期。
遲發犯：是指25歲之後開始犯罪，繼續至老年期。
高齡初犯：是指老年期（65歲之後）才開始犯罪行為者。（山下，2003；仲，2010）

而在美國，也有學者（Thomas & Greenberg，200）針對高齡犯罪人提出分類：

高齡始犯罪者：首次實施犯罪時就已經是晚年的人（類似日本高齡初犯）。
高齡持續犯：從少年時期開始，不斷地實施犯罪，並反覆進出監獄多次，進入高齡期之後，其犯罪行為仍未間斷（類似生涯持續累犯）。
長刑期高齡犯罪者：在年輕時就因犯罪行為而被宣告類似無期徒刑，或是三振法案等刑事司法體制上之長刑期受刑人。這些受刑人終其一生幾乎都在監獄度過，而其刑期的尾聲正好符合高齡者的要件。（Stan Stojkovic，2007）

從美國及日本的高齡犯罪人分類類型中我們可以發現，高齡犯罪人的人數變動與整體社會人口結構，以及法律體系的嚴懲化修正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其中，高齡初犯的增加與社會整體人口結構的高齡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高齡人口總數增加，其出現犯罪人的可能性也會增加，直接地導致高齡初犯現象的惡化。

此外，因為法律體系的嚴懲化修正——如台灣社會對於「亂世用重典」的期待，法律體系以「一罪一罰」、「提高假釋門檻」等方式予以因應——就造成越來越多的受刑人必須要在監獄裡待更久的時間才能回歸社會。同時，這種嚴懲化的法律體系修正，也直接造成「長刑期受刑人」增加。從「年少關到白頭」的現象，是造成高齡受刑人增加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在傳統的思維觀念裡，「年少血氣方剛」、「中年盛氣凌人」，這些與年齡有關的行為或是人格特質，都很容易被歸因為該年齡層的犯罪因素。但是為什麼在耳順之年的高齡者還會走上犯罪一途？其背後原因在近幾年引起相關研究領域學者的高度興趣。

法律體系的嚴懲化修正，造成越來越多的受刑人必須要在監獄裡待上更久的時間。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高齡犯罪的成因

從前文的罪名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高齡者的犯罪行為主要以公共危險罪（酒駕）、竊盜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為前三名。此外，高齡者的殺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比例也高於其他年齡層。不管從學術研究還是社會實證都可以發現，高齡犯罪的背後皆藏著深刻且難解的社會難題。

作者於2017年年初，在台灣四所具代表性的收容機構中，與高齡收容人進行訪談並進行廣播製作。在訪談過程中，當我問到涉公共危險罪的高齡受刑人相關犯罪問題時，常聽到的回答就是：

「我已經那麼老了，就是在家附近的市場口喝點小酒，喝完騎車回家，警察就等在市場轉角臨檢，我就被抓啦！」
「年紀大冬天手腳冰冷，我吃個薑母鴨暖身，然後出門接孫子，警察故意欺負老人！」

這些陳述，反應出台灣高齡者對於「守法行為」觀念的嚴重缺乏。「方便就好、我又沒有惡意……」，雖然是高齡受刑人常見的自我說服藉口，但是相反的，台灣的法治教育是否紮根到高齡者身上，則是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在台灣，法治教育一直是落後在智育教育之後，美其名我們強調德智體群美，但是在「群育」中的團體生活規範以及法律規定，向來都是最被忽略的教育環節。加以近年來台灣因人權以及社會的快速進展，法律修訂也較以往來得迅速且多元。在此情況下，如何針對高齡者落實適時的法治教育，將是降低高齡犯罪的一個重要方法。

另外一個值得考量的是殺人罪。一般認為，高齡者身體功能日漸衰退，手甚無縛雞之力，這些高齡者怎麼可能成為殺人犯？我們可以從日本社會的悲劇中推敲出一些原因。

在日本由於人口高齡化，長照成為重要的議題。但是政府的長照資源並不足以照顧所有有需要的高齡者，加上有許多高齡者情願待在家裡，而較不喜歡機構式安養，因此日本出現非常多的「老老照護」現象——也就是家中的長者（老爺爺老奶奶）互相扶持、互相照應、攜手走向人生終點。

