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親密關係攤在鎂光燈下，「驚世媳婦」與「失職妻」犯了什麼錯？

前桌球選手福原愛與江宏傑近日傳出離婚消息，根據媒體報導，男方的言語和精神暴力行為是導致婚姻關係破裂的原因之一。然而，福原愛卻沒有因此獲得太多支持與同理，反而以驚人的速度在網友心中「黑掉」，因為就在離婚消息傳出的隔天，另一家媒體刊出照片，指出福原愛在日本和異性出遊並過夜，疑有「出軌」之嫌。緊接著，福原愛公開解釋並道歉，表示自己的行為有輕率之處，但並未出軌，而江宏傑也隨後發表聲明。

在名人的情感糾紛事件中，網友們「站隊」表態並不是新鮮事，特別是在某些「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境裡，很多時候，無法窺知真相的外人的評價，其實反映出的是自己的價值觀。這於是就讓我們不得不好奇，在這次事件裡，為什麼輿論似乎一面倒地譴責福原愛？

「失職」的妻子

綜觀網路言論，不論在日本還是台灣，都有許多人批評福原愛與男性友人出遊的行為「不恰當」，甚至背德——儘管光是出遊也根本無法說明兩人的關係究竟是什麼。更雪上加霜的是，由於福原愛的母親和小孩人還在台灣，福原愛也同時面對「不負責」的指責。

這一方面當然和台灣與日本社會一直以來對外遇的高度道德譴責有關，對特定親密關係形式的崇拜，以及社會上主流的性道德觀，使人們對外遇出軌這類常規以外的性行為深惡痛絕。

另一方面，我們也會發現，很多時候這種憤恨與管制，會特別明顯而強烈地被執行在女性身上。某些男性的「性錯誤」可能被賦予「男人都會犯的錯」和「一時失足」的藉口，但女性在性上的「背德」卻會成為不可饒恕的行為，而這是因為，女人的這些行為違背了父權社會裡兩個重要的規則：她們一方面沒有扮演忠實、盡責與無私的好妻子和好母親這些父權社會規定的人物設定，另一方面她們主動追求性愉悅和情感自由的行為，挑戰了父權社會對女人的性和身體的管制。

我們可能認為出軌和言語暴力同樣都是應該受到譴責的行為，而且嚴重程度相當，但作為旁觀者，我們其實並不能確定雙方的說法是否為真——我們不知道江宏傑是否真的有言語暴力行為，也不知道福原愛與男性友人的關係。然而，因為上述原因，我們於是看到，儘管結束合意關係本來應該是一個「對稱」的衝突情境，但許多人卻還是在看到報導的當下立即決定了，自己這一票應該要給誰，誰又是在這段關係裡應該被批評與懲罰的對象。

「失職」的媳婦

另一個在本週引起轟動的「驚世媳婦」則是美國演員、與英國薩塞克斯公爵哈利結婚，但於不久前決定卸下皇室頭銜的梅根。梅根與哈利接受美國主持人歐普拉訪問，在兩個小時的訪談過程中，透露出自己當初在王室生活的種種不愉快，甚至是受壓迫的經驗。

訪問播出後引起兩極反應，英國媒體與民眾對其表示不滿——一直以來梅根都飽受英國媒體抨擊，這也是她在訪問提到的內容之一——而「娘家」美國和其他地區的觀眾則表達較多同情。但若觀察台灣社群網站對此事的反應，我們會看到幾乎是一面倒批評梅根的言論，抨擊範圍從自私、心機重，到蹭皇家「熱度」都有。梅根被描寫成一個不知禮儀與輕重（不應該談論「家務事」）、不識大局（搞不清楚皇家規矩），更不體貼他人只自乎自己（因為訪問播出後即傳出菲利普親王身體不適的消息）的人。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接受訪問的明明就是梅根與哈利兩人，而後者作為與王室有更緊密關係的人（包括血緣和相處時間上），對皇家成員們也提出了不少責難，但在輿論眼中，當天訪問中「不知好歹的壞人」卻彷彿只剩下梅根一人，一切都是梅根個人的操作與計畫，且各種怨言只從她的口中被說出來，而哈利卻是無辜、無奈，甚至是被蒙蔽跟操縱的。

