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禮涵／借鏡東亞與東南亞的死刑之途：台灣的迢迢漫長廢死路
▍上篇：
（※ 文：羅禮涵，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倡議專員）
菲律賓：廢死國的法外處決文化，如何使廢除死刑不可逆轉
談到菲律賓的人權問題，不難聯想到杜特蒂前總統的毒品戰爭（drug war）。杜特蒂在2016至2022年的任期內，為了解決毒品氾濫問題，授權警察及軍隊可以以法外處決的方式，殺害疑似毒品使用者及持有者，許多研究數據指出，如此蠻橫的掃毒政策，一共造成至少數千至數萬名人民的死亡，而其中多為階級弱勢、貧窮者。
菲律賓於1986年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並在1987年廢除死刑。然而因犯罪率居高不下，菲律賓曾一度恢復死刑並重啟執行。直到2006年國會才再度通過廢除死刑法令，並於隔年（2007年）簽署旨在廢除死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任擇議定書》（Second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ICCPR），才真正確認了死刑制度的終止，做出不再走回頭路的宣示。然而，儘管法律上已經確立了死刑的廢除，杜特蒂總統卻仍以法外處決的方式做出對生命權極致的剝奪與輕賤，甚至在其2016年的就任年與2020年都提出過希望恢復死刑的法案。
因此，如何避免重新確立的廢除死刑再度被逆轉，是這次大會上菲律賓聚焦的主題。前菲律賓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現為亞洲反死網絡（Anti-Death Penalty Asia Network, ADPAN）執行委員的Karen Gomez Dumpit和我們分享菲律賓的狀況。杜特蒂任內曾兩度提出恢復死刑的法案，儘管國會並未通過，但仍帶來人權挑戰的隱憂。Karen Gomez Dumpit接著說，就她的觀察，公政公約和第二任擇議定書的簽署，某程度是一個很好的防護盾牌，用來對抗呼籲死刑重啟的聲音。在這層保護之下，菲律賓得以保住不再走回頭路一途。
持續加強正確訊息的傳遞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包含過去幾年間的法外處決並未有效壓抑犯罪或毒品猖獗，反而是對於貧窮者更進一步迫害。此外，當提供死刑之外替代方案，民調中支持死刑的比例會大幅度的下降。最後是透過國際參與、串連，建立國際網絡的團結，也讓國際間更清楚知道菲律賓的狀況，適時地對於法外處決等人權迫害的行為進行施壓，也同時鞏固人權意識和價值，是Karen Gomez Dumpit認為現階段菲律賓可以持續努力的方向。
緬甸：軍政府四十年後重啟死刑，死刑成功作為政治目的的工具
緬甸在2012年嘗試走向民主化，在2015年緬甸首次民選總統，到2020年緬甸議會選舉，皆由翁山蘇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獲得勝利。然而才剛起步的民主進程很快地就瓦解了。軍政府在2021年，以選舉不公為由發動政變，將陳情、抗議，和言論自由的行使入罪化，也限制了網路使用，阻止消息在國際間的流通，扼殺了十年來民主的進步。
在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擔任亞洲區緬甸研究員的Manny Maung在大會中提到，軍政府大規模逮捕示威者，且其中多數為大學生。這群大學生在過去十年來享有民主和自由、體會過出國讀書的生活、經歷了網際網路的普及使用，他們不甘於生活一夕之間受到大規模的限制與監控，成為政變中站到最前線的人，也受到了慘絕人寰的對待。
緬甸軍政府在2021年處死了四位人權運動者，重啟了停止四十年的死刑執行。當中包含一位是非常有名、長期深耕於人權議題的民運人士；其中一位甚至是過去的議會部長。軍政府展現出其能夠無所畏懼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試圖灌輸恐懼的意念，以殺雞儆猴的作法勸退其他的示威者，鎮壓所有反對的聲音。
Manny Maung接著說，在大會中我們多次聽到死刑是「不可逆轉的」（irreversible）、是「應該受到譴責的」（reprehensible），但她想提出一個字，叫作「有罪不罰」（impunity）。緬甸現在就是這種狀況。
軍政府的所作所為，似乎是在國際社會的默許之下進行。國際輿論沒有給予軍政府足夠的責難和壓力，國際機制也沒有啟動來追究侵犯人民權利的國家，這也讓軍政府可以肆無忌憚地將暴政、死刑作為政治工具（political tool）。最後她也分享到，死刑制度並未在過去民主的十年間，從緬甸的法律中徹底移除。儘管已經長達四十年不曾使用，但是誰也沒有預料到，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形，被突然的重啟，作為掌權者謀利的工具。這是一個艱難的教訓。
