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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元首影響防疫成效?「陰性策略」如何抵抗病毒危機?

台灣以至今不到500個感染案例與個位數的死亡率,成為國際媒體口中的防疫「模範生」。 圖/總統府
台灣以至今不到500個感染案例與個位數的死亡率,成為國際媒體口中的防疫「模範生」。 圖/總統府

自去年底中國武漢出現首個案例後,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在過去幾個月間對全球各地造成重大的公衛威脅,也促使各國政府採取嚴格程度不一的防疫政策,企圖在減緩病毒散播、避免醫療體系崩潰,以及國家經濟損失和人民生活停擺之間尋求平衡。

在全球皆不甚樂觀的客觀條件下,某些國家卻得以達成較為穩定甚至「亮眼」的防疫表現。例如對比感染和死亡率皆高的義大利與西班牙等鄰國,德國即使也有15萬人感染,死亡率卻相對低;與此同時,和中國比鄰而居的台灣,更以至今不到500個感染案例與個位數的死亡率,成為國際媒體口中的防疫「模範生」。其他在防疫表現上引人注目的國家還包括身處北歐的四國——丹麥、芬蘭、挪威、冰島,以及位於南半球的紐西蘭。

當病毒並不區分感染者的國籍,是什麼因素讓各國面對疫情反應狀況不一?媒體與評論者們分別從各面向提出分析,包括公衛單位反應的速度、醫療照顧的水準和醫療體系私有化的程度,以及人口組成等。而日前則有媒體報導,這些防疫表現較佳的國家共享著一個特色,那便是「最高領導人都是女性」,並據此指出,全球需要更多的女性領袖。

富比士》(Forbes)與CNN分別報導,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上述女性元首的傑出表現展現在幾個面向上:她們在疫情早期就做出了果斷的防疫決定,包括全面篩檢和關閉國界,如紐西蘭總理在國內僅有6起確診案例時,就決定禁止外國旅客入境;她們善用科技,大量透過網路和社群網站與民眾溝通;她們不掩蓋疫情嚴重程度,而是與社會大眾坦承對話,如德國總理梅克爾就在記者會上直言,全國將約有70%的人會感染病毒;她們也展現出了更多的同理心與愛,例如挪威總理專門為兒童舉辦了一場記者會,在會中回答兒童對於疫情的相關問題。

不可否認,以上都是防疫的關鍵政策,在疫情中發揮了極大的用處,而這些女性元首也的確表現優秀,在危機時刻展現了一個優秀領導人應該具備的特質。然而,我們也必須提問:她們的性別身分是導致這個優秀成果的原因嗎?上述這些特質是否是女性專屬?換句話說,身為女性和具備以上這些特質之間的關聯是什麼?更直接一點說,這些報導指出的範例,其實並不一定是直接和「性別」相關的因素,那麼性別身分在此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挪威總理瑟爾貝克召開兒童記者會,回答孩子們對疫情的各式問題。 圖/路透社
挪威總理瑟爾貝克召開兒童記者會,回答孩子們對疫情的各式問題。 圖/路透社

「生理女性」vs.「社會女性」

與其採取一個「生理性」的解釋,把天生的「女性性別」(sex)視為促成這些行動和特質的決定性因素,或許我們應該採取一個更「社會性」的角度來理解這個現象,因為生理性的解釋可能阻礙我們進一步探索政治與性別間的關係,更可能再次將性別「本質化」,忽略了性別其實是一個「養成」和「展演」的結果,甚至強化某些性別刻板印象。例如當我們聲稱女性領導人比較有同理心時,是否無意間也暗示著,女性天生就比較會照顧人,進而又再次鞏固了女性的照顧者角色?

