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化的汶萊民法：我們該如何看待「石刑」？

汶萊官方宣布伊斯蘭刑法將在4月3日正式執行後，其中的男同志石刑處死的峻法，讓這個一向來只予人石油、富裕、蘇丹、伊斯蘭等形象的國家，一躍成為國際矚目焦點。

實際上此法的執行已被推遲三年。在最初推動《伊斯蘭刑事法典》（Syariah Penal Code Order 2013）的執行計劃中，原定2014年4月1日將開始執行第一階段，可判處罰款與監禁；12個月後開始第二階段，可判處死刑以外之刑罰；並於24個月後，即2016年4月1日全面執行。

《伊斯蘭刑事法典》推動之初所掀起的波瀾與今相似，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聯合國人權委員）的批評、歐美影視圈內的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艾倫狄珍妮（Ellen DeGeneres）、艾爾頓強（Elton John）等呼籲抵制汶萊海外投資單位的做法，也都重複一遍。

汶萊官方在2014年開始執行第一階段後，一直未能按照預定計劃推進，使人揣測國際施壓奏效，或是認為《伊斯蘭刑事法典》只是汶萊蘇丹轉移政經壓力等注意力的方式，會永遠停留在第一階段。在汶萊官方近日作出執行宣佈後，意味過去的揣測并不相符。

為阿拉服務：「伊斯蘭化」的民法

在宣佈邁入第一階段後，汶萊蘇丹就在各種場合表示過對《伊斯蘭刑事法典》執行的期望，然而直到理應進入第三階的2016年，卻始終未見有進一步消息。因此，汶萊蘇丹在同年2月的伊斯蘭宗教理事會特別會議上，措辭強硬地責備相關部門執行不力，應以「為阿拉服務」的精神完成此項任務。

即便相關部門隨即答允，但又再次沉寂。直至2018年3月的議會中，宗教事務部長解釋是因為仍未完成刑罰執行的標準作業程序，才導致進度拖延，其中包括伊斯蘭法庭與國家檢察署的合作模式。

自1984年獨立後，汶萊奉行兩套司法制度，一套是主要延續英殖民的民法，另一套則是伊斯蘭法。在以往，刑事部分的刑責主要依據民法判理，而與伊斯蘭宗教或穆斯林相關則由伊斯蘭法執行。看似可獨立分開的兩套制度，一旦碰上涉事者包含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時，究竟該歸屬哪個單位管理則變得相當棘手。這在同樣奉行兩套司法制度的馬來西亞也持續發生，差別在於汶萊蘇丹更積極地將民法伊斯蘭化。

獨立同年，蘇丹就曾表示「朕如今致力於為吾國所做的，是將國家法律適應於伊斯蘭法的需求。此努力無法在短期內達成，因為汶萊尚缺乏這方面的專才。」2000年以後，蘇丹更積極地發表民法可維持，但需符合伊斯蘭規定的談話，並表示這個任務刻不容緩。這點也可為「伊斯蘭刑事法的推動只是蘇丹轉移政治與經濟壓力」的解釋，提供另一思考脈絡。

因此，2014年開始推行的《伊斯蘭刑事法典》，主要受影響的是原本專屬民法的刑事法，已部分轉移到伊斯蘭法。根據汶萊官方發行的《汶萊燈塔報》（Pelita Brunei），此刑法適用於全體汶萊人民，無論種族或宗教，除非已在法典中被排除。

然而其中幾項只適用於穆斯林，例如週五未祈禱，或是未婚穆斯林女性無故逃離父母監護。另有數項只適用於非穆斯林，包括在公共場合喝醉酒（因穆斯林被禁止喝酒，故不存在喝醉的問題）。但如偷竊、謀殺等，則是一體適用。

這與其周邊國家——馬來西亞的吉蘭丹州和印尼的亞齊省——將罰則限定在穆斯林的做法有別。吉蘭丹州的伊斯蘭刑法是基於當地伊斯蘭政黨長期執政，且受選民支持；而亞齊省的伊斯蘭法來自2005年中央與獨立軍和談協議下賦予的自治權利，皆與汶萊由上至下主導不相同。

