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海危機後的抵抗？美國最新對台軍售的多層隱意
美國政府在華府時間9月2日傍晚正式通知國會三項對台新軍售，包括AIM-9X Block II短程空對空飛彈100枚，AGM-84L-1空射魚叉反艦飛彈60枚，以及SRP偵蒐雷達（即新竹樂山上的長程預警雷達）的賡續後勤支援案，三案總金額估計達11億六百萬美元。
這是拜登政府就任以來第二次批准的對台灣實體軍備的輸出。第一次是去年8月初的M109A6自走榴彈炮軍售，但該案不久後便遭美政府以技術理由封殺，致使我陸軍改採購HIMARS機動火箭系統。爾後的四次軍售案（直到9月2日這次之前）全部都是後勤或技術支援性質的，並未出售任何新的硬體武器裝備。
不符合「非對稱戰力」的軍售
雖說本次這些是一批新的軍售，但其實並無一項真正「新」（之前未曾批准出售給台灣過）的武器裝備，而僅是提供額外數量或後續維持而已，並無突破性可言。此外，這些案子均為台美已討論並作業數年的需求，嚴格來說並非拜登政府今年3月間宣示的新對台軍售政策下之產物。
事實上，雖然這次軍售的飛彈等或可視為美國加持台灣對抗中共全面（兩棲）進犯所需之戰力，但如果往細裡想，這三項軍售其實都不完全符合美國政府現行對臺安全協助政策所強調的優先能力（即非對稱、高存活性、不仰賴脆弱載台之戰力）。
前二項飛彈的確旨在補充我精準彈藥存量而且本身並非高單價的載體系統，有助於提升持續戰力。不過，AIM-9X超級響尾蛇飛彈首次（也是之前唯一的一次）出售是隨2011年9月F-16A/B性能提升案一起批准的，共140枚。本次增售100枚，就算全部買齊，也才只不過240枚，空軍每架F-16V戰機都還分不到兩枚的最低基數！這意味著著此類精準彈藥仍有相當添儲的空間。
不過，這也可能暗示美方對於我空軍戰機在戰時因跑道可能被共軍飛彈攻擊癱瘓而無法維持高出擊批次，故而未建議擴大投資空對空武器。至於AGM-84L空射魚叉飛彈，空軍之前已採購約110枚（先後分兩批引進、並將原先採購的AGM-84G型提升至AGM-84L構型），若扣掉歷年來演習發射消耗，目前也應該還有100枚左右。此次再獲得60枚後，未來庫存量當可達160枚，持續戰力將逐漸提升。
然而，這兩種飛彈都須配合高度仰賴基地跑道的（F-16）戰機才可發揮功能，本身的實體存活性雖沒問題，但任務可恃性（mission viability）之脆弱程度卻與傳統起降戰機無二，實與美方所強力主張的「非對稱戰力」（asymmetric capabilities）不符。
SRP偵蒐雷達的後勤維持案每五年一簽，上一次的相關軍售是2017年6月通知國會的； 若是不續約，樂山偵蒐雷達往後可能就會停擺了。故這乃是該案此次排入軍售的背景。但SRP雷達後勤支援合約既是與戰時存活性堪虞的大型固定設施有關，又耗資巨大（金額比前述二個飛彈軍售案還要高出51%），也明顯不符合美方政策所主導的「非對稱戰力」優先投資原則。
拜登政府的考量
拜登政府今年以來已數度祭出重手阻制我軍方採購一些被其認定為不符合「非對稱戰力」 定義或緩不濟急的武器裝備（如：MH-60R反潛直升機、E-2D預警機、M109A6自走砲等）。但這次還是批准了這些嚴格來說也並不符合前述這些條件的軍售。原因何在呢？
美方基本上應該是基於以下幾點考慮：
- 在催促台灣優先重點構建所謂非對稱防衛能力的同時，台灣的傳統戰力仍必須維持甚至加強。而這其中不僅涉及重點增購精準彈藥 （如：AIM-9X空對空飛彈與空射魚叉反艦飛彈），也包括了對於與美國戰略利益有關能力（例如長程飛彈預警雷達）之後勤維護。這不僅解釋了本次SRP偵蒐雷達後續維護案的巨額軍售，也是美方過去一年來四次軍售都屬技術或後勤支援性質的原因。
