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鐵聲援者爭議：你質疑的是抗爭，還是「不正確」的女性抗爭者？
近日，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又稱南鐵東移案）所引起、長達九年多的爭議又掀起社會關注與討論。最後三戶拒拆遷戶遭到強制拆除，住戶與聲援者在現場與施工人員和警方發生衝突，而在強拆後，聲援者北上交通部抗議，卻遭到警方壓制在地，並用束帶控制行動，再次引發警方是否執法過當的質疑。
針對地下化工程本身與強拆，社會輿論呈現出不同風向，支持民眾認為工程乃基於公共利益，並質疑拒拆戶只是為了追求更好的補償，拖累社會發展；拒拆戶與聲援者則認為，政府若為了公共建設徵收人民財產，必須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但此案中，居民與學者都曾提出，可以用對人民侵害程度較小的「徵用」，取代徵收），且充分納入人民意見，在過程中除了金錢與物質層面以外，也應該將人民的情感需求和生活紋理納入考量。
在各方爭論中，一則短小的圖文報導吸引了筆者的注意。長期追蹤南鐵議題的《報導者》記者林雨佑在臉書上發表了一張現場照片，照片中的主角是拒拆遷戶的聲援者之一、來自成功大學零貳社的女學生蔡亞涵，她在抗爭者和警方爆發嚴重衝突後坐在地上哭泣。
本文無意評論南鐵案，而是想要從這張照片引發的討論出發，檢視女性在社會運動和抗爭的現場，經常被賦予的形象與可能面臨的困境。
基於抗爭者「身分」的批評
在上述照片裡，蔡女穿著背心，露出左臂上的刺青，而眼尖的人可能也會注意到，她右手夾了一只香菸。於是，原本想要表達抗爭者沮喪的一張照片，在群眾眼中的焦點頓時變了。綜觀底下的留言，多數人抱持著批評態度，認為強拆有理，抗爭者也不值得同情，但引人注意的是，除了強調拆遷是為了公共利益以外，許多批評卻著重在蔡女抽菸和刺青一事上，指責抽菸行為不可取，甚至以抽菸和刺青為理由，判定她一定不是「正經」學生。
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不論抽菸或刺青，其實都與抗爭事件本身——包括拆遷的合理性，以及警方是否確實過度執法——無關，卻儼然被許多批評者當成一個「正當」的理由，用來反駁抗爭及當事人本身的合理性。當然，每個人都有自由喜歡或討厭某些事，同時某些人也會進一步主張，這些行為確實「有錯」（例如公共場合抽菸會使他人吸到二手菸），但撇除個人喜好和所謂的「公共衛生」考量以外，我們也不得不懷疑，這些批評之所以在此出現，有更深層的原因。
這幾年來，台灣社會目睹了不少重大的抗爭運動，不論抗議對象、倡議目標為何，難免受到程度不一的輿論反彈和批評。在爭取權益、為弱勢倡議的同時，對於主流社會而言，抗爭者卻是挑戰權威、威脅安定與傳統，且破壞既定規則的人，因此本就容易遭受敵意。對於不希望手中既得利益受損的人來說，抗爭者是對自身權威和地位的威脅。於此同時，「沉默大眾」也可能擔憂早已習慣的生活秩序會被迫改變，即使這個改變可能帶來好處，「保持現狀」仍是比較「輕鬆」的作法。
不過，除了抗爭的對象和目的外，抗爭者的身分也經常影響他們所收到的回應。本文便試圖指出，「性別」因素可能使女性抗爭者面臨獨特、甚至是更為艱難的處境。
跨界陽剛領域的女性抗爭者
如前所述，抗爭是一個挑戰權威的過程，而在父權社會裡，權威位置在想像層面上被歸類為陽剛屬性的商品（goods），在實際層面上也經常由男性所占據，例如機關首長、政治人物仍舊以男性為大宗。即使如今在台灣由生理女性擔任總統，也無法否認，國家統治經常和父權社會共享類似的語言和意識型態。
根據康乃爾大學哲學系教授凱特．曼恩（Kate Manne）的看法，在一個父權社會裡，女性被看作付出者，必須提供如注意力、生育和照顧等陰柔屬性的服務。另一方面，她們也被禁止從男性身上要求、奪取屬於陽剛屬性的商品，包括威權和地位。因此，當女性試圖在公領域和男性爭奪話語權、指出男性的錯誤（因此挑戰了他們的知識權威）與拒絕、反對男性，或違反、推翻現有的社會規則時，這樣的「不安分守己」就會觸怒主流社會，因為她們違反了父權體制下給予女性的角色設定。
由此推論，女性抗爭者幾乎無可避免地會被視為「錯誤」，因為她們不是必須在實際層面上挑戰男性的掌權者，就是會在爭取話語權、抗議社會制度時，在意識形態層面上違反父權對女性的規範。
另一方面，因為抗爭——或者說社會運動——場域經常也涉及權力的鬥爭，前線抗爭者也需要公開發言、協商談判，甚至涉入肢體衝突，使得抗爭這件事情本身就會被判定為陽剛的領域，而這些行動也和女性在父權社會裡溫柔、傾聽的「人設」不符。比方說，我們在很多抗爭事件裡會聽到，基於「安全」或其他理由，建議女性擔任後勤工作，不要前往前線涉險。女性抗爭者也經常必須更努力證明自己的能力，才能被認可有「上戰場」的資格。
女性抗爭者如何「被消音」
