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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鐵聲援者爭議:你質疑的是抗爭,還是「不正確」的女性抗爭者?

拒拆遷戶的聲援者之一蔡亞涵於10月15日向台南市長黃偉哲陳情。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拒拆遷戶的聲援者之一蔡亞涵於10月15日向台南市長黃偉哲陳情。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近日,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又稱南鐵東移案)所引起、長達九年多的爭議又掀起社會關注與討論。最後三戶拒拆遷戶遭到強制拆除,住戶與聲援者在現場與施工人員和警方發生衝突,而在強拆後,聲援者北上交通部抗議,卻遭到警方壓制在地,並用束帶控制行動,再次引發警方是否執法過當的質疑。

針對地下化工程本身與強拆,社會輿論呈現出不同風向,支持民眾認為工程乃基於公共利益,並質疑拒拆戶只是為了追求更好的補償,拖累社會發展;拒拆戶與聲援者則認為,政府若為了公共建設徵收人民財產,必須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但此案中,居民與學者都曾提出,可以用對人民侵害程度較小的「徵用」,取代徵收),且充分納入人民意見,在過程中除了金錢與物質層面以外,也應該將人民的情感需求和生活紋理納入考量。

在各方爭論中,一則短小的圖文報導吸引了筆者的注意。長期追蹤南鐵議題的《報導者》記者林雨佑在臉書上發表了一張現場照片,照片中的主角是拒拆遷戶的聲援者之一、來自成功大學零貳社的女學生蔡亞涵,她在抗爭者和警方爆發嚴重衝突後坐在地上哭泣。

本文無意評論南鐵案,而是想要從這張照片引發的討論出發,檢視女性在社會運動和抗爭的現場,經常被賦予的形象與可能面臨的困境。

基於抗爭者「身分」的批評

在上述照片裡,蔡女穿著背心,露出左臂上的刺青,而眼尖的人可能也會注意到,她右手夾了一只香菸。於是,原本想要表達抗爭者沮喪的一張照片,在群眾眼中的焦點頓時變了。綜觀底下的留言,多數人抱持著批評態度,認為強拆有理,抗爭者也不值得同情,但引人注意的是,除了強調拆遷是為了公共利益以外,許多批評卻著重在蔡女抽菸和刺青一事上,指責抽菸行為不可取,甚至以抽菸和刺青為理由,判定她一定不是「正經」學生。

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不論抽菸或刺青,其實都與抗爭事件本身——包括拆遷的合理性,以及警方是否確實過度執法——無關,卻儼然被許多批評者當成一個「正當」的理由,用來反駁抗爭及當事人本身的合理性。當然,每個人都有自由喜歡或討厭某些事,同時某些人也會進一步主張,這些行為確實「有錯」(例如公共場合抽菸會使他人吸到二手菸),但撇除個人喜好和所謂的「公共衛生」考量以外,我們也不得不懷疑,這些批評之所以在此出現,有更深層的原因。

這幾年來,台灣社會目睹了不少重大的抗爭運動,不論抗議對象、倡議目標為何,難免受到程度不一的輿論反彈和批評。在爭取權益、為弱勢倡議的同時,對於主流社會而言,抗爭者卻是挑戰權威、威脅安定與傳統,且破壞既定規則的人,因此本就容易遭受敵意。對於不希望手中既得利益受損的人來說,抗爭者是對自身權威和地位的威脅。於此同時,「沉默大眾」也可能擔憂早已習慣的生活秩序會被迫改變,即使這個改變可能帶來好處,「保持現狀」仍是比較「輕鬆」的作法。

不過,除了抗爭的對象和目的外,抗爭者的身分也經常影響他們所收到的回應。本文便試圖指出,「性別」因素可能使女性抗爭者面臨獨特、甚至是更為艱難的處境。

南鐵東移案聲援者於10月16日北上交通部抗議。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南鐵東移案聲援者於10月16日北上交通部抗議。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跨界陽剛領域的女性抗爭者

如前所述,抗爭是一個挑戰權威的過程,而在父權社會裡,權威位置在想像層面上被歸類為陽剛屬性的商品(goods),在實際層面上也經常由男性所占據,例如機關首長、政治人物仍舊以男性為大宗。即使如今在台灣由生理女性擔任總統,也無法否認,國家統治經常和父權社會共享類似的語言和意識型態。