為何是石刑？男男性行為被納入通姦罪

不過真正引起外界矚目的，是法典中「丟擲石頭至死」的石刑。

石刑屬於「固定刑」¹（Hudud，也有人採音譯胡督），是明定罪名之下的刑罰之一。Hudud直譯為禁令，是先知穆罕默德在接受阿拉旨意下，直接紀錄在古蘭經的固定刑罰，其涵蓋範圍為通姦、污衊通姦、盜竊、搶劫、謀殺、飲用可導致酒醉之飲料及叛教。

依據汶萊的《伊斯蘭刑事法典》，一旦罪名成立且被判處最高刑罰，通姦為石刑、盜竊為截手、搶劫可判截手腳、污衊可判鞭刑80下、飲酒可判鞭刑40下，叛教而無懺悔之意可判死刑。男同性性行為是否包含在內，一直是伊斯蘭不同學派爭論的部分。汶萊將男男性行為（liwat）納入與通姦相等的名目，使之併入到固定刑。

即便男男性行為屬於獨立條目，但其罰則細節基本沿用通姦罪。例如在法典中說明是否需逮捕令及是否可保釋時，其註解為「若通姦罪有則有，若無則無」，在罰則中也註明「與通姦罪相同」。外界所矚目的男男性行為將受石刑，其實在刑法中指的是通姦將受石刑。日後若存在通姦罪修法，男男性行為也將連帶跟進，顯見主軸乃為通姦罪。汶萊將男男同性行為與通姦處以同性質的罪狀，這樣的理解脈絡與台灣，甚至西方社會皆有極明顯的差異。

事實上就在去年，印尼也為通姦或婚外性行為（zina）的對象是否只限異性而展開爭辯。主張通姦或婚外性行為應包含同性者，乃是基於同婚不許可的環境下，所有的同性性行為必然屬於婚外性行為。

將男男性行為入罪並不始於伊斯蘭刑法。與許多前英國殖民地相同，汶萊也繼承了殖民者留下的刑法377「非自然性行為」條文，即任何人自願地與任何男人、女人或動物發生非自然性行為。然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皆有明確指出男男性行為為何，汶萊此處未作進一步解釋。

2017年的刑法修正案，將原本可被判監禁不超過10年及罰款的罰則，加重為監禁不超過30年及鞭刑。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原有的近親相姦分項，2012年的刑法修正案也大量增加針對16歲以下性行為、18歲以下性交易、偷窺（Voyeurism）及偷窺影像錄製與傳播入罪，且同樣安排在「非自然性行為」的分項。「非自然性行為」與「非倫理性行為」成了男男性行為在汶萊的兩套刑事法典中的位置。

石刑如何定罪？執行石刑的可能性

當國際媒體用「汶萊以石刑懲罰男同志」為標題，作為推行《伊斯蘭刑事法典》的主軸時，其實就處在了不同的理解位置。一方面顯示出過度側重特定罰則，另一方面則透過將兩個具對照的象徵——野蠻的石刑與衡量人權觀念的同志權益——去評價整套刑事法典。

此處自然無意為石刑以及其將同志入罪的做法辯護，但若主軸變更為「石刑懲罰通姦者」，或許就會有不一樣的觀感及解讀。例如被視為破壞家庭和諧價值的通姦者遭到加重懲罰，並連帶將可能破壞的婚外同性性行為給予懲罰，以彰顯「護家價值」，又會是什麼模樣？

以下大致簡介《伊斯蘭刑事法典》中「固定刑罰」的執行細節及構成要件，以幫助我們了解石刑及其他刑罰實際執行的可能性。

1. 石刑

在執行石刑時，犯人需被鬆綁站立，而行刑者按規定需使用拳頭般大的石頭，從各個角度向犯人丟擲。一旦犯人逃跑，則可被槍斃。在行刑過程中，有兩種情況需立刻暫停：犯人改變自白；四名證人中的其中一位改變證詞。若發生任一情況，犯人或以其他罪名重審，或是當庭釋放。

在擁有至少四名證人的通姦案中，擁有已婚伴侶的一方將被處於石刑，并在一群穆斯林的見證下執行。而未婚的一方，同樣會在一群穆斯林的見證下被判鞭刑100下，并監禁一年。若無四名證人，則會判以鞭刑與監禁，而非石刑。