這樣看似美好的畫面，其實背後隱藏了非常重大的危機，那就是如果高齡者彼此照護的過程中，有一方出現了障礙、癱瘓、重病、重衰等現象時，對於尚稱康健的另一半將帶來無與倫比的照護壓力。在日本，因為老老照護所引發的「照護疲勞殺人」事件正以令人感到驚聳的速度增加。我們可以這麼說，台灣長照2.0對於類似問題的處理方式，將左右著未來，我們是否同樣會發生令人難過與扼腕的「照護疲勞殺人事件」。

雖然台灣高齡者對守法行為的嚴重缺乏，但台灣的法治教育是否紮根到高齡者身上，則是另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高齡犯罪者入監後的難題

那麼這些高齡犯罪人入監後會發生怎樣的情形呢？他們的收容生活是否適應？又是否會對監獄造成影響？為了瞭解受刑人在監獄中所面臨的高齡化經驗，歐美地區許多研究針對受刑人進行縱貫式追蹤，而研究結果顯示：高齡受刑人在監獄中相較於年輕受刑人，面臨了更多更棘手且不容易適應的壓力。（U.S. Department of Justice，2004）

除了受刑人常見的健康照護、監獄作業問題外，由於終生監禁制度的實施，美國某些州面臨到高齡受刑人在獄中的臨終問題（Granse，2003）。監禁所帶來的心理及人際關係孤立，使高齡臨終受刑人在生命的尾聲，將比一般高齡者感受到更多的孤獨與恐懼。同時，他們也擔心自己直到死亡時都還是一個犯罪者的身份，並為此深感恥辱。（Wahidin，2004）

此外，Travis and Waul（2003）發現，高齡受刑人比年輕受刑人更重視監獄外的人際支持系統，尤其是家庭成員付出的關心，也更期待家人探監以及書信往返。然而，高齡受刑人的家庭支持系統崩壞速度卻比年輕受刑人快，依據Hairston（2003）的追蹤研究發現，高齡受刑人的家庭支持系統大約只能維持約七個月，超過這段期間，家人探監頻率會大幅下降。如果高齡受刑人犯罪的被害人來自自己的家庭（如家暴），那麼家人便更無法原諒受刑人，其家庭崩壞速度會遠高於其他年齡層的受刑人。

Dawes（2009）針對澳洲監獄的高齡化現象也提出了警示：監獄等矯正機構雖然可以滿足這些日漸高齡化受刑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但是卻無法有足夠的心理照護讓他們成功的邁向心理老化。高齡受刑人普遍對自己的人生充滿負面展望，害怕死在獄中，甚至是對監獄管理當局產生極深的怨懟。

Murdoch，Morris and Holmes（2008）針對英國兩所B等級監獄中所收容的183名55歲以上的男性高齡受刑人進行研究，採用高齡憂鬱傾向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為工具，同時也針對同年齡之高齡者進行施測後加以比對。結果發現，高齡受刑人比一般高齡者有著更為明顯的高齡憂鬱傾向。受刑人比一般高齡者更為擔心自己的人際關係孤立、社會福利照護不足，同時也更擔心自己的死亡。

日本法務總合研究所於2009年出版的犯罪白書中，便對日本刑務所的受刑人生涯發展及問題以實務研究加以說明分析。犯罪白書（2009）指出，受刑人在可預見的收監生活中，其生涯發展嚴重受到監所隔離後所造成的影響，其中又以高齡者的老化依賴問題最為嚴重。受刑人因為無法與監所外的人際關係進行立刻且親密的互動，造成其關係的解離與疏遠。此外，亦有93%的高齡受刑人表示，雖然希望自己可與監所外保有人際互動，但又擔心自己因收容的因素，因缺乏共同話題而導致關係疏離。而這種親和與疏離的矛盾，對受刑人造成極大的心理煎熬。

此外，犯罪白書（2009）也指出，高齡受刑人最害怕的是在監獄中面對「死亡」。他們擔心自己死後，身後事無人處理，或是無法葬於家族墓園。最後，若讓高齡受刑人回顧自己的一生，有超過九成的受刑人表示，「自己的一生充滿悔恨、一事無成、人生想重來一次卻又已經日暮西山」等絕望的負面評價。

監獄裡的風燭殘年

從上述的學術論文中，我們可以發現，高齡受刑人在監獄裡承受的除了身體等生理上的不適外，更艱困的是與原有人際關係的剝離、對自我生命歷程回顧的難堪反省，以及出獄後茫茫無所知的未來。

最後筆者要說一個故事，節錄自一位陳爺爺的訪問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