根據康乃爾大學哲學系教授凱特.曼恩(Kate Manne)的看法,在一個父權社會裡,女性被看作付出者,必須提供如注意力、生育和照顧等陰柔屬性的服務。另一方面,她們也被禁止從男性身上要求、奪取屬於陽剛屬性的商品,包括威權和地位。因此,當女性試圖在公領域和男性爭奪話語權、指出男性的錯誤(因此挑戰了他們的知識權威)與拒絕、反對男性,或違反、推翻現有的社會規則時,這樣的「不安分守己」就會觸怒主流社會,因為她們違反了父權體制下給予女性的角色設定。

由此推論,女性抗爭者幾乎無可避免地會被視為「錯誤」,因為她們不是必須在實際層面上挑戰男性的掌權者,就是會在爭取話語權、抗議社會制度時,在意識形態層面上違反父權對女性的規範。

另一方面,因為抗爭——或者說社會運動——場域經常也涉及權力的鬥爭,前線抗爭者也需要公開發言、協商談判,甚至涉入肢體衝突,使得抗爭這件事情本身就會被判定為陽剛的領域,而這些行動也和女性在父權社會裡溫柔、傾聽的「人設」不符。比方說,我們在很多抗爭事件裡會聽到,基於「安全」或其他理由,建議女性擔任後勤工作,不要前往前線涉險。女性抗爭者也經常必須更努力證明自己的能力,才能被認可有「上戰場」的資格。

在父權社會裡,女性被看作付出者,也被禁止從男性身上要求、奪取屬於陽剛屬性的商品,包括威權和地位。由此推論,女性抗爭者幾乎無可避免地會被視為「錯誤」。圖為在交通部前抗議南鐵強拆的聲援者。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在父權社會裡,女性被看作付出者,也被禁止從男性身上要求、奪取屬於陽剛屬性的商品,包括威權和地位。由此推論,女性抗爭者幾乎無可避免地會被視為「錯誤」。圖為在交通部前抗議南鐵強拆的聲援者。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女性抗爭者如何「被消音」

於是女性抗爭者經常遭受更強大的敵意,父權社會會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使女性「被消音」。這有可能展現在三種層面上:她們的抗爭資格可能會遭到質疑、她們的說詞也不被信賴;此外,她們可能被要求要符合更高的道德標準,在抗爭的目的和手段上必須要更純粹、正確與完美,同時她們的私生活也會受到檢視,好證明她們是「合格」的抗爭者;最後,她們會遇到貶低和威脅,這些敵意試圖使女性感到膽怯,進而從抗爭這樣的公領域抽身。

1. 女性面臨的「證詞不正義」

哲學家弗利克(Miranda Fricker)提出了「證詞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的概念,指出某些身分在社會上遭遇到的偏見,會使得特定族群發言的「可信度」(credibility)受到質疑。曼恩由此延伸,認為知識在父權社會是一個陽剛的商品,因此男性理所當然地認定自己有獲取、主張與發表知識的資格,女性在公共議題上的發言權威就會被貶低,甚至抹煞——白話地說,女性不被認為有資格在某些主題上發表意見。

另一方面,當女性挑戰男性權威時,她們經常會被懷疑帶有額外的、不純粹且自利的動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女性指控男人性騷擾或性侵害時,我們總可以見到有人質疑她們是「想紅」、「金額談不攏」等等。

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在抗爭現場,女人的證詞可能被質疑,她們的經驗可能被貶低,甚至她們的主張可能因此被無視。在整個MeToo運動裡,我們便反覆見證到此一現象。

我們不難想像,在抗爭現場,女人的證詞可能被質疑,她們的經驗可能被貶低,甚至她們的主張可能因此被無視。攝於2018年5月,東京。 圖/路透社
我們不難想像,在抗爭現場,女人的證詞可能被質疑,她們的經驗可能被貶低,甚至她們的主張可能因此被無視。攝於2018年5月,東京。 圖/路透社

