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新好男人」們參與家事，家務分工不平等已經是假議題了嗎？

隨著全台因為疫情進入三級警戒，每個人的生活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有些人開始居家遠距工作，另一群人卻面臨延長的工時及更不友善的勞動條件；有些人笑稱自己熱愛「宅在家」時，則有人為了各種有形無形勞動的增加而焦頭爛額——例如媽媽們。

相信不少讀者都在網路上看過相關的迷因與哏圖，描繪「地方的媽媽」們如何因為停課的育兒問題、不外出後增加的煮食任務、防疫的清潔與照護工作，以及身邊偶爾會出現的「豬隊友」而崩潰焦慮，更有網路圖文把「罵丈夫、罵孩子」列為母親在疫情警戒期間的「每日行程」。

與此同時，我們也會看到聰明的商家主打著「媽媽救星」之類的口號，推出新的服務。然而，在認可、同理母親們因為疫情而感受到的加倍壓力，並給予支持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好奇，那父親呢？爸爸們在這段期間又扮演什麼角色？為什麼家中清潔、準備餐點、督促子女學習，好像都是女性專屬的工作？我們會發現，在女性從事上述勞動的時候，男性的日程表裡則包括了「挨罵」，而針對男性的「防疫指南」也經常圍繞著一個主題——如何不惹妻子生氣。

儘管這些給予男性的意見往往也是出於良善或幽默之意圖，但還是讓人忍不住問，為什麼各種家事勞動總是理所當然地落在女性頭上，而當男性想要擺脫「挨罵」這個每日行程時，為什麼「不惹妻子生氣」的主要解方，不是把挨罵的時間拿來做家務呢？

更進一步來說，許多人聲稱，選出女總統的台灣是個性別相對平等的國家，但隨著女性在勞動市場和政治領域的參與大幅提升，為什麼家中的性別圖像仍舊如此陳舊又刻板？為什麼家庭內的勞動似乎還是無法擺脫古老的性別分配？

家務分工不平等是假議題？

如同劉亞蘭老師所寫，「母老虎」並非天生，而是女性必須面臨不合比例的家務勞動負擔所導致的「不得不」。由康乃爾大學教授凱特．曼恩所提出的「男性資格」（male entitlement）概念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促成這種性別分工的原因與機制。曼恩在新書《厭女的資格》中指出，父權社會賦予男性一種資格感受（sense of entitlement），讓他們認定自己理所當然應該享受某些特權，並獲得來自女性的身體、情感跟性勞動。

曼恩討論到，這種資格感和隨之而來的特權，分布在各種不同的社會面向上，包括性、親密關係、醫療、知識和政治等等，並在這些領域構成男性的特權位置、優惠待遇，以及對女性之壓迫。

本書其中一章便以家務分工不平等為主題。曼恩援引國際調查和其他女性作家關於親密關係和家庭之著作，進而指出，即使在所謂性別已經相對平等的社會中，就算女性自己也有工作，並負擔家庭經濟支出，家庭裡的家務分工還是經常高度性別化；女性經常比他們的男性伴侶負擔更多的家務和育兒工作。

曼恩便以資格感的概念來解釋這個現象：一方面，男性被賦予的資格感讓他們認定自己可以享受女性伴侶的家務勞動，或是把自身的需求（例如休閒）放在家庭需求前；另一方面，女性則缺少這種資格感受，家務工作被視為女性的本分職責，女性不僅認為自己必須主動負擔，也難以對男性伴侶開口請求支援。更甚者，在男性試著「不惹妻子生氣」的同時，女人給自己的「任務」不僅是承擔家務，還要避免自己成為一個嘮叨、煩人、老是生氣的「母老虎」。

本章以生動的例子描繪出現代家庭的圖像，而儘管曼恩是以美國社會做為主要分析對象，但筆者卻能想像，不少台灣女性也會對本章內容感同身受。然而有趣的是，日前有媒體刊登本章書摘，卻引來不少不滿與抗議的留言。

其中很多留言來自於男性，紛紛表示「事情才不是這樣」，認為曼恩的論述並不公允；就算上一輩男性確實可能如此，當代的台灣年輕丈夫、爸爸們早已非常樂意承擔家務和育兒工作，甚至有人指出「如今在台灣都是男人在做家事吧！」也不乏有留言者表示，不願承擔家務的男人是女人自己「寵」出來的結果，或建議如果伴侶不願意分擔家務，是自己選錯了人，倘若不滿意，大可離婚。

所以，事情是這樣嗎？家務分工不平等只是一個假議題嗎？或者說，至少是一個並不存在於台灣的問題？另一方面，當家庭內的分工確實不平等時，這是女人個人的責任嗎？

不把家務視為優先責任的「奢侈」

即使有許多人提出了親身經驗作為「見證」，聲稱台灣男性有平等地分擔家務和育兒勞動，但統計數字卻呈現出不一樣的結果。根據行政院的統計，台灣有配偶之女性，投入無償家務勞動的時間（包括育兒和照護）約莫是男性伴侶的三倍。這個數字顯然符合國際調查的結果——根據OECD於2014年所發表的報告，世界各地的女性平均承擔了比男性伴侶多二到十倍的家務工作。

此外，曼恩在書中也提出其他的「不平等」證據，包括當男性投入育兒工作時，他們的時間多半花在如「陪孩子玩」這類較為輕鬆的陪伴型工作上，而女性則往往負擔清潔、整理等勞動（如幫小孩洗澡）。

如前所述，父權社會賦予男性的資格感促成了家務分工的不平等，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資格感不見得會讓男性明白地指出「家事才輪不到我做」，而是男性會有更多「理由」讓自己不做家事。例如美國的統計資料就發現，讓男性自己陳述投入家務工作的時間時，他們經常會高估自己的付出——當研究者用較為客觀的「時間使用日記」資料進行分析時，就會發現男性花在家務工作上的時間並不如他們所聲稱的多。

