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影展之「生而育矩」：資源不平等下，不存在的「生育自主」

生育這件事情涉及了多重面向，從生育的自由到生殖的健康，從倫理到科學到律法，構成各種不同的議題。這些議題一方面是極為個人的身體經驗，但另一方面又深刻緊密地和社會脈絡相關，更和種族、階級、年齡甚至性別等不同的身分特質交織。其中一個在過去幾十年來討論熱度始終未曾消減，並深切影響著全球一半人口的問題之一就是生育自主權，這又包括女性是否能夠自主決定懷孕——例如在不想懷孕時取得避孕工具，以及女性是否能夠主動終止懷孕——也就是接受人工流產手術。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今年的「生而育矩」單元以生育議題為中心，觸及各種生育樣貌，其中亦包括了三部探討生育自主權／墮胎權的影片，包括《您好，這裡是墮胎專線》、《如果我不是女生》，以及《少女孕事》。

《墮胎專線》描寫在美國，因為1976年所通過的「海德修正案」，使取得人工流產服務的女性難以獲得聯邦資金的補助——這表示，仰賴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或補助（Medicaid）的中低收入女性無法在墮胎時取得保險給付；《如果我不是女生》同時觸及南韓的墮胎除罪化，以及因為性別偏見而導致的選擇性墮胎問題；而《少女孕事》則呈現一群阿根廷的未成年少女們，如何在各種社會情境因素的交錯影響下成為母親，她們又如何看待性、母職和墮胎。

這三部影片發生在三個截然不同的國家內，涉及多元的文化與社會脈絡，但卻綜合勾勒出在墮胎議題上，女性的共同命運，更彰顯了墮胎權益並不只是一個女性的個人選擇和經驗，同時也關乎父權社會中，女性的角色和地位。

生育議題涉及平等與正義

在父權社會中，生育被視為女人天生的職責和使命，女性不只被期待要在特定的時間以特定的方式——也就是透過異性戀婚姻——完成生育義務，更被要求以感恩、驕傲的心情承擔母職角色。相對地，未能或不願意完成這項義務的女性，往往會被視為不合格、不自然，甚至不道德的女人。

隨著女性主義和女性意識崛起，越來越多女人開始抵抗這樣的使命安排，渴望獲得為自己身體作主的權力，並突破「女人等同於母親」的單一想像，藉由延遲或拒絕生育，來為自己的人生開創更多可能。生育自主權的戰役自始而起，並在過去幾十年來遭遇到許多反抗，進程反覆不定。

當人們在討論生育自主權議題時，可能會主張這主要是一個關乎於「自由」的問題，進而支持墮胎權益的人們聲稱女性應該要獲得「自由選擇」的機會，反對者則將選擇墮胎的女性描述成只在乎自身「喜好」的自私者。然而，儘管自由與選擇確實是重要面向，但生育議題遠遠不只如此，還涉及了健康與資本、平等與正義。

生育被視為女性全體之天職，生育自主權也影響著每一個女人，但不同地區、背景、階級和位置之下的女性卻面臨著非常不同的問題。事實上，生育一事所存在的制度性歧視，嚴重地影響著女性的健康與機會，並對特定女性社群造成更強大與嚴重的壓迫。

生育議題中的制度性壓迫

比方說，醫療體系內的男性本位經常讓女性的健康需求成為次等，而種族主義則讓黑人等少數族裔的女性身體被隱形，她們的身體不被理解之餘，種族刻板印象也將她們視為濫用社會資源的「福利寄生蟲」。體現在生育議題上，黑人女性面對的是不友善的醫療環境、不完整的醫療資源，甚至是錯誤的診斷，嚴重傷害了她們的生殖健康¹。

同時，父權的保守性別規範讓性教育的目的成為約束年輕女性對性的探索與實踐，她們一方面經常只能接受以保護為名、以恐嚇為中心意旨、把性妖魔化的性教育，另一方面，這些教導她們禁慾、守貞的教育內容限縮了她們取得避孕知識和服務的機會。

除此之外，存在於國家和社群之間的經濟不平等讓不同地區的女性在生養時，擁有截然不同的資源基礎，也使她們必須為了生和不生——不論她們的選擇是哪一個——付出更多的代價。白話地說，貧窮地區的女性可能從一開始就無法獲得避孕的機會，而一旦懷孕，不論是生下來還是選擇墮胎，都可能是她們在經濟上無法負擔的選項。