本文無意討論在上述兩起案例中，各項指控與聲稱的內容和真實性，以及各方可能的對錯，而是想要指出，在這兩波輿論中，我們可以從社群網路上民眾的評論裡，指認出一些共通的模式與內涵，而這些模式很多時候又反映出，我們的社會如何形塑女性的角色與義務，並在她們違反這些角色和義務時，感到高度的不滿與冒犯，進而激起劇烈的批評、責怪與教導。

同理男人、責怪「壞」女人

首先，在兩起事件中，相對於女性當事人所受到的嚴格道德檢視，我們都可以看見不少對男性的同理與同情。儘管如前所述，在事件當中，男方要嘛理應是「對稱的對手」，不然就是「同夥」，但當這些女性被批評為不負責、缺乏思考，甚至不道德的時候，男方卻不僅可以逃過一劫，甚至收穫許多理解。

比方說，有媒體在報導福原愛事件時，直接選擇聲稱她對江宏傑的指控只是「招數」，文字中透露出對福原愛說詞的不採信。另一方面，報導接著聲稱因為福原愛過去的體育成績、財務狀況與名聲等等，讓她之於江宏傑乃是「下嫁」，關係內「女強男弱」的位置是使婚姻觸礁的原因。

尚且不論這些描述當中到底有多少事實，這類的報導之所以存在——換句話說，報導者之所以選擇這樣的視角——無疑立基於兩種強而有力的性別刻板印象。一是女性在親密關係中不得、更不應該「強壓」男性伴侶，這樣的女性不只「太過強勢」、不迷人，更會直接造成關係的裂痕。

與此同時，這種說詞也被用以「解釋」男性的某些（可能）不當行為，試圖以男性在關係內因為社會偏見而產生的挫折感，來合理化他們對女方可能產生的暴力。在這樣的語境下，男性被打造成無辜的受害者，他們的作為得以預先被同理，進而被原諒。

而在梅根的例子裡，許多人紛紛留下梅根「吹枕頭風」慫恿哈利的推測，於是，明明是成年、有自我決定能力的哈利，卻被打造成一個懵懂又無助的個體，在梅根的「操縱」之下，（無奈地）與家人決裂、遠走他鄉。儘管哈利其實很有可能一直以來都與家人關係緊張，也確實在訪談中提及他對家庭的不滿，但在這個故事裡，他卻被描述成一個無法為自己下決定的無辜青年，而梅根則是介入血緣家庭的「壞女人」——被壞女人誘惑的男人值得我們的同情，女人則必須受到譴責。

違背「好妻子」與「好媳婦」人設的女人

另一個我們可以在各種輿論中發現的趨勢是，儘管批評的人們聲稱，他們不滿的是「行為」本身，但福原愛和梅根所遭遇到的責難，未嘗不是因為她們違背了父權社會裡對「好妻子」和「好媳婦」的規定。

除了她們表面上的行為（例如可能出軌）以外，這還包括了，她們未能輔助丈夫，成為大家庭裡的助手、反而還造成困擾；她們未能謹言慎行，反而使家族「蒙羞」；她們逾越了界線，成為關係裡比較大聲、敢言的那一方。而最關鍵的或許是：她們未能犧牲自己、成全伴侶與家庭，反而表達出了太多自身的需求與慾望，甚至膽敢主動追求、實踐這些需求與慾望。

在父權社會的規範之下，女性被賦予撫慰、成全他人需求的角色，於是我們總在扮演「某個人的某某」，或許是好女兒、好妻子、好媳婦或是好母親，一旦我們進入這些角色，我們就必須全心投入，不能讓自身索求凌駕其上。因此，過度有主見、主張自身慾望和需要的女人，就經常遇到各種打壓（例如母豬和蕩婦），而當已經進入這些角色的女人決定離開或「背叛」角色，選擇較為看重自己時，這樣的違規情節就更重大了，因此也會遭遇到更嚴格的審查和攻擊。