- 拜登總統雖然近一年多來多次公開強調會以軍事協助支持台灣，但實際上看得見的作為相對有限。故其政府必須以具體行動展現對台灣的軍事支持與協助，尤其在8月初以來中共軍事演習的恫嚇之下，軍售就成為了政治上最適切的戰略表態方式。而原本就已有五、六個軍售案可望於年底前完成審查程序，通知國會。這次正是其中第一批的三項，恰好可以派上用場。
- 這些軍售雖然都不是最符合美國政府目前對台軍售政策的邏輯條件，但卻因審核程序業已完成，隨時可以批准。所以，一如去年的M109A6案，拜登政府雖然認為並不最理想，但還是決定依眼下作業進程通知國會。
綜觀以上，可以看出，因為軍售程序冗長複雜，從我方提出需求，建案審核，取得預算，到與美方溝通與實際作業（例如報價、美方技術輸出審核、美方跨部會政策審查等）前後需要至少兩年時間，所以即便美方今年初已修改政策希望調整對台軍事協助的優先重點並加速提供軍備，但短期內仍完全難脫出過去一兩年來雙方努力的範疇。也就是說，拜登政府或許可以砍掉一些他們所不認同的案子，但卻無法在這麼短時間（與台灣的預算週期）內推出全新的軍售項目。
此外，本次軍售的部分做法，可能比實際上賣了什麼武器更耐人尋味。首先，跟拜登政府以往五次的軍售通告都不一樣的是，這次是三項軍售一起通知國會的，而非每次一項的各別通告。這已引起華府一些觀察家的注意，認為可能是美國政府重回「軍售包裹化」（arms sales packaging）老路的徵兆，暗喻華府對北京政治敏感性可能再度抬頭。而且，這次軍售還是選在美國勞工節長週末之前的星期五下班後才低調發佈的，與之前某些美國政府（歐巴馬？）時代偷偷摸摸的做法類似。這些發展是否會在拜登政府形成趨勢，或可能如何影響美國對台灣的軍事協助，有必要密切關注。
蒙特瑞會談暨其後續影響
原本各方預期美方與我國在6月下旬的蒙特瑞會談（Monterey Talks）會聚焦於新一波的軍購項目。
雙方的確在華府地區舉行的蒙特瑞會談與另一高層機密會談中針對美台軍事合作廣泛交換了意見，主要議題包括：烏克蘭戰爭的教訓、強化情報交流，平戰轉換機制，武器裝備物資等的預置方案，對外軍事融資（FMF），海巡合作，以及持續試圖對一些較敏感之議題建立共識。同時，雙方雖然對水雷技術、電子戰與資訊作戰等方面多有討論與合作倡議，但具體軍售項目並非主要議題。
部分原因在於，美國政府早在開會前就已與台灣溝通過一些提議方向。而基於美方所提出的這些強力「建議」，我方過去幾個月已在針對未來幾年的軍事投資變化，而調整國軍的建軍規劃暨配套措施。
國防部與軍種高司為此極為忙碌，也對我原定的通盤建軍規劃造成一定程度之擾亂。美方對於台灣建軍投資的建議與實際（軍售與其他方面的安全合作）限制不僅影響了我三軍間的資源／期程排序，也塑形了各軍種內部的人力、預算、組織編裝、訓練等資源的重新分配。
此外，美方的態度以及對關鍵技術與次系統之出口管制，也會對我國防產業自主（「國X國造」）具潛在決定性之影響力。譬如說，7月初國安會（至少暫時）終止下一代戰機研發案的決策，就很可能是受到了美方對台灣未來數年內應優先發展構建之戰力的強硬立場所驅使。
最後，這個與美方軍事合作互動的過程甚至還對國防部與國安會之間的權責動態平衡造成了微妙的影響，以至於積極參與和美方會談溝通的國安高層日益扮演更主導具體國防事務的角色。這對於可見未來我國防決策的主導權、乃至於高層人事的之動向，都可能會有饒富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