於是女性抗爭者經常遭受更強大的敵意，父權社會會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使女性「被消音」。這有可能展現在三種層面上：她們的抗爭資格可能會遭到質疑、她們的說詞也不被信賴；此外，她們可能被要求要符合更高的道德標準，在抗爭的目的和手段上必須要更純粹、正確與完美，同時她們的私生活也會受到檢視，好證明她們是「合格」的抗爭者；最後，她們會遇到貶低和威脅，這些敵意試圖使女性感到膽怯，進而從抗爭這樣的公領域抽身。
1. 女性面臨的「證詞不正義」
哲學家弗利克（Miranda Fricker）提出了「證詞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的概念，指出某些身分在社會上遭遇到的偏見，會使得特定族群發言的「可信度」（credibility）受到質疑。曼恩由此延伸，認為知識在父權社會是一個陽剛的商品，因此男性理所當然地認定自己有獲取、主張與發表知識的資格，女性在公共議題上的發言權威就會被貶低，甚至抹煞——白話地說，女性不被認為有資格在某些主題上發表意見。
另一方面，當女性挑戰男性權威時，她們經常會被懷疑帶有額外的、不純粹且自利的動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女性指控男人性騷擾或性侵害時，我們總可以見到有人質疑她們是「想紅」、「金額談不攏」等等。
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在抗爭現場，女人的證詞可能被質疑，她們的經驗可能被貶低，甚至她們的主張可能因此被無視。在整個MeToo運動裡，我們便反覆見證到此一現象。
2. 更嚴格的道德標準與私生活檢驗
曼恩在《不只是厭女》一書中也主張，投身公領域的女性往往面臨更嚴格、甚至根本不一致的道德標準，因為在父權社會的眼中，她們「越界」跨入了原本只為男性所保留的陽剛領域。這在女性政治人物身上特別明顯。她們會因為和男性競爭，而被賦予「貪婪」、「別有用心」的形象；她們一面必須展現出陽剛特質好證明自己得以勝認這場競爭，但同時，如果這些女性太過陽剛，未能表現出足夠的陰柔特質，又會遭到「冷血」、「惡毒」的批評。
筆者以為，這樣的批評架構可以很輕易地被挪用在女性抗爭者上。進入到社會運動這個被假想為陽剛的領域中，女性必須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強硬，卻又不能完全失去陰柔氣質。例如，當她們不夠陽剛時，會被懷疑不能適應抗爭的強度，但當女性也參與到肢體衝突的場景中時，又會被嘲笑諷刺「不像女人」。
此外，另一個常常被用來取消抗爭資格的方式，則是質疑抗爭者的私生活不夠「正確」。例如在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時，喝酒之類的行為經常被放大，個人的親密關係也總成為媒體焦點。考量到父權社會對女性有更多行為上的規範，女性在私生活上所遭遇到的道德規範也更為綿密。以反性暴力運動為例，提出性暴力控訴的女性最常遇到的質疑就是她們自身的德行是否「合宜」，而這些合宜的標準經常立基於社會對女性的行為箝制，例如穿什麼衣服、是否飲酒、晚歸等。
3. 藉由貶低與威脅讓女性離開抗爭場域
最後，女性抗爭者可能比男性更容易受到騷擾、攻擊與暴力。舉例來說，許多積極在網路發聲的女性，都曾經收到密集的訊息騷擾甚至裸體照片、被人肉搜索、個資被洩漏，及遇到強暴和死亡威脅。台灣廢死聯盟的女性工作者就曾經表示，在記者會場合很容易遇到反對者對著自己大喊「等你哪天被強暴就知道了」之類的言語恐嚇。
我們對女性抗爭者的批評，公平嗎？
回到南鐵事件。筆者認為，從針對前述照片的留言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類似的趨勢。除去赤裸裸地、基於性別偏見的評論（如：女人就該回家洗碗）外，女性的身分經常和其他因素交織。比方說，女性加上大學生的身分，讓許多人自動將蔡女「幼體化」，女大學生成為「不成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代名詞。
同時，抽菸和刺青的汙名也和女大學生的身分結合，讓當事人成為不合格的「壞女孩」，而她的抗爭正當性也在成為壞女孩的同時被抹煞、消除。最後，在抗爭事件後，當事人的臉書也湧進了各種肉搜與騷擾者，導致她不得不暫時關閉帳號。
許多人聲稱，他們對蔡女的批評乃是基於反對她的抗爭主旨。這或許是事實，但我們卻仍舊不能否認，很大一部分的批評者確實挪用了對性別的特定想像與規範，結合其他社會汙名，來達到壓制與貶低的效果，而這往往是女性在投入公領域時所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
本文並非主張所有社會抗爭都具有至高且不可質疑的正當性，也不是說女性抗爭者不能夠被批評，而是認為，我們有必要檢視自己所使用的語言，反省在批評之中，我們是否對女性抱以更嚴苛的態度，甚至企圖用這些嚴苛標準，來阻礙女性發聲。如筆者曾在舊文中的提問：如果她是男的，我們還會這麼說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