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少女略誘案「圓滿」落幕？輿論背後不圓滿的性教育與貞潔迷思
日前高雄市一名14歲少女在前往他縣市與網友見面時，搭上陌生人的車輛後失蹤，其家人除了報警外也上臉書求助，引起社會關注。偵辦此案的警方最後於一名羅姓男子家中的「夾層密室」內，尋獲失聯66小時的少女，她指出羅男在她脖子上套上項圈，威脅她不准離開。
根據媒體報導，羅男乃透過聲稱可以提供打工機會與少女相識，並利用通訊軟體聊天互動，再主動提供高鐵車票。同時羅男過去曾透過類似手段誘拐、性侵其他少女，並於今年7月遭判刑。目前羅男也依略誘罪、妨害自由罪遭到收押。
本案經媒體大幅報導，也在社群網站上引起熱烈討論。然而，在這些討論中，我們得以窺見許多對於此類性相關犯罪的不瞭解與迷思，及某些沉痾的刻板性別規範。由於全案仍在偵查中，本文將不就案件內容進行討論，而是分為兩部分，首先討論「略誘」如何作為一種新型的網路性犯罪，再接著分析在這起事件中，當事少女在媒體及輿論中所被賦予的形象。
何為「網路性略誘」？
隨著網路與通訊科技之進步與普及，網路使用者年齡下降，「兒少網路性略誘」（online child grooming）成為許多反性別暴力與兒少保護工作者所密切關注的主題之一。這指的是，成年行為人透過網路和未成年人士建立關係，進而透過情緒操縱、欺騙、引誘，促使雙方會面，並在會面後發生性關係或施行性侵害1；成年行為人也可能在網路互動中藉機取得當事人的性資料——如個人私密照片或影片，進而性勒索（sextortion）或威脅當事人。
根據美國學者2011年所進行的一項研究調查，大約每7個青少年網路使用者中，就有1人曾經遭到網路性略誘2。另外一則研究3則發現，被害者大多是青少女，且有一半的人口介於13至14歲之間。此外，和一般人的想像不同，網路性略誘的行為人鮮少在網路互動中隱瞞自己的成年身分，許多當事人在見面前就知道對方是成年人，但仍自願與對方見面。其中，許多人也在見面前就知道對方對自己「有性趣」，且相當高比例的青少年確實會在見面後，同意進行性行為4。
自作自受的青少年？
所以，這些統計數字難道代表這些青少女、青少年們都愚蠢不堪或自作自受嗎？當然不是。某些論者將這樣的現象歸咎於網路生態，認為社群網絡的普及與隱蔽性為類似的犯罪提供了執行管道，亦有人從「兒少保護」的角度出發，指出應該以更嚴厲的管制和刑罰抑止這類犯罪，並進一步規範未成年人的網路使用習慣。
然而筆者認為，這兩種說法都只看到事件表面，而不見根本。誠然，社群網絡提供了一個新的社交環境，也不能否認，確實有人會利用網路的特殊性質犯罪，犯罪樣貌也因為科技進步變得更加「多元」。但另一方面，這些可能令人「匪夷所思」、發生在未成年人與成年人間的互動，真正反映的是，一直以來社會對於青少年的社交、情感與愛慾需求有多麼缺乏理解，並始終在一個單一而扁平的框架下賦予想像。
青少年並非生活於真空中，他們在日常生活接觸各種與親密關係、戀愛和性相關的資訊，進而產生好奇與探索的慾望，許多人也會將這個慾望付諸實行。這乃是成長時自然且必經的過程，青少年也可能在其中經歷不同程度的風險甚至傷害，他們所需要的，並非一昧地防堵與禁止，而是全面、開放並以支持為基礎的引導與教育。
換句話說，他們需要學習如何理解慾望，並在探索過程中認識、覺察和應對風險，在享樂的同時也保護自己與他人。更甚者，他們也可以學習到傷害是人生的一部分，儘管每一個人都希望減少自己受傷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修復的能力。
僵化的性教育
然而，直到今日，許多人對於性／別教育的看法仍然僵化，相信以恐嚇為基調的策略與內容，甚至徹底否認性教育之必要性。成年人一方面拒絕青少年了解自身身體、情感需求與各種人際互動的可能，另一方面卻期待青少年可以因此學會「保護」自己。然而，如果青少年根本沒有機會想像或體驗不同的感受與情境，又要如何學習在不同情況下應該做出怎樣的判斷？
除此之外，青少年也終究要成為「大人」，然而，光是年歲的增長並不能保證知識與生活經驗的增加。但在許多人的想像中，彷彿青少年一旦年滿18歲，就可以自動獲得性與情感的相關知識，自然而然地知道如何戀愛、如何獲得身體與情感上的愉悅、如何尊重他人。我們的社會期待一個人在18歲前與性愛毫無關聯，但在18歲後就能夠在其中得心應手，如此的斷裂不僅使許多成人對自己的身體與情感一無所知，進而產生挫折與無助感，更成為許多傷害的來源。
以網路上的互動為例，未成年人渴望並試圖和成年人發展關係，進而產生崇拜、傾慕甚至戀愛之情，其實並不是太過驚奇或特異之事。與其恐嚇「網路上的大人都不懷好意」，或賦予所有這麼做的青少年愚蠢、叛逆或拜金的形象，甚至是要求父母師長們做到全面性的監控，或許更實務的作法是，理解每個青少年可能有著不同的心理發展程度和情感需求，教導他們人際互動中應該留意之事，以及如何辨認風險、避免傷害。