一個可能的「社會性」解釋是,傳統的父權性別規範將女性定義為提供照護和情感勞動的「付出者」,因此在成長的過程中,女性必須經過特定的社會化過程,被要求掌握傾聽、體貼、溫柔和同理的技能。與此同時,不論是在有償的勞動市場內,或是在私領域負責如育兒和家務等無償工作時,女性經常被要求承擔額外的情緒勞動,例如在職場上要關注同事的情緒,在家中則要擔任計畫者,而這些情緒勞動要求女性更為重視人際之間的關係,並可能因此對不同情境的相互交織與影響更為敏感。

我們可以看到,當國家面臨如本次疫情般的重大危機時,領導人考量各種不同因素、不同需求的能力,以及在效率之外也同時重視溝通和理解,並將「人際」面向納入政策考量之中,對防疫能否成功有著重大的影響。女性並非天生具備這些領導技巧,但在女性成長為「社會女性」(gender)的過程中,確實面對比較多的機會和需求,去培養這些技能。

亦有評論者提出了另一種說法:並非生理女性身分造就了優秀的領導人,而是女性往往需要有更傑出的表現,才「可能成為」領導人。因為政治(與其他公領域)過去長期由男性把持,父權社會並不被鼓勵女性加入這些領域、與男性競爭,因此決定投身這些環境「奪權」、「挑戰」男性的女性,經常面臨更為嚴苛的評價,必須要表現出雙倍的好才能獲得肯定。

甚至如某些學者所言,她們可能從一開始就被放置於一套不同的標準底下,父權社會會用一套和男性不一樣的規則來評價女性,要求女性在同樣的情境裡,必須付出更多。

換句話說,今日我們得以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看到的女性領導人們,可能已經經過了激烈的篩選過程,透過比男性政治對手更出色並穩定的的表現才得以脫穎而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她們也可能面臨更大的壓力,必須名副其實,更積極努力地符合人民的期待,否則就會遭遇更苛刻的批評。再一次的,我們可以看見,關鍵並不是「身為」女性,而是女性如何被「養成」。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在國內僅有6起確診案例時,就決定禁止外國旅客入境。 圖/美聯社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在國內僅有6起確診案例時,就決定禁止外國旅客入境。 圖/美聯社

關鍵是社會體制

不過,在此我還想要提出另一個分析角度:與其將「女性領導人」視為因,而「防疫表現佳」為果,倒不如說在類似的結構因素和社會情境之下,這兩者都是結果。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若從國家體制出發,民粹主義國家或由民粹主義領導人領導的國家,在防疫表現上較差,他同時指出,國家能力以及人民是否信任其國家、領導人及領袖才智都是關鍵。

從此出發,一個可能的推論是:較好的防疫表現和女性領導人,其實都是一個較為民主、社會制度較穩定平等、公民社會發展更為健全與開放,並相對反民粹的國家所產出的果實。民主體制和平等的社會制度讓女性得以擁有相等(或至少相差不大)的教育和政治參與機會,開放自由的公民社會有較多的空間對話來消除傳統的性別偏見。

這些條件培育了一個較為優渥的環境,讓女性比較容易在公領域被看見,也開創了更寬廣的管道,讓政府領導人和民眾得以在信任基礎上,更頻繁與誠懇地相互溝通。

與此同時,上述這些條件也會增強一個社會應對危機的能力,平等體制讓弱勢族群得以獲得較多的保障和關注,並可能因此促進對社會福利與公共基礎設施(如醫療)的投資,而面對疫情,這些投資就成為最寶貴的資源,讓政府得以有效回應危機衝擊,不至於措手不及。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影響過程也並非單向。如前所述,進入政治領域的「社會女性」有機會帶來一套新的治理技術和心態,進而讓公民社會有機會變得更開放與多元,這也將使更多不同於以往的政治風格可以被發掘、肯定。一個願意關注弱勢、投入基礎設施和福利的社會,能夠透過教育和機會平等,賦予弱勢族群更多公共參與的可能,讓政治變得更包容、多樣。這些發展再進一步鞏固一個社會的團結、開放和穩定,進而增強危機應對的能力。