2. 更嚴格的道德標準與私生活檢驗

曼恩在《不只是厭女》一書中也主張,投身公領域的女性往往面臨更嚴格、甚至根本不一致的道德標準,因為在父權社會的眼中,她們「越界」跨入了原本只為男性所保留的陽剛領域。這在女性政治人物身上特別明顯。她們會因為和男性競爭,而被賦予「貪婪」、「別有用心」的形象;她們一面必須展現出陽剛特質好證明自己得以勝認這場競爭,但同時,如果這些女性太過陽剛,未能表現出足夠的陰柔特質,又會遭到「冷血」、「惡毒」的批評。

筆者以為,這樣的批評架構可以很輕易地被挪用在女性抗爭者上。進入到社會運動這個被假想為陽剛的領域中,女性必須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強硬,卻又不能完全失去陰柔氣質。例如,當她們不夠陽剛時,會被懷疑不能適應抗爭的強度,但當女性也參與到肢體衝突的場景中時,又會被嘲笑諷刺「不像女人」。

此外,另一個常常被用來取消抗爭資格的方式,則是質疑抗爭者的私生活不夠「正確」。例如在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時,喝酒之類的行為經常被放大,個人的親密關係也總成為媒體焦點。考量到父權社會對女性有更多行為上的規範,女性在私生活上所遭遇到的道德規範也更為綿密。以反性暴力運動為例,提出性暴力控訴的女性最常遇到的質疑就是她們自身的德行是否「合宜」,而這些合宜的標準經常立基於社會對女性的行為箝制,例如穿什麼衣服、是否飲酒、晚歸等。

3. 藉由貶低與威脅讓女性離開抗爭場域

最後,女性抗爭者可能比男性更容易受到騷擾、攻擊與暴力。舉例來說,許多積極在網路發聲的女性,都曾經收到密集的訊息騷擾甚至裸體照片、被人肉搜索、個資被洩漏,及遇到強暴和死亡威脅。台灣廢死聯盟的女性工作者就曾經表示,在記者會場合很容易遇到反對者對著自己大喊「等你哪天被強暴就知道了」之類的言語恐嚇。

女性抗爭者可能比男性更容易受到騷擾、攻擊與暴力。攝於2019年10月,香港。 圖/路透社
女性抗爭者可能比男性更容易受到騷擾、攻擊與暴力。攝於2019年10月,香港。 圖/路透社

我們對女性抗爭者的批評,公平嗎?

回到南鐵事件。筆者認為,從針對前述照片的留言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類似的趨勢。除去赤裸裸地、基於性別偏見的評論(如:女人就該回家洗碗)外,女性的身分經常和其他因素交織。比方說,女性加上大學生的身分,讓許多人自動將蔡女「幼體化」,女大學生成為「不成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代名詞。

同時,抽菸和刺青的汙名也和女大學生的身分結合,讓當事人成為不合格的「壞女孩」,而她的抗爭正當性也在成為壞女孩的同時被抹煞、消除。最後,在抗爭事件後,當事人的臉書也湧進了各種肉搜與騷擾者,導致她不得不暫時關閉帳號。

許多人聲稱,他們對蔡女的批評乃是基於反對她的抗爭主旨。這或許是事實,但我們卻仍舊不能否認,很大一部分的批評者確實挪用了對性別的特定想像與規範,結合其他社會汙名,來達到壓制與貶低的效果,而這往往是女性在投入公領域時所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

本文並非主張所有社會抗爭都具有至高且不可質疑的正當性,也不是說女性抗爭者不能夠被批評,而是認為,我們有必要檢視自己所使用的語言,反省在批評之中,我們是否對女性抱以更嚴苛的態度,甚至企圖用這些嚴苛標準,來阻礙女性發聲。如筆者曾在舊文中的提問:如果她是男的,我們還會這麼說嗎?

我們有必要檢視自己所使用的語言,反省在批評之中,我們是否對女性抱以更嚴苛的態度,甚至企圖用這些嚴苛標準,來阻礙女性發聲。攝於2018年5月,耶路撒冷。 圖/路透社
我們有必要檢視自己所使用的語言,反省在批評之中,我們是否對女性抱以更嚴苛的態度,甚至企圖用這些嚴苛標準,來阻礙女性發聲。攝於2018年5月,耶路撒冷。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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