這段討論的目的並非低估甚至合理化網路性犯罪造成的危險與傷害，而是想要指出，每每遇到這類案例時，社會上總是傾向出現兩極化的反應：責怪被害人不懂事且其父母未能保護子女，或將當事人徹底「幼稚化」，變成需要高度保護的對象。但這樣的反應不僅不符合現實——因為人的行為動機往往複雜，並受到各種因素交織影響——也無助於促成改變。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更開放而平等的性別討論，以及由此出發，打造更健康、完整的性別教育，才能夠達到培力與保護青少年的目標。
人人關心的少女「貞操」
事實上，本次案件所引發的輿論討論正反映了上述的必要性。除了許多檢討受害人與其家庭的言論——如質疑當事人家庭關係疏離、女孩太過天真大意——之外，筆者想要特別討論另外一個不斷浮現的主題：女孩的「貞操」，以及圍繞著這個主題所產生，兩種看似衝突卻相輔相成的反應。
幾乎是從女孩失蹤的消息登上社群網站和媒體開始，各種猜測「女孩是否已遭性侵」的言論就不斷出現，其中不乏戲謔、嘲諷的口吻。一時之間，比起當事人的人身安全，少女的貞操反而成為社會更關注的焦點。許多人更信誓旦旦認定性侵勢必已成為事實，儼然將少女的性視為這起引誘與監禁事件中，最有價值的「商品」。
然而，不論是惋惜、憐憫或諷刺，這些圍繞著女孩貞操的討論，真的是出於關心少女的性自主嗎？筆者認為不然。相反地，少女的性——或者說「處女身分」——成為一種象徵，反映了父權社會對於女體的想像與控制意圖，
根據父權社會的邏輯，女人的性是女性作為「付出者」，所必須交付給男性的一種好處與服務，而且這個交付必須發生在一個獲得主流社會認可的社會關係（如異性戀婚姻）內，才能夠達成這個服務的目的——也就是促成身處支配地位的男性的利益，包括為其生養子女及取得社會地位等。
因此，與其說這些圍繞著少女貞操的討論是對少女本身的關懷，倒不如說，那是父權社會中的男性對於「商品」的惋惜，因為當少女的性被一個不符合父權社會期待的男性剝奪時，這不僅使其他男性無法取得該「服務」，也代表父權規則遭到了破壞。
被剝奪的性＝被毀滅的人生
正因如此，我們目睹了兩種反應：許多人一方面意淫少女的處女身分，一方面同時主張失去貞操的少女從此不再完整，她的人生就此遭到毀滅。這兩類態度看似彼此矛盾，但其實出於同一套意識形態：父權社會讓男性得以主張自己對女性——包括女性的身體、情感和性——的所有權，也鞏固性的「賺賠邏輯」。於是，在意圖支配少女的性的同時，失去性的少女在父權社會的眼中，也不再具有價值。
某些人聲稱，上述那些意淫、戲謔的言論，只是網路上的發洩，並沒有意義，但事實上，這樣的性別規範在日常生活隨處可見，甚至在教育體系和大眾文化中不斷被強化，也造成了許多實際上的傷害。
舉例來說，過去就曾有國內保守宗教團體以「用過的便利貼」來形容有婚前性行為的女性，指出「當便利貼被反覆使用過後，就失去其價值」，因此有過婚前性行為的女性也是不可取的。
另一個更震撼人心的例子則來自美國女性伊莉莎白．斯馬特（Elizabeth Smart）。斯馬特於14歲時遭到綁架，被監禁、強暴，9個月後才在離家不遠的地點獲救。
後來有人問她為什麼被監禁期間不曾試圖逃跑，來自保守家庭、從小接受守貞教育的斯馬特說，因為她被教導：「想像你自己是一片口香糖。當你和另一個人有了性行為，就好像是這片口香糖被咀嚼過了一般。如果你有過很多次性行為，那麼你就像是一片被反覆咀嚼過的口香糖。試問，誰會想要一片已經被嚼到爛的口香糖呢？」因此當她遭到強暴後，她心中僅存的念頭便是：我已經成為一片爛掉的口香糖，失去了我的價值。
斯馬特的例子看似極端，卻說明傳統的性別規範，及我們描述、控制女性的性的方式，確實會影響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與價值，對女性造成貶抑與壓迫。
廣受注目的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於數年前出版時，許多讀者紛紛震驚於，為什麼少女房思琪會「愛上」傷害自己的人？然而，若我們從前述角度思考，或許就能夠理解。當性被描述成女性的主要價值，也是必須奉獻給男性——而且這名男性最好是自己的丈夫——的珍貴服務，並因此被迫與愛緊密掛鉤時，「愛上加害者」自然成為一個女性合理化受害經驗，以幫助自己理解、解釋、面對自身處境的出口之一。
結語
對於當事人來說，性侵害確實可能造成深刻與長遠的傷害與痛苦，但更多時候，痛苦來自於我們的社會如何看待性，尤其是女人的性。父權社會的性別規範不僅要求女性以特定的方式「貢獻」自己的性，也決定女性如何詮釋自身的身體和性經驗，甚至據此決定自身價值與意義。
這再次說明了，為什麼我們需要打造更平等的性別教育，不只是出於防治性暴力、協助女性自我保護的目的，更是為了歸還女性作為「全人」的身分，讓她們不再只被視為「性的給予者」，不被自身的「貞操」定義。
高雄少女一案以相對「圓滿」的結局落幕，但社會輿論卻揭露了許多社會不圓滿之處，少女的身體被迫成為意淫、評論與批評——包括筆者在內——之載體。在祝福當事人得以盡快恢復平靜的同時，我們也不應該放棄這個機會，重新檢討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應如何看待青少年的情慾以及女性的身體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