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開示」的現在與未來

陳明呈 05 Mar, 2018

在推理電影或小說中總有一幕始終令人印象深刻。每當劇情一步步推演至結局，彷彿真相即將大白、要揪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時，嫌疑人也總會很適時地對主角嗆聲：

憑什麼認為人是我殺的？

回到現實生活中，我們身邊當然沒有柯南或金田一這樣的「名偵探」，但試想：

假設身為被起訴的被告，是否會想知道檢察官究竟憑什麼起訴自己？
假設身為檢察官，該如何在法庭上說服法官來證明被告有罪？面對被告可能主張的各種答辯，又該怎麼反擊？

假設身為（國民）法官，在沒有事前接觸卷證的情況下，又該如何即時面對檢辯雙方的舉證內容？

什麼是證據開示？

刑事案件必須經過偵查程序（自訴案件例外），當檢察官認為被告有犯罪嫌疑，才會向法院提起公訴。然而偵查階段由於偵查不公開，同時被告身為被調查的對象，不但可能與證人隔離接受訊問，通常也無從瞭解偵辦進度或相關證據內容（依現行規定，僅在偵查中聲請羈押階段才有機會由辯護人閱卷），可說是完全處於被動地位。

為了確保被告公平受審的權利，一旦檢察官提起公訴，不但要讓被告知道「起訴的事實與罪名」為何，也必須提出「各項證據」作為將來說服法院的基礎，更應容許被告「瞭解證據內容」，作為日後答辯方向、甚至提出對己有利證據的參考。換言之，透過開示證據盡可能讓被告站在與檢察官資訊對稱的地位，才能在審判中有效防禦與攻擊。

儘管「證據開示」一詞似乎顯得陌生，但簡單來說，意思是指讓訴訟的對造瞭解自己想要提出的證據（類似撲克牌遊戲亮底牌的概念），同時現行刑事訴訟其實早已存在證據開示制度。只不過，我國在傳統以法院作為調查證據主體的訴訟架構下（如圖一），向來採取「卷證併送」制度，也就是檢察官提起公訴時，會連同起訴書將偵查全部卷宗資料一併移送法院，法官不僅能夠先閱卷瞭解案情，審判程序也由審判長逐一提示證據讓當事人表示意見。至於被告及辯護人若想提前知悉證據內容，則可向法院聲請「閱卷」（目前已有電子卷證可供複製，大幅減省傳統影印方式的不便）。

這類運作模式是以「卷證併送法院」為前提，內容固然完整，但實際上移送範圍有時過於龐雜，甚至包括起訴書「證據清單」未記載（也就是檢察官並未引為起訴證據），或與犯罪事實無關，例如：傳票送達證書、案件進行單，及檢察官初步蒐集、最後認定與本案無涉的證人筆錄或其他證據（扣案物）。

另一方面，法院仍無法全然擺脫職權主義思維，再加上這類資料既然已送到法院，為了避免出現漏未調查或審酌證據的瑕疵，除了明顯無關者外，法院經常傾向提示調查卷內所有證據（不以起訴書證據清單記載為限）；而被告及辯護人為求謹慎，通常也會閱覽全部卷證並表示意見，這些都會無形中造成不必要的程序耗費。

一旦採取國民參審制度，為了讓（國民）法官完全居於中立第三者的立場進行裁判，避免審判前提早形成心證而對案件（被告）產生先入為主的偏見，同時防止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可能因事前有無閱卷造成資訊落差，於是「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下稱草案）改採「卷證不併送」，同時審判程序也改由當事人及辯護人向法院提示證據（草案第73至75條），一舉讓法院從調查證據主體轉換為「接受證據（說服）」的對象（如圖二所示）。

證據開示制度三階段

據此，草案參考日本法制設計了「（三階段）證據開示」與「書狀先行」制度（草案第51至61條），除了保障被告防禦權外，同時希望透過更加集中、精緻且有效率的審前準備程序，排除不必要證據進入審判程序，讓（國民）法官能在審判期日更容易掌握案件爭點及瞭解證據調查方向暨內容，順利形成心證。

第一階段

由檢察官向辯護人開示「聲請調查之證據」及「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或通譯於審判期日前製作之陳述筆錄或其他紀錄書面」（草案第53條第1項）。也就是首先由檢察官清楚指明將來預計聲請調查的證據，如果屬於「供述證據（與人的陳述有關）」必須一併提出先前筆錄。如此將可改善過去囫圇吞棗的移送卷證模式，也能讓調查方向容易聚焦在必要且相關證據之上。

若以殺人案件為例，檢察官可能開示下列證據：

兇刀；
被害人所穿之上衣；
被害人的驗傷診斷證明書；
員警刑案現場勘查報告書；
目擊證人的警詢及偵訊筆錄；
被告的警詢及偵訊筆錄。

第二階段

辯護人為了判斷上述檢察官所聲請調查特定證據的可信性（證明力），基於準備防禦而有必要時，可以請求檢察官進一步開示相關證據（草案第55條第1項）。例如為了判斷檢察官上述證據的可信性，辯護人可說明關連性、重要性及足以特定該項證據的事實，進一步請求檢察官開示下列證據：

目擊證人視力診斷證明（判斷其是否有能力目擊案發過程）；
案發現場照片（判斷案發現場狀況及有無視線障礙）；
其他目擊證人警詢及偵訊筆錄（判斷檢察官第一階段所提出目擊證人之證詞是否可信）；
被告其他警詢或偵訊筆錄（判斷被告是否曾提出其他抗辯而未經檢察官一併說明）。

第三階段

考慮到被告及辯護人並無透過公權力蒐證的能力，當第一、二階段開示證據完畢後，假設針對被告答辯或聲請調查證據，為了支持辯方預定證明的事實及法律上主張，且為準備防禦而有必要者，即使檢察官不願向法院聲請調查，辯護人也能敘明理由請求檢察官開示其持有或保管的相關證據（草案第59條第1項），例如：

倘若被告抗辯不在案發現場，請求開示被告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之雙向通聯紀錄；
倘若被告主張行為時處於精神障礙狀態而不能辨識行為違法，請求開示被告病歷或相關精神鑑定報告。

證據開示制度為貼近人民參與審判精神

此外，以往審判實務偶有被告事後翻供並聲請調查證據（例如販賣毒品案件）、或辯護人隱匿重要證據方法遲至第二審才提出聲請的情形，因此既然證據開示兼具集中審理功能，加上國民參審制度第二審原則上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草案設計了「雙向性」開示程序，使被告暨辯護人也負有一定開示義務，讓日後審理更加集中化。但考量被告（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與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兩者立場有所差異，被告暨辯護人僅須負擔類似檢察官第一階段開示證據義務即可（草案第57條第1項）。

平心而論，國民參審制度所規定「證據開示」對於習慣傳統模式的法律人來說，確實頗為陌生，一時之間難免無所適從。但這項制度卻是為了更貼近人民參與審判精神，同時符合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訴訟結構所做的必要改變。

或許，新制度施行初期有所窒礙或生疏，相信檢辯雙方只要符合法律規定、持續透過實務運作，應可逐步熟悉證據開示標準並建立彼此共識，靈活運用在個案審理過程。同時，再藉由審、檢、辯共同協力，各盡其責，才能達成平衡保障人權、發現真實與集中審理的制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