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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科普的生路:美國社會學的誕生

吳大猷,攝於1982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吳大猷,攝於1982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華文世界最重要的科普獎項「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今年舉行第9屆。評選結果揭曉之際,Openbook閱讀誌特與吳大猷基金會合作推出科普專題,省思國內外科普的發展,精彩可期,請勿錯過。

科普難題

科普,或popular science,在許多脈絡中都是貶義詞;不只現在,19世紀已經如此。

例如大約一個半世紀前(1875年9月11日)倫敦銷路不錯的週報《星期六評論》刊登了一篇評論,對當年頗受歡迎的科普演講做出了直截了當的批評。作者明白指出,科普演講的教育效果非常有限,與現場聽眾展現的熱情不成比例。聽眾對於主講人闡述的科學方法與科學事實只有膚淺的理解。至於聽演講能使他們的知性長進多少,真相更教人洩氣,因為那些聽眾都是三分鐘熱度、心不在焉之輩,聽演講可能只是一時興起、趕時髦;他們即使有心向學也力有未逮,因為缺乏教育。

根據作者,「科普」是為取悅那些聽眾而發明的:演講人必須有表演的才藝,演說內容視舞台效果而定。那麼一來不免違反教育初衷。

另一方面,所有學者都同意,為外行人介紹本行內容是困難的任務。總結過去的實踐經驗,成功的祕訣一言以蔽之,就是卑之無甚高論。然而知易行難,談何容易。

國內對於「科普」的討論,總侷限於以上兩個面相——不妨稱之為「科普難題」——因此難以激發新鮮點子,也無助於構思解決方案。以下筆者以一個科學史案例介紹一個概念:科普是科學的有機成分,旨在另闢蹊徑,為「科普」尋找出路。

左:英國學者斯賓塞;右:其著作The study of sociology。 圖...
左:英國學者斯賓塞;右:其著作The study of sociology。 圖/維基共享

如何打造暢銷書?

19世紀下半葉,國際上最知名的英國學者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在中國,甲午戰後,嚴復介紹西學的譯作風行一時,其中《群學肄言》(1903)即譯自斯賓塞原著The study of sociology(1873)。嚴復自述在1882年初讀完這書,嘆服不已。

The study of sociology是斯賓塞著作中第一本暢銷書,但並不是他的第一本書。斯賓塞沒有上過中學、大學,學問全憑自學。他18歲離家工作,在鐵路公司擔任工程師。後來他到倫敦另起爐灶,嘗試當個「文人」。不過,直到1948年,他才穩定下來:透過三叔,進入《經濟學人》擔任編輯。1853年初,三叔過世,遺囑贈他500英鎊。斯賓塞便辭職,打算以寫作維生。

無奈他的寫作生涯並不成功。1850年(三十而立?),他自費出版《社會靜力學》,印量750冊;一開始有好評,銷量尚可,但是10年都沒賣完。1855年的第二本書《心理學原理》更慘,結果他精神崩潰,只好休養,坐吃山空。1857年初,斯賓塞恢復寫稿賺錢,但是一天最多只有三小時能集中心力。此外,他受邀寫的文章都需要時間思考與研究,不是信手拈來一揮而就的那種。因此他始終入不敷出。

儘管身處逆境,斯賓塞胸中卻逐漸形成出一個龐大的論述計畫,他叫做A system of philosophy——以演化為核心概念,涵蓋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的鉅作(後來改名Synthetic philosophy,嚴復譯為「會通哲學」)。

1859-1860年,他草擬了企劃書,找人推薦、以徵求贊助人。贊助人得預付書款,讓他專心寫作。答應贊助的人超過440位,他們即使依約付費,扣除成本(印刷、裝訂、寄送)後,一年也只有120-130英鎊可供他生活。那可不是教人羨慕的數字。