另一方面，男性傾向於合理化自身在工作、職涯發展和休閒活動與社交方面的需要，並賦予這些需求較高的重要性，進而「自然地」忽視了家務工作。相對地，女性則往往沒有這種「奢侈」。

另一個讓男性得以理所當然不受家務負擔所苦的關鍵原因是，這種資格感的性別差異讓女性被教導要自動地發地承擔這些工作，而男性的投入則被視為「幫忙」。因此，許多男性可能確實在女性伴侶要求和詢問時，樂意「協助」家務工作，然而，這種詢問本身對女性來說往往就已經構成一種勞動，而且是負擔極大的情緒勞動。

女性難以開口求助、男性輕易獲得稱讚

這是因為，除了完成實際的家務勞動以外，女性也被期待要顧及家人的情緒，因此，當女性開口要求其他家人一起參與家務時，往往必須考量自己開口的時機和方式。換言之，因為父權社會規範讓家務變成女性的本分，而資格感使男性得以理所當然地享受這些付出，「開口要求男性伴侶」就變成一種違反女性職責的行為。

因此，女性必須格外謹慎謙卑，以合宜、友善、溫和的姿態求助，在求助得不到回應時必須要理解對方的難處，並且不能反覆、持續地要求，更不能因此生氣——否則就會變成嘮叨的母老虎。更甚者，如果這些要求得到回應，女性則必須要對伴侶表示出適當的感激，更要對自己的「幸運」感到愉快、幸福。

資格感一方面讓男性不會因為不主動承擔家務而受到譴責與懲罰，另一方面，當男性投入家務時，他們則會獲得不合比例的認可與讚揚，比方說獲得「新好男人」這類稱號，他們的女性伴侶會不斷地被提醒自己有多好運。

脫口秀演員黃艾莉（Ali Wong）就曾以此作為表演主題，指出在自己懷孕時，每當周遭的人聽聞她的丈夫會陪同出席每一次產檢時，她總是會得到「你丈夫真好、真支持你」的回應，然而黃艾莉便笑稱：「你們知道還有誰也每次都出席產檢嗎？我啊！」這段表演犀利地指出了父權社會在育兒工作上對男女所施予的雙重標準：好爸爸的門檻如此之低，但成為好母親卻是女人的義務，女性也隨時有可能因為一件小事而成為「壞媽媽」。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資格感也讓男性相信自己「理應」受到認可和稱讚。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當有人提出家庭家務分工仍舊存在性別不平等時，某些男性總是感受到強烈的冒犯，他們的反應並不是思考為什麼其他男性同儕不做家事，反而是特別積極地強調自己的「付出」與男性的貢獻，並認定這樣的貢獻應該要獲得掌聲。

不成比例的性別規範

這並不是說，這些付出與貢獻不存在，但是我們必須留意到，其中各種情緒反應如何不成比例地被呈現。女性被期待成為家務主要負擔者，並在身體勞動以外負擔各種組織、規劃和情感照護的工作，而家務能力「不足」或拒絕成為唯一家務勞動者的女性，則可能受到嘲諷甚至懲罰；相對的，男性的貢獻被加倍地看重，並可以為他們贏得各種鼓勵與讚譽。

當然，參與家務和育兒勞動的男性當然值得鼓勵，也確實有一些客觀的理由合理化了這些掌聲。例如，和他們的父輩相比，當代的年輕男性投入家務的比例確實提升許多，而和另外一些徹底崇尚並鞏固父權規範，不願意打破各種傳統性別角色——因此從不把家務當成自身責任——的男性相比，這些願意致力於家務平等的男性也的確是值得推崇的範例。

然而，如曼恩在書中指出，儘管這些「進步」確實存在，在家務和育兒分工這個議題上，最關鍵的比較卻是，在一段關係裡，男性和他們的女性伴侶是否夠平等的分擔家中的工作，而不是這些男性是否已經比自己的父親或鄰居做得更多。

這種不成比例的讚賞其實也是促使家務分工至今仍舊難以平等的重要原因，畢竟當男性只要稍有付出就可以獲得「好男人」稱號時，似乎就沒有更多動機去投入更多了。而曼恩更直言，很多時候，女性也會因為缺少這種資格感受，而在感受到不平等時仍會男性伴侶開脫，例如在曼恩舉的其中一個例子裡，女性當事人儘管感受到家務分工的不平等，但卻會在他人質疑丈夫不付出時，主動為丈夫辯護，強調「但他是很好的爸爸」。

再一次的，這並非是說男性都不做家事、都是自私的伴侶，也不是說女性不能對伴侶的支援表達感激，或是家庭中的所有工作都一定要精準地、絕對地平分。但是我們確實應該要體認到，家務分工涉及的並不只是個人的意願、選擇和協商而已，而是一個巨大的性別結構下被形塑的結果。

因此，在這些討論中，儘管各種「我／我爸爸／我老公／我認識的ＸＸＸ就不是這樣」的反例確實有其意義，但卻也不是重點。因為，當我們討論到男性資格時，指的並不是每個男性都有機會、有資源並且會有意識地利用這種資格，來享受女性的付出及各種特權，甚至壓迫女性。

重點是，我們必須看見，父權體制的規則如何合理化並鞏固特定的性別角色和規範，因此讓某個性別的人（男性）享有一種資格，認定自己可以理所當然地享受某些特權——儘管個人有可能放棄這種特權，但它們卻仍舊真實存在——而與此同時，女性又是如何在缺乏資格感的情況下，遭到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