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浩／兩國論vs.一個中國？那些年，被中美夾攻的李登輝
1999年7月，李登輝總統突然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那麼，李登輝的這一主張是怎麼來的呢？事實上，兩蔣一貫堅持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1971年夏秋，為了確保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蔣介石默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安理會席位，接受了美國讓兩個中國都加入聯合國的「雙重代表權」方案。
1978年12月29日，中華民國與美國談判雙方斷交後的關係安排時，蔣經國重申了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蔣經國不再同中共爭論誰才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轉而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存在是一個國際法事實。進而推之，中華民國的國際法人格，不因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終止外交承認而有所變更。蔣經國甚至要求美國承認中華民國在臺澎金馬的「法理」存在和法律地位。
強調兩岸關係的「對等性」
李登輝主政初期，他放棄蔣經國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繼續推動蔣經國晚年以「對等地位」為原則的兩岸交流。為了展現善意，李登輝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大陸的治權。
不過為了與中國所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和「一國兩制」政策有所區隔，並強調自身的立場與原則，李登輝政府陸續提出「一國兩區」（1990年）、「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1991年）、「一個中國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1993年）、「一個分治中國」（1997年）與「特殊的國與國關係」（1999年）等主張。
所有這些主張都強調「一個中國」是過去式和未來式，但不是「現在式」；這些主張在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基礎上，強調兩岸關係的「對等性」。不過，中共對所有這些主張統統反對。
而上述主張的脈絡，可回溯至1990年10月7日，當時李登輝邀集朝野各界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研商制訂《國家統一綱領》。1992年8月1日，在李登輝主持下，國統會決議「一個中國」的涵義：
-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臺灣方面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 民國38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
由於此次「國統會」的與會者，除了青年黨主席李璜外，所有受邀委員都是非政黨代表，就連民進黨的康寧祥，也是與無黨籍的高玉樹、吳豐山、黃石城一樣，以個人身分參加，因此此會的決議可說是國民黨內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妥協的結果。李登輝當時以「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來定位兩岸關係，目的是暫時擱置主權爭議，營造更寬廣的兩岸互動空間。
但是中國海協會針對國統會此決議，於1992年8月27日明確表示：「我會不同意臺灣有關方面對一個中國涵義的理解。我們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立場是一貫的。」中國方面不願讓步、不允許有模糊的空間。
中國單方面定義「一個中國原則」
1990年至1995年間，李登輝曾派密使蘇志誠與中國國臺辦代表密會二十多次，而海基會與海協會從1992年起不斷交流協商。李登輝經過多年與中國談判後發現，中國在談判開始就堅持設定對己有利的「一個中國原則」，此原則一旦設定，談判結論就不出中國的掌握。
中國單方面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是著名的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根據這一原則，中國在與李登輝政府談判時，視其為地方政權，並將「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岸所有協商議題的前提，企圖迫使李登輝逐步滑向「一國兩制」的安排。
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合法性，封殺臺灣的國際生存空間，迫使國際社會接受中國所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進而逐漸忽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兩岸經過多年談判，中國完全不同意國統會「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方案，也不接受海基會1995年以後採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說法。
1993年11月20日，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會後記者會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強調「一個中國，臺灣是其一省，那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說法，中華民國總統特使江丙坤被迫回應「在將來『一個中國』為指向的目標下，採取階段性的兩個中國政策」。
江丙坤會如此回應，是因為中華民國外交部事前曾給江丙坤一特急密電，指出：「中華民國自1912年肇建即為一主權獨立之國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亦自稱為主權國家，據此，國際間顯已存在各擁有不同數目外交關係且互不隸屬之兩個主權國家，故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為一個中國（歷史或地理之含意）下互不隸屬的兩個主權國家，乃不容任何人否認或能予無視之事實。」
中華民國外交部進而強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歷史或地理）境內互不隸屬之主權國家，在統一條件成熟前，我政府目前所採者可謂以將來『一個中國』為指向之階段性之兩個中國政策。」
可見，在1999年7月李登輝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之前，中華民國外交部早在1993年11月就明確提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互不隸屬之兩個主權國家」，當時的外交部長是錢復。中國國臺辦立刻反對江丙坤這種「以兩德模式為例的分裂國家理論」。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催生