就在那個時候,斯賓塞遇到了貴人:尤曼斯(Edward Livingston Youmans, 1821-1887),美國19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科學解說者。尤曼斯在紐約州鄉間出生、長大,受過起碼的教育,從小喜愛閱讀。他在青少年時期遇到一位好老師,不重記憶、重思路,文法教得特別好。

本來尤曼斯要上法學院,好將來當律師。可是他16歲那年眼睛發炎,纏綿10年以上。嚴重時,他無異瞎子,於是他被迫中斷學業,到紐約市找醫師治療,同時以圖書館、書店裡的書自學,然後以寫作維生。1850年前後,尤曼斯完成了《圖解化學》、《化學》,銷路非常好。那本《化學》成為最受歡迎的教科書,後來尤曼斯重寫過兩次,到了1890年代,合計在美國售出15萬本。

其後,尤曼斯開始了「科學傳道人」的生涯:到各地演講哲學與科學。他博聞強記,善於解說取譬,很受歡迎。據說許多人聽過他演講後,才興起上大學的念頭。

尤曼斯第一次讀到斯賓塞的名字,是在1856年的一篇書評上,評的是斯賓塞的《心理學原理》。他向倫敦訂購了一本,可是收到書後,發現內容艱深、難以卒讀,就轉給妹妹讀。妹妹接受了斯賓塞在序文中對「外行」讀者的建議,略過第一、二部,直接跳到第三、四部,居然讀得津津有味。尤曼斯有樣學樣,讀完全書,覺悟那是一套關於人腦(人心)的演化理論,便回頭去找斯賓塞的第一本書來讀。

尤曼斯掌握了斯賓塞的思路後,凡斯賓塞在英國期刊上發表的不署名文章,他都辨認得出來。他很快發現,斯賓塞正在發展一套以演化為核心的「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

1860年初,尤曼斯得知斯賓塞的寫作計畫,主動寫信連絡,一肩擔起了為他在美國尋求贊助人的責任,而且成為他在美國的編輯與經紀人。斯賓塞的版稅與尤曼斯一樣:扣除必要開支後,10%。在當時這是很優厚的條件,因為國際版權公約尚未簽訂,外國作者不受本國版權法保障。兩人的遇合,是出版史與學術史的傳奇。

但是斯賓塞並沒有因而「轉運」。他的收入不穩定,因為許多贊助人並沒有依約付費。尤曼斯是支持他寫作最重要的力量。1872年10月,《心理學原理》拖稿,可是斯賓塞沒有按計畫接著寫《社會學原理》,而是《社會學研究》(編按:即1903年嚴復所譯的《群學肄言》)。這是尤曼斯的點子。

原來美國內戰結束後,尤曼斯最重要的工作,除了自己的巡迴講學與寫作,就是擔任書商艾波頓(D. Appleton)的出版顧問,選擇、推薦科學書。除達爾文、赫胥黎等「倫敦友人」的作品,還包括德國演化學者赫克爾(Ernst Haeckel, 1834-1919)等重要歐陸學者。尤曼斯仍不滿足。他想推出一套通俗科學書,為受過教育的大眾有系統地解說科學。他從自己的講學經驗覺悟到,市場上的科普往往是三流人物寫的蹩腳貨,不是太枯燥,就是太膚淺,或兼具,只因作者並不真懂。

何不找一批一流學者,解說先進的科學點子,以通俗的筆法寫作,讓讀者只要有興趣讀,就能讀懂、受益?大師知道關鍵在哪兒,取精用弘,懂得取捨,不會大而無當,篇幅就省了。不過,這點子說來容易,真要實現,得克服的困難並不少。例如第一流的學者通常很忙,因此誘因得強,讓他們願意嘗試。這便是製作「國際科學叢書」的始意。

尤曼斯。 圖/維基共享
尤曼斯。 圖/維基共享

1871年6月,尤曼斯懷著「國際科學叢書」的點子,橫渡大西洋,在船上過了50歲生日,到倫敦尋求支持與協助。他建議斯賓塞為社會學寫一本導論,收入「國際科學叢書」,為「社會學」的問世鋪路。斯賓塞不願橫生枝節,尤曼斯使盡渾身解數勸說,他才答應。尤曼斯還建議將這本小書的各章先在英、美各找一份期刊同時分章連載:多賺稿費,又有宣傳效果。