德國目前雖有約15萬人染疫,但死亡率較周邊國家低。 圖/路透社
德國目前雖有約15萬人染疫,但死亡率較周邊國家低。 圖/路透社

女性領導人的意義

所以,這些防疫表現傑出的女性,只是剛好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位置上嗎?我們究竟需不需要更多女性領導人?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認為,女性領導人在疫情威脅下尤其重要,因為領導人決定了政策發展的方向。某些防疫政策可能會對女性有不成比例的影響,而女性決策者能夠反映女性的處境、代表女性的經驗,並為此發聲,在決策時將女性需求納入考量。

比方說,關閉學校使許多女性陷入蠟燭多頭燒的窘境,在工作、育兒和照顧家人間分身乏術;又比如隔離政策可能增加女性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的風險,更因為資源不足而難以求助。因此,女性領導人的必要性之一在於代表女性人口,並為其爭取權益。

然而,事情真是如此嗎?當我們回顧上述各國的例子,儘管它們在防疫上的優秀表現有目共睹,但細究亦可發現,其中並沒有太多從「性別差異」出發的考量。

例如德國政府果斷地關閉了托育中心、幼稚園和學校,儘管政府隨後公布,因為育兒而必須暫停工作的家長們得以獲得薪資補助,但還是未能考量到,這些額外的育兒工作在異性戀家庭中可能造成多麼不平等的分配(女性還是家務勞動的主要負擔者),更別提那些無法在家工作的勞動者——包括服務、餐飲業者和醫護工作者——所面臨的艱難處境,而女性占了其中絕大多數的人口。

女性身分在公領域的現身絕對是重要的,畢竟女性佔了全球人口的二分之一,決策者的組成應該確實反映這個比例。公領域的身分多元一方面讓不同的樣貌和需求有機會被看見,另一方面也為下一代打造新的想像,進而得以創造更開放與自由的社會。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性別身分並不能保障性別意識。根據報導,全球至今有超過50個國家選出過女性元首,但其中很多國家內的性別權益並沒有比較平等,例如南韓前總統朴槿惠當選後,國內男女不平等的情況反而更嚴重。

南韓前總統朴槿惠當選後,國內男女不平等的情況反而更嚴重。 圖/路透社
南韓前總統朴槿惠當選後,國內男女不平等的情況反而更嚴重。 圖/路透社

陰性的政治想像

天生的「女性」不能帶來任何神啟,然而社會性的女人卻可能在物質基礎、養成經驗和歷史之中,培養出各種陰性化的策略。而女性領導人所帶來的終極啟示或許就是,我們得以重新想像政治:當女性投身政治等公領域時,是否可以透過女性的「社會身分」的「展演」,引入這套陰性的策略,進而鬆動過去僵化、單一的政治結構和風格。

以往政治被視為「陽剛」的領域,強調雷厲風行、威權、隱藏情緒等特質,女性政治人物也經常被要求要表現得像男人,例如蔡英文就屢屢被質疑不夠有「氣魄」,或是「穿裙子的如何統領三軍」。但我們卻發現,在危機時刻,這些陽剛特徵並沒有幫助,相對的,陰性的策略——如真誠與互動——反而有助於和大眾溝通,並促使公民社會團結。

然而,這當然不代表生理女性應該更努力變成某一類型的「社會女性」,而是我們應該要重新評價這些陰性的情感技能與勞動,正視它們的價值,擺脫它們只屬於私領域的偏見。

過去,這些帶有「陰性屬性」的特質並不被視為政治領域內的必備資格,但隨著全球經濟、自然與社會環境的複雜度日益升高,地域、人口與國家之間的互動增加,政治工作的內容和所面臨的挑戰也越來越多元與困難,我們對領導人也有了不同期待,更為重視彈性、互動和「多管齊下」(multi-tasking)的能力。

「社會女性」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的願景,那些曾經被視為很「娘」而上不了檯面的特質,反而是今日社會在全球危機前的曙光。

芬蘭現任總理馬林(中)率領的內閣中,女性首長占比約60%。 圖/路透社
芬蘭現任總理馬林(中)率領的內閣中,女性首長占比約60%。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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