1996年3月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前夕，中國不斷文攻武嚇，即使如此李登輝仍然高票當選中華民國首任直選總統。
李登輝在5月的就職演說中特別澄清自己的立場不是臺獨：「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有的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在這裡，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採取所謂『臺獨』的路線。」在這篇演講中，他重申「追求國家統一的歷史大業」。
相對的，中國只要一有機會，便會對外強調其「一個中國原則」，並採取強硬手腕，迫使他國對臺施壓。在中國的逼迫下，1998年6月30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上海宣布「新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臺灣加入具有國家主權性質的國際組織」。柯林頓向北京讓步、明白提出不利臺灣國際地位的「新三不」政策後，美國政府的智囊紛紛提出「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s）之類的建議，對臺灣造成相當大的壓力。
因此李登輝於1998年8月在國安會下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研究突破中美聯手限制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方法。李登輝召集蔡英文、張榮豐、林碧炤、陳必照、許宗力等多位法政學者參與研究。1999年五月，該小組提議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為兩岸關係定位，小組報告經國安會秘書長殷宗文，轉呈李登輝。
1997年7月21日，李登輝首次公開呼籲中共務實面對「一個分治中國」的事實。1998年10月14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間隔五年後再次會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辜指出「一個分治的中國，既是歷史事實，更是政治現實」，批評「大陸方面不肯尊重現實也不肯放棄對臺灣使用武力；而且在國際上設法阻斷我方的活動空間。這種以假設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已經不存在的做法，只有加激臺灣人民的反感，完全無助於兩岸關係的改善。」
汪道涵則堅決反對辜振甫「一個分治中國」的說法，再次提出「臺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辜振甫訪問北京後，安排汪道涵於隔年10月回訪臺北。但在1999年4月18日，中國人大委員長李鵬卻在泰國訪問時對國際媒體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後不久，李登輝發現江澤民打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週年國慶日（1999年10月1日）當著多位外國領袖的面宣布，汪道涵訪臺時，兩岸將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展開政治談判。李登輝為了阻止江澤民對國際社會做此片面宣告，因而於7月9日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匆忙提出兩岸關係定位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目的基本上「是為了奠定兩岸對等的基礎」。
「兩國論」告終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李登輝主政時期幾乎重疊，是同時代的領導人，雖然彼此之間互不信任，但互相都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曾經多次展開對話，試圖打破僵局，只是終究功敗垂成。1995年夏，李登輝訪美後，江澤民受到黨內保守派元老和軍頭們的壓力，一方面在軍事上進行針對臺灣大選的飛彈演習，一方面在外交上壓縮臺灣國際參與空間，但取得了適得其反的效果。
1999年夏，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中國對其之觀察期結束，對他不再抱任何幻想，認定李登輝的本質是臺獨，其他政策只是選舉的花招、掩飾臺獨的煙幕。2000年9月11日，針對李登輝的「兩國論」，中國主導對臺事務的副總理錢其琛被迫提出「一個中國」新定義作為回應：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一個中國」在國際上當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府，但在處理兩岸關係上，「一個中國」可以不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內外有別」的說法似乎默認臺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仍然無法突破「一個中國」的迷思，不被臺灣人民所接受。
其實，李登輝從來不是狂熱的臺獨教父，他是國民黨內的改革派。李登輝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推動國民黨走「民主化和本土化」路線，向臺灣社會主流靠攏，他主張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法體制下促進「中華民國臺灣化」。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在提出「兩國論」時指出，歷史的事實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臺澎金馬。李登輝進一步指出「中華民國從1912年建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在1991年的修憲後，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布臺灣獨立的必要」。
李登輝曾表示「在卸任前提出國家定位後，以後不管是誰做總統，都會很好做事情」。看來，李登輝此時有意識地去衝擊「上海公報體制」對臺灣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地位的框限，希望為以後的總統開路，擔當起現代臺灣國父的角色，可惜，由於中國和美國聯手激烈反對「兩國論」，李登輝最終功虧一簣，沒能將「兩國論」入憲。
※ 本文摘自《意外的國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與現代臺灣（全新修訂版）》，更多內容請詳參本書。
《意外的國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與現代臺灣（全新修訂版）》作者：汪浩出版社：八旗文化出版日期：2020/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