1872年,《社會學研究》第一章發表於《當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4月1日那一期。事前斯賓塞告訴尤曼斯:

大體而言,連載的各章彼此是獨立的,而且不論形式與內容,都合大眾口味(popular)。我發現我手上已經累積了大量例子,有趣又辛辣,我可以利用它們來寫。

這是斯賓塞第一次那麼在意「大眾口味」。

總之,《社會學研究》在連載期間就非常成功。1873年2月8日,他寫信給尤曼斯:

我屈從你的壓力,答應寫《社會學研究》,從各方面來說,都是件幸運的事。《當代評論》上連載的各章,對我的書的銷路有很大的刺激。奇怪的是,我的女性讀者越來越多。

豈止女性讀者。第二章發表後,達爾文讀完立即寫信向斯賓塞「致敬」。

美國方面,尤曼斯為了連載《社會學研究》,創辦了《大眾科學》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那是美國第一份科普期刊,一開始每期128頁,創刊號是1872年5月號,4月中上市,以《社會學研究》第一章為大軸。

《大眾科學》一問世就非常成功:第一、第二號都印5,000本,因為受歡迎,再加印2,000,仍然很快就賣完;於是第三號(7月號)首印7,000。一年半之後,銷路穩定在11,000份這個數字上。這對於推升斯賓塞的名氣,當然有推波助瀾之功。《社會學研究》成書後,在20年間印了11次,是斯賓塞作品中最暢銷的一本,在「國際科學叢書」中銷量進入前三名。

何謂大眾口味(popular)?

《社會學研究》成功的祕訣是什麼?

我們不妨從受到這本小書影響的另一位美國人談起:耶魯大學教授桑納(William G. Sumner, 1840-1910)。他是斯賓塞巨著的原始贊助人之一,可是他對全書的導論《第一原理》不感興趣,覺得太抽象,或者說太空洞。但是他深受《社會學研究》鼓舞,以本書為教科書,開了一門課「社會學」,是為美國大學第一門名為「社會學」的課。

桑納與一般閱讀大眾都是因《社會學研究》展現的「大眾口味」而感動嗎?

其實以科學教育的判準而言,科普是不可能的任務。系統性是科學最重要的特徵,它決定了學生必須具備的背景知識;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識,任何人都難以登堂入室。各級學校的科學教育,都必須針對學生的背景知識做必要的簡化,甚至因而產生歪曲。那些簡化、歪曲,只能透過循序漸進的學習過程逐一、逐批解除。不然,就可能跟著人一輩子,與由其他管道獲得的常識互相為用,一齊影響我們觀察、理解世界的方式。

我們的生活裡,科學已滲透各個角落,不只科學產品,許多科學詞彙、話語都成了文化隱喻。這一情勢從18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之後越來越顯著,人因而對科技本身、對科技可能帶來的未來越來越關心。科普的「大眾口味」,指的是科技的願景。

斯賓塞在達爾文出版《物種原始論》之後寫作「會通哲學」,從星雲假說談起,可是重心在人的身、心、靈的演化。《物種原始論》中,達爾文並未討論人的演化。1871年,達爾文出版《人類系譜》,強調的是人與其他動物的連續性。因此斯賓塞以演化論為基礎的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正好能滿足大眾的心理、知識需求。他在寫作上所做的努力——形式與內容上都合大眾口味——並不是關鍵。

果真如此,科普就是研究者的正職,不能推諉給「外人」了——那才是科普的生路。

原文發表於Openbook閱讀誌,授權轉載。

  • 文字:王道還,史語所助理研究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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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臺北市立圖書館的吳大猷書房。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位於臺北市立圖書館的吳大猷書房。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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