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元首影響防疫成效？「陰性策略」如何抵抗病毒危機？

自去年底中國武漢出現首個案例後，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在過去幾個月間對全球各地造成重大的公衛威脅，也促使各國政府採取嚴格程度不一的防疫政策，企圖在減緩病毒散播、避免醫療體系崩潰，以及國家經濟損失和人民生活停擺之間尋求平衡。

在全球皆不甚樂觀的客觀條件下，某些國家卻得以達成較為穩定甚至「亮眼」的防疫表現。例如對比感染和死亡率皆高的義大利與西班牙等鄰國，德國即使也有15萬人感染，死亡率卻相對低；與此同時，和中國比鄰而居的台灣，更以至今不到500個感染案例與個位數的死亡率，成為國際媒體口中的防疫「模範生」。其他在防疫表現上引人注目的國家還包括身處北歐的四國——丹麥、芬蘭、挪威、冰島，以及位於南半球的紐西蘭。

當病毒並不區分感染者的國籍，是什麼因素讓各國面對疫情反應狀況不一？媒體與評論者們分別從各面向提出分析，包括公衛單位反應的速度、醫療照顧的水準和醫療體系私有化的程度，以及人口組成等。而日前則有媒體報導，這些防疫表現較佳的國家共享著一個特色，那便是「最高領導人都是女性」，並據此指出，全球需要更多的女性領袖。

《富比士》（Forbes）與CNN分別報導，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上述女性元首的傑出表現展現在幾個面向上：她們在疫情早期就做出了果斷的防疫決定，包括全面篩檢和關閉國界，如紐西蘭總理在國內僅有6起確診案例時，就決定禁止外國旅客入境；她們善用科技，大量透過網路和社群網站與民眾溝通；她們不掩蓋疫情嚴重程度，而是與社會大眾坦承對話，如德國總理梅克爾就在記者會上直言，全國將約有70%的人會感染病毒；她們也展現出了更多的同理心與愛，例如挪威總理專門為兒童舉辦了一場記者會，在會中回答兒童對於疫情的相關問題。

不可否認，以上都是防疫的關鍵政策，在疫情中發揮了極大的用處，而這些女性元首也的確表現優秀，在危機時刻展現了一個優秀領導人應該具備的特質。然而，我們也必須提問：她們的性別身分是導致這個優秀成果的原因嗎？上述這些特質是否是女性專屬？換句話說，身為女性和具備以上這些特質之間的關聯是什麼？更直接一點說，這些報導指出的範例，其實並不一定是直接和「性別」相關的因素，那麼性別身分在此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生理女性」vs.「社會女性」

與其採取一個「生理性」的解釋，把天生的「女性性別」（sex）視為促成這些行動和特質的決定性因素，或許我們應該採取一個更「社會性」的角度來理解這個現象，因為生理性的解釋可能阻礙我們進一步探索政治與性別間的關係，更可能再次將性別「本質化」，忽略了性別其實是一個「養成」和「展演」的結果，甚至強化某些性別刻板印象。例如當我們聲稱女性領導人比較有同理心時，是否無意間也暗示著，女性天生就比較會照顧人，進而又再次鞏固了女性的照顧者角色？

一個可能的「社會性」解釋是，傳統的父權性別規範將女性定義為提供照護和情感勞動的「付出者」，因此在成長的過程中，女性必須經過特定的社會化過程，被要求掌握傾聽、體貼、溫柔和同理的技能。與此同時，不論是在有償的勞動市場內，或是在私領域負責如育兒和家務等無償工作時，女性經常被要求承擔額外的情緒勞動，例如在職場上要關注同事的情緒，在家中則要擔任計畫者，而這些情緒勞動要求女性更為重視人際之間的關係，並可能因此對不同情境的相互交織與影響更為敏感。

我們可以看到，當國家面臨如本次疫情般的重大危機時，領導人考量各種不同因素、不同需求的能力，以及在效率之外也同時重視溝通和理解，並將「人際」面向納入政策考量之中，對防疫能否成功有著重大的影響。女性並非天生具備這些領導技巧，但在女性成長為「社會女性」（gender）的過程中，確實面對比較多的機會和需求，去培養這些技能。

亦有評論者提出了另一種說法：並非生理女性身分造就了優秀的領導人，而是女性往往需要有更傑出的表現，才「可能成為」領導人。因為政治（與其他公領域）過去長期由男性把持，父權社會並不被鼓勵女性加入這些領域、與男性競爭，因此決定投身這些環境「奪權」、「挑戰」男性的女性，經常面臨更為嚴苛的評價，必須要表現出雙倍的好才能獲得肯定。

甚至如某些學者所言，她們可能從一開始就被放置於一套不同的標準底下，父權社會會用一套和男性不一樣的規則來評價女性，要求女性在同樣的情境裡，必須付出更多。

換句話說，今日我們得以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看到的女性領導人們，可能已經經過了激烈的篩選過程，透過比男性政治對手更出色並穩定的的表現才得以脫穎而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她們也可能面臨更大的壓力，必須名副其實，更積極努力地符合人民的期待，否則就會遭遇更苛刻的批評。再一次的，我們可以看見，關鍵並不是「身為」女性，而是女性如何被「養成」。

