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善使用訴訟資源：以「刑事訴訟有償制」作為敲門磚

我們向來對「民事訴訟」必須繳納裁判費一事耳熟能詳，如依訴訟標的價額核算，倘因財產權而起訴者，基本徵收費率為1%；若訴訟標的價額超過新台幣100萬元，超過部分依法定標準採累退方式計算。也聽聞有人提到「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能夠免繳裁判費。

民、刑事訴訟大不同

鑑於我國民事訴訟採取「有償主義」（釋字第225號解釋意旨參照），不但以繳納定額裁判費作為起訴（上訴）要件（另設有「訴訟救助」作為配套措施），如未事先繳納、經法院裁定命限期補繳仍未補正者，法院將依法裁定駁回起訴（上訴）；同時伴隨審判過程可能衍生各類費用（例如：土地測量、專業鑑定、證人日旅費等），法院最後也會在判決主文依職權諭知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憑為日後分擔計算基礎。

甚至，到了強制執行階段，雖是由執行債務人負擔必要費用，執行債權人卻同樣必須先向法院繳納執行費，才能開始強制執行程序，日後再併同執行債權自執行所得款項收取。換言之，當債權人尋求訴訟（執行）程序滿足自身權利，免不了要墊支些許費用，民事訴訟（執行）程序所產生的相關費用，最後也將由某一方來負擔。

反觀刑事訴訟，向來認為採取國家訴追主義（原則上由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但另有刑事自訴制度）且具有公益性之故，性質顯然不同於民事訴訟主要用以保障當事人「私權」，於是除當事人自行蒐證外，相關費用將由國家負擔。

換言之，自被害人角度而言，一旦提出刑事告訴，後續警詢、偵查到歷次審判程序，為了追訴犯罪所需費用概由檢察署或法院預算項下支應；若從被告角度來看，不光是指定辯護或法律扶助，法院為求真實發現或必要時，仍應依聲請或職權查明事實，或被告所提抗辯是否可信。在此一架構下，因發起訴訟所衍生之費用，相較某些國家當事人面對犯罪追訴可能負擔的高額支出（例如日前新聞報導的孫安佐案），在我國提起刑事告訴或被告，面對犯罪追訴的成本顯得低廉許多。

審判實務的各種怪現象

刑事審判過程中，當被告主張精神抗辯，並聲請法院委託鑑定是否符合減刑（或免責）事由，縱使法官主觀上認為症狀並非嚴重，但終究不是精神醫學專家，經常面臨應否送請鑑定之兩難。此外，又遇有交通案件或個案事涉專業領域，當事人可能只因為鑑定結果無法合乎原本期待，不斷聲請法院再送鑑定；甚至遇過當事人考量自行調取病歷（或通聯紀錄）必須支付相當費用（通常以頁數計費），於是選擇先提起刑事告訴並聲請檢察官或法院調閱，之後再透過閱卷取得證據內容，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賠償之例。

更不用說，還有一般債務糾紛（假性財產犯罪）只因債務人避不見面，債權人動輒提起詐欺告訴，直接把檢察官當作尋人工具；也有人質疑公司帳目或遺產流向不明而提起偽造文書、侵占告訴，變相透過檢察官或法院代為調取各項資料兼查帳；或者試圖透過法院公權力調取個人隱私資料（例如帳戶交易明細、財產清單），藉機達成私人目的之荒謬情形。

司法資源有限，亦為全民所共享

就「鑑定」費用來說，以筆者服務的法院為例，每年編定預算數約100萬元，假設頻繁送請鑑定（例如精神鑑定每件收費約1至3萬元不等），或一旦遇有高額特殊鑑定事項（例如工程糾紛或環保污染，單件鑑定費用可能高達數十萬元），恐將不敷使用或必須挪支其他預算項目，勢將造成排擠效應。

至於某些鑑定事項雖無需額外付費（例如鑑定槍彈有無殺傷力或毒品成分），但同樣得由國家成立專責單位承辦。另外若是法院發函向其他公民營機關調取各類資料，所需成本實質上也由該機關自行吸收，絕非免費。