許多人在批評福原愛和梅根時，都會採用一個論點，那就是兩人應該要「有所準備」：她們應該要認知到婚姻關係可能帶來的難處（不論是跨國婚姻或是嫁入王室），進而調整自己的期待和行為，好讓婚姻和家庭關係得以成功。然而，這種「早知如此」的期待是合理的嗎？

先別說人生當中總有許多難以預料之事，尤其是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更充滿變數，就算我們自認已經準備周全，很多時候還是會有意料之外的情境，或是我們會因為資源、經驗、支持的不足——或單純不願意——而無法承擔或處理這些意外。

另一方面，某些時候，「犯錯」的資格似乎只會為某些人保留。當男人可以因為「Boys will always be boys」（男孩永遠是男孩）這類的想像，被給予某些不成熟與任性的機會時，女性卻被要求要格外地謹慎、周全，做好準備，不讓自己有失足的機會——否則便是千古恨的結局。

這在親密關係議題上又更明顯，某種程度上也和父權社會主要以這類角色的成功與否來定義女性價值有關，同時女人仍在這些議題上受制於嚴苛的「賺賠邏輯」，因此女人被嚴格地要求，要在情慾、性和親密關係這些議題上，謹慎地為自已考慮、琢磨，絕對不能犯錯，好證明並維護自己的價值。

被個人化的性別問題與困境

最後，有些看來中立甚至同理女方的言論，卻可能不小心陷入同樣的意識形態陷阱。比方說，有些評論表達了一種「怒其不爭」的態度，認為某些女性之所以未能在關係裡獲得更好的待遇，是因為她們沒有勇於為自己爭取自由與權益。這樣的說法看似合理，但卻常常把女性在家庭與親密關係中遇到的困境個人化：過得好不好不只是個人的運氣，也是個人的責任。

筆者完全同意，個人有可能透過各種微小的嘗試，在自己的生活中創造革命性的效果，也深深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可以意識到，自己有這樣的力量，進而願意反抗。然而，我們必須認知到，即使是個別親密關係裡的遭遇和問題，很多時候也是結構因素導致的結果，而個人挑戰體制的機會和能力，會深深受到自身背景、經驗、資源、際遇與支持環境所左右。

白話地說，懂得為自己而「爭」的女人當然勇敢且值得讚揚、效法，但就算我們能夠舉出幾千幾百個能夠「挺身而進」的女性模範，這些模範也不足以、不應該成為理由，被用來貶低、訓誡甚至羞辱另一些基於個人與結構原因而未能效法的女性。

很多時候，我們會直覺地將「勇於爭取」和「怒其不爭」的女性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但這卻是不公平且便宜行事的作法，因為這終究忽略了造成性別困境與壓迫的結構性因素，把責任回歸個人身上。然而性別角色規範的反轉與變革不可能只仰賴個人的動機與意願，而需要整體社會的檢討與反省。

在這些情境裡，真正有意義的比較從來不是「好命」與「不好命」、「努力」與「不努力」，或「覺醒」與「不覺醒」的女人之間的差異，而是一個父權社會如何根據性主義（sexist）、本質化的性別想像，打造出能夠被接受的特定親密關係型態，進而造成這些關係裡的性別不平等，這不只包括女性可能遭遇的壓迫，更有男性可能面對的焦慮與困境。

筆者必須再次強調，並非女性的行為與人格不能接受「公評」，而是在我們提出批評之前，也應該把這些表現放入更大的社會與性別脈絡中進行檢視，思考是什麼樣的結構與社會壓力導致這樣的互動結果，更應該謹慎地審視，當我們批評女性時，是不是無意識地沿用了那些刻板的性別規範，進而對女性提出格外不合理、不成比例的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