因此，墮胎作為一個「選擇」，其實很多時候並不是平等地被呈現在每一個女性面前，有些女性可能擁有更多資源和機會，得以運用這樣的「自由」，但對另一些女性來說，這種「選擇」卻可能只是空談。更進一步來說，讓墮胎成為一個更普及的選擇，對很多女性來說，不是為了拓展其自由，而是保存其生命的唯一選項。

資源不平等下的空洞「選擇」

在《您好，這裡是墮胎專線》中，我們就可以看到資源的不平等如何影響女性的「選擇」：當國家支持退場，在原本的社會脈絡中就已經面臨多重不平等與困難——如貧窮、失業、單親、身心障礙——的女性就陷入更困頓之處境。即使她們深知墮胎是自己需要、渴望的選擇——因為她們通常無法再負擔撫養多一個小孩的壓力——但她們卻因為貧窮、沒有資源，被這樣的「選擇」拒於門外。

《少女孕事》更描寫了不同的弱勢背景可能如何交織，這些青少女們在成為母親的同時（或之前），往往也面臨其他的問題，如不穩定的家庭關係、親密伴侶暴力、藥癮等。這些問題可能影響她們在生育上的選擇空間——如她們可能缺少機會了解避孕管道，或流離失所，或未能及時發現自己懷孕等，而在她們成為母親之後，這些生命議題亦可能造成挑戰，影響她們未來的處境。

這當然不代表，小媽媽們的未來勢必「悲慘」。如我們在電影中所見，許多女孩們展現出強韌的毅力和對未來之追求與希望，她們希望繼續就學、期許自己成為一個盡責的母親，也深知哪些作為對自己和子女有益，並努力尋求支持。她們勇敢、堅強，儘管長大的速度及方式和她們預期的不同，卻仍緩緩向前。然而，我們仍舊必須看見，弱勢處境經常如何彼此加乘，而這些身處於多重弱勢的女性，經常是最需要選擇，但卻也最無選擇之人。

《如果我不是女生》則勾勒出另一個不同的議題面向：當主動選擇墮胎的女性不斷地被妖魔化、被描述成自私自利、不負責任的存在時，其實有另一群女性，因為父權社會的刻板印象所帶來的壓迫，不得不「選擇」墮胎。然而，影片中也藉由將「白馬」——因為出生生肖而被視為不祥的女嬰——的高墮胎率，對比韓國女性對墮胎除罪化的慶賀，讓我們得以察覺一個重要的訊息：並不是以「保護」之名禁止墮胎，就可以真正地保障到每一個胚胎的生存權益，因為讓「白馬」們難以存活的，不是墮胎的選擇，而是對女性造成壓迫的刻板性別想像。

看見墮胎議題的交織性

因此，在生育這件事情上，「選擇」很多時候並不是一個這麼理所當然的概念，甚至對於很多人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可能性。某些女性根本無從選擇學習避孕知識並取得避孕工具，某些女性無法選擇自己是否要懷孕，某些女性在懷孕後無法選擇是否要繼續或中止懷孕，某些女性即使想要選擇中止懷孕，卻因為沒有管道、資源與必要的支持，而無法執行自己的選擇。

生育不只是女性的個人歷程而已，更是女性社群所（不得不）共享的集體經驗，而這樣的歷程與選擇，往往鑲嵌在個人與社群所處的地域、國族、文化脈絡與社會處境之中，受到法律、政治、社會思維、意識型態、醫療資源的影響。女性的生育經驗和選擇除了來自於個人的自主意識以外，很多時候更受到外界力量之形塑，甚至更多時候，這些力量正是用來壓制、消滅女性的自主意識。

換句話說，生育——尤其是墮胎——議題是一個高度展現「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問題。在性別以外，女性的其他身分左右她們的生育經驗，決定了她們有多少「自由選擇」的空間，從她們的身體如何被看待、母職角色如何被想像，到她們能否獲得各種外部資源。

當美國政府以法律限縮給予墮胎女性的經濟支援時，是貧窮女性——其中很多是有色人種——受害最深；當南韓女性選擇墮胎時，背後的因素可能不是個人意願，而是社會和家庭造成的壓力；而當阿根廷的未成年少女意外懷孕時，她們可能因為文化與宗教價值，而無緣甚至不敢思考「不當媽媽」的可能性。

這並不是說，「自由」在生育議題中不是重要的面向，而是除了身體自主以外，生育議題也涉及了平等與正義的問題。也正是因為如此，讓所有女性可以取得人工流產服務十分關鍵，因為唯有當我們讓這樣的機會更為普遍可及、不帶價值判斷地提供所有女性同樣的資源時，「選擇」才有可能真的成為選擇。

▲ 第28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點圖前往）

• 例如，黑人女性因為生育死亡的比例比白人女性高出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