正如同全民健保一般，訴訟制度固然是為了保障人民權利救濟及訴訟權而設置，但整體司法資源實屬有限，實務運作上也的確存在某些不合理現象。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分配國家司法資源，改革目光也轉向了「刑事訴訟有償制」的討論。

此一概念對我國來說或許陌生，但在德、日等國卻是由來已久。儘管在採行有償制的前提下，費用負擔模式仍有所差異（例如德國原則上採取「定額制」，依法定項目收取固定金額，金額約35至1000歐元不等；日本則規定當符合法定條件，由當事人負擔公設辯護人、鑑定、證人及通譯等費用），但基本精神仍以「可歸責性」為中心。

為此，今年7月間，司法院即邀請德國學者來台演講，初步介紹該國採取刑事訴訟有償制的緣由及運作現況，另在同年8月提出草案（我國目前草案傾向採日本制）並舉辦公聽會，廣邀審、檢、辯、學及民間司法團體，嘗試從各種觀察角度共同研討將來可能的立法方向。

採取「有償制」真能杜絕濫訴？

討論過程中，「防止濫訴」固然經常被提起，但不僅「濫訴」一詞難以定義（應該鮮少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濫訴），亦不宜單以裁判結果與告訴人提告內容不一致即認定為濫訴。

需強調的是，有償制自始並非企圖以收取高額費用，嚇阻民眾接近、使用法院，故刑事訴訟有償制實際上是從資源合理分配的觀點，不再由國家獨攬承擔全部支出，而嘗試以「歸責」作為分擔標準，將必要成本（例如法院人事費用）以外之其他費用適度轉嫁當事人自行負擔，避免因為「免費」而任意發動或聲請無謂之調查（德國學者另提到「附帶地對濫行告訴象徵性地表達不滿之意」），同時也希望能有助於集中爭點，避免不必要的延宕、促使訴訟能夠更有效率地進行。然而，有償制是否將使被害人怯於提起刑事告訴，影響個人權利保護，則需要更多細緻的討論與對話。

「使用者付費」是否變相對被告造成二次懲罰？

也有論者質疑，刑事被告是因國家追訴犯罪才「被動地」參與刑事程序，不該以「使用者付費」的觀點命其支付費用，否則將侵害被告基本權利、違反公平正義云云。

倘以民事訴訟之被告作為對照，同樣是因原告起訴而被動參與訴訟，日後也同樣面臨訴訟費用負擔，如果僅以被告並非程序發動者，似不足以作為無庸承擔費用的堅強理由。更何況，刑事訴訟有償制設計上雖類似「使用者付費」的概念，但核心概念乃是以「歸責」作為負擔基礎，並非專以有罪與否作為唯一判斷標準。

再者，儘管被告身為刑事追訴對象，同時受有無罪推定、緘默權等程序保障，仍無法擴大解釋可以濫行抗辯、或任意聲請法院調查不必要的證據，於是若改由集中爭點與減少司法資源不必要耗費的角度加以觀察，毋寧更能兼顧個案程序利益，以及整體訴訟制度的公平正義。

以「刑事訴訟有償制」作為敲門磚

我國憲法第16條明訂人民有訴訟權，但參酌德國法治經驗，「任何人得請求法院救濟」之基本權利尚無法推論國家必須「無償提供訴訟資源」，同時考量司法資源本該由全民共有共享，如何有效、合理且公平的分配，無疑是程序正義的另一面向。

然而，若我們考慮到採取有償制，勢必對人民財產權造成一定負擔，為避免此舉過度影響刑事訴訟基本目的之實踐與當事人權利，將有賴主管機關提出更完善的配套措施，例如訴訟救助制度、甚至是法定免責條款。

面對刑事正義的追求固然不該是過度奢侈的負擔，卻也不見得必須廉價，訴訟程序的發動與進行也絕非理所當然。或許源於我國訴訟制度長久以來的畸形發展，不免使刑事訴訟變相成為一種「手段」，而非以實踐正義作為「目的」。

正當各界熱議司法改革之際，或許能透過更多面向觀察訴訟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尋求另一種可能的改善途徑。儘管，筆者尚無法確知日後刑事訴訟是否真能改採有償制，本文仍嘗試提出此一問題，盼能引發各界更多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