馬來西亞：廢除唯一死刑的臨門一腳，Nagaenthran案帶動新的討論
馬來西亞原本有望在今年底通過廢除唯一死刑（mandatory death penalty）法案，並於明年（2023）生效，然而隨著議會於十月間散會，該提案確定無法在今年過關。
馬來西亞是為數不多仍保留唯一死刑的國家，在馬來西亞有包含販毒、謀殺等11項罪名適用唯一死刑，亦即法官除了判處死刑外，沒有其他自由的裁量權。
回顧馬來西亞近年對於死刑的態度，在2018年，希望聯盟曾做出承諾，若當選將廢除馬來西亞的死刑制度。後來希望聯盟勝選了，也確立了他們廢除死刑的立場：自2018年10月至今，馬來西亞停止了所有的死刑執行。儘管沒有發佈正式的停止執行法案（moratoruim），但是新政府對於死刑存廢態度已昭然若揭。
然而這樣的堅持很快地就碰上了挫折，在不敵民意及其他政黨的抵制之下，2019年政府改口說將不會廢除所有的死刑，僅以「廢除唯一死刑」做為方向。其後的兩年，陸續出現政治動盪、內閣改組、COVID-19疫情勢虐等政治和民生問題，死刑這一題直至2022年，因為Nagaenthran K. Dharmalingam的案件，才又再次浮出水面。
Nagaenthran在2022年遭新加坡政府執行死刑。他是一名馬來西亞人，因2009年的毒品案件被判死刑。在今年執行呼聲高漲前，有許多政治人物、民間團體、國際連署，皆希望新加坡政府能槍下留人，且能審視本案的諸多瑕疵，包含Nagaenthran處於心智障礙邊緣、逮捕和受審時沒有受到公平審判等。馬來西亞總理和外交部長甚至兩度發函新加坡政府，請求不要執行本件死刑案件，然而最後救援Nagaenthran的運動仍然宣告失敗。
這起案件帶動馬來西亞的另一種討論聲音：「在我們國家都仍存有死刑問題的情況下，我們要如何要求鄰國（新加坡）不要執行？」
回到台灣，看向南韓與蒙古，我們的廢死之路應該長成什麼樣？
這次去到世界反死刑大會，聽了許多國家的分享。回顧台灣，曾經歷短暫的停止執行死刑（2006至2009年），然而，可惜的是這個停止只維持短短四年，沒有如南韓般，因為超過十年以上沒有執行，而成為實務上廢除死刑的國家。
亞洲的另一個比較少被談及的國家：蒙古，已於2017年成為東亞第一個法律上廢除死刑的國家。蒙古曾經歷長時間的獨裁的統治，於1990年蘇聯放棄對蒙古的控制後才走向民主。他們也曾經歷高度的民意支持死刑，但透過公眾教育、國會遊說，最終說服國會通過廢除死刑的法案。這和台灣其實有非常多的共通點，台灣雖在1987年解嚴，不過，在過去甚或現在都受到國民黨和中國勢力不小的壓迫。
蒙古認為廢死是轉型正義的一環，以避免獨裁政權濫用權力。這也和緬甸的經驗類似，唯有死刑徹底從法律中廢除，才能避免哪一天突然成為獨裁者的政治工具。這是飽受中共威脅的台灣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再者，許多人也會舉出台灣多數民意支持死刑，但在中研院的研究中亦指出，倘若正確傳遞死刑資訊和替代方案的選擇下，支持死刑的人數會顯著下降。而這需要仰賴更多的公眾教育。
此外，在廢死聯盟2021年出版的立法委員對死刑意向的調查中，也顯示其實在國會中並不真有那麼高比例的民意代表支持死刑，這表示我們並不是完全不可能像蒙古一樣，有一天國會可以通過廢除死刑法案。
然而，還需要努力的是，我們能不能選出一個堅定支持廢死的政治人物，透過他的影響力，帶領台灣走向廢除死刑？
帶領蒙古走向廢除死刑的前總統Tsakhia Elbegdorj在大會上提到，蒙古人對司法的信任不高（這也和台灣的數據接近），那為什麼我們將給予政府如此大的權力去殺人？「如果有壞人去殺人，我們事前想盡辦法在警政系統、社福體系來阻止，但有時候仍然無法避免而釀成悲劇。可是這時候我們還來得及避免另一起死亡，我們可以避免國家再去殺人，死刑是國家殺人。」他在大會上這麼說，並獲得全場的掌聲。
許多人會說美國、日本還有死刑，卻不願意看向歐盟所有國家都已廢除死刑，非洲多數國家也朝向廢除死刑邁進。亞洲亦有南韓、蒙古可以做參考。甚至，亞洲仍有部分國家會以台灣作為參考和指標，「台灣都還沒有廢死，為什麼我們要？」這也是在大會上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工作者交流時，聽聞這樣的話持續流竄於亞洲其他國家間支持死刑民眾的耳語。
也有許多人會說，同性婚姻的通過，是台灣在亞洲點亮民主燈塔的里程碑。然而在「廢除死刑」的部分，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樣的進程。落實國際公約對生命權的保障，借鏡亞洲其他國家的經驗，望向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經驗。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廢除死刑也能成為指日可待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