關鍵是社會體制

不過，在此我還想要提出另一個分析角度：與其將「女性領導人」視為因，而「防疫表現佳」為果，倒不如說在類似的結構因素和社會情境之下，這兩者都是結果。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若從國家體制出發，民粹主義國家或由民粹主義領導人領導的國家，在防疫表現上較差，他同時指出，國家能力以及人民是否信任其國家、領導人及領袖才智都是關鍵。

從此出發，一個可能的推論是：較好的防疫表現和女性領導人，其實都是一個較為民主、社會制度較穩定平等、公民社會發展更為健全與開放，並相對反民粹的國家所產出的果實。民主體制和平等的社會制度讓女性得以擁有相等（或至少相差不大）的教育和政治參與機會，開放自由的公民社會有較多的空間對話來消除傳統的性別偏見。

這些條件培育了一個較為優渥的環境，讓女性比較容易在公領域被看見，也開創了更寬廣的管道，讓政府領導人和民眾得以在信任基礎上，更頻繁與誠懇地相互溝通。

與此同時，上述這些條件也會增強一個社會應對危機的能力，平等體制讓弱勢族群得以獲得較多的保障和關注，並可能因此促進對社會福利與公共基礎設施（如醫療）的投資，而面對疫情，這些投資就成為最寶貴的資源，讓政府得以有效回應危機衝擊，不至於措手不及。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影響過程也並非單向。如前所述，進入政治領域的「社會女性」有機會帶來一套新的治理技術和心態，進而讓公民社會有機會變得更開放與多元，這也將使更多不同於以往的政治風格可以被發掘、肯定。一個願意關注弱勢、投入基礎設施和福利的社會，能夠透過教育和機會平等，賦予弱勢族群更多公共參與的可能，讓政治變得更包容、多樣。這些發展再進一步鞏固一個社會的團結、開放和穩定，進而增強危機應對的能力。

女性領導人的意義

所以，這些防疫表現傑出的女性，只是剛好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位置上嗎？我們究竟需不需要更多女性領導人？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認為，女性領導人在疫情威脅下尤其重要，因為領導人決定了政策發展的方向。某些防疫政策可能會對女性有不成比例的影響，而女性決策者能夠反映女性的處境、代表女性的經驗，並為此發聲，在決策時將女性需求納入考量。

比方說，關閉學校使許多女性陷入蠟燭多頭燒的窘境，在工作、育兒和照顧家人間分身乏術；又比如隔離政策可能增加女性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的風險，更因為資源不足而難以求助。因此，女性領導人的必要性之一在於代表女性人口，並為其爭取權益。

然而，事情真是如此嗎？當我們回顧上述各國的例子，儘管它們在防疫上的優秀表現有目共睹，但細究亦可發現，其中並沒有太多從「性別差異」出發的考量。

例如德國政府果斷地關閉了托育中心、幼稚園和學校，儘管政府隨後公布，因為育兒而必須暫停工作的家長們得以獲得薪資補助，但還是未能考量到，這些額外的育兒工作在異性戀家庭中可能造成多麼不平等的分配（女性還是家務勞動的主要負擔者），更別提那些無法在家工作的勞動者——包括服務、餐飲業者和醫護工作者——所面臨的艱難處境，而女性占了其中絕大多數的人口。

女性身分在公領域的現身絕對是重要的，畢竟女性佔了全球人口的二分之一，決策者的組成應該確實反映這個比例。公領域的身分多元一方面讓不同的樣貌和需求有機會被看見，另一方面也為下一代打造新的想像，進而得以創造更開放與自由的社會。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性別身分並不能保障性別意識。根據報導，全球至今有超過50個國家選出過女性元首，但其中很多國家內的性別權益並沒有比較平等，例如南韓前總統朴槿惠當選後，國內男女不平等的情況反而更嚴重。

陰性的政治想像

天生的「女性」不能帶來任何神啟，然而社會性的女人卻可能在物質基礎、養成經驗和歷史之中，培養出各種陰性化的策略。而女性領導人所帶來的終極啟示或許就是，我們得以重新想像政治：當女性投身政治等公領域時，是否可以透過女性的「社會身分」的「展演」，引入這套陰性的策略，進而鬆動過去僵化、單一的政治結構和風格。

以往政治被視為「陽剛」的領域，強調雷厲風行、威權、隱藏情緒等特質，女性政治人物也經常被要求要表現得像男人，例如蔡英文就屢屢被質疑不夠有「氣魄」，或是「穿裙子的如何統領三軍」。但我們卻發現，在危機時刻，這些陽剛特徵並沒有幫助，相對的，陰性的策略——如真誠與互動——反而有助於和大眾溝通，並促使公民社會團結。

然而，這當然不代表生理女性應該更努力變成某一類型的「社會女性」，而是我們應該要重新評價這些陰性的情感技能與勞動，正視它們的價值，擺脫它們只屬於私領域的偏見。

過去，這些帶有「陰性屬性」的特質並不被視為政治領域內的必備資格，但隨著全球經濟、自然與社會環境的複雜度日益升高，地域、人口與國家之間的互動增加，政治工作的內容和所面臨的挑戰也越來越多元與困難，我們對領導人也有了不同期待，更為重視彈性、互動和「多管齊下」（multi-tasking）的能力。

「社會女性」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的願景，那些曾經被視為很「娘」而上不了檯面的特質，反而是今日社會在全球危機前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