2. 死刑

基本上採取上吊至死的方法。對於因謀殺而被判死刑的案例，受害者的繼承人或其代表必須親臨執行現場，才能執行死刑。若因故無法聯繫繼承人，就得展延刑期。繼承人可在死刑執行前的任何時候選擇寬恕犯人。一旦獲得寬恕，死刑就必須被中止。如果有多於一名受害者，犯人需被所有繼承者寬恕，始得以解除其死刑。若犯人多於一名，但繼承人只選擇寬恕部分犯人，則未被寬恕者將繼續被執行死刑。在法庭最終確認寬恕意願後，將無法撤回。

「寬恕」之所以扮演決定性因素，是基於將謀殺者處死，乃是建立在以牙還牙的報復基礎上。若代表受害者的繼承人放棄報復，就可免去犯人死刑。

3. 截肢

用於偷竊與搶劫罪且有兩名證人的罪名。一旦被判以截肢罪，偷竊初犯者的右手腕關節將被截除。二犯者，將被截左腳至腳踝。三犯者，將被監禁不超過15年。搶劫者且有兩名證人，將被處以右手腕與左腳踝。執行前，需確保處刑用具處於良好狀態，以避免造成額外傷害。若犯人右手腕原先就已失能，將取消此刑罰。

4. 鞭刑

鞭子長度（不包括握把）不得超過1.22米，直徑不超過1.25公分，比新加坡刑法規定的1.27公分直徑略小。執法者不得將鞭子舉超過頭部，以避免造成受刑者骨折。原則上可鞭打全身任何範圍，除了頭、臉、腹、胸與私處。對於目擊證人充足的罪行將被判以死刑，若不充分，則多施以鞭刑。

伊斯蘭刑事法中的石刑和懸吊至死的死刑，皆保留執行前隨時撤案的可能，但更側重於人治——受害者繼承人與證人的證詞。死刑同樣在繼承自殖民者的刑法中被保留下來，應用於謀殺、綁架、販毒與進行恐怖主義活動。

事實上，汶萊在獨立後不曾執行死刑，以致長期被認為是實質廢死國家，直至2012年一名菲律賓籍男性涉及謀殺、以及在2017年處死涉及運送大麻的馬來西亞籍男性，才開始出現死刑案例。

42萬總人口或許是其死刑率較低的原因（雖然被處死者皆為外籍），但其鮮少執行的歷史，以及伊斯蘭法要求四名證人的困難前提，也讓人懷疑石刑在實踐上是否可能。尤其推動固定刑法的目的與社會案件的多寡並無直接關聯，在蘇丹的公開說明上，乃是為了貫徹阿拉的旨意，推動伊斯蘭化社會。

這也是為什麼在汶萊蘇丹宣布正式執行《伊斯蘭刑事法典》後，當地的討論並不如國外激烈的原因之一。相較之下，截肢的判刑機率更高，但汶萊能否承擔行刑後昂貴的社會成本，則有待觀察。

小結

石刑的「野蠻」形象，不在於其造成死亡的後果（畢竟死刑制也多存在於諸多「現代國家」），而在於使用了原始材料（石頭）、耗費時間與延長犯人死前之痛苦的致死方式。這與現代社會對死刑作用的理解——將有罪之人乾淨利落地從社會抹去——有著落差。

蘇丹在修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不僅基於其作為王權國家的蘇丹，也因王權本身受到法律保護，而避開了公開討論和批評。拋開「王權」這個有點前現代感的制度，在非民主或獨裁的民主制度中，同樣能夠以民法的外衣，去變造出猶如不可抵觸的宗教法內涵，例如無限期的連任與無抗衡的專斷。更何況披著現代修辭，試圖以民主機制的公投與修法等，將同志與「常人」隔離，在近年來一點也不罕見。

汶萊的富裕資產與社會福利，成就了該國穩定的社經結構。外界的杯葛在幾年前沒達成效果，如今也不見得更有機會。我們無法要求針對單一事件／議題的抗議者，也同時抗議世界上所有的不公，但如果我們只透過宗教的濾鏡，才能看到他人的保守與殘酷，那麼我們又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去審視自己的選擇？

如果今天的對象不是一個透過列表就能將其海外資產清列的國家，而是漠視性少數、無視異議者人權的大國，是否還會直接以杯葛的方式抗議？或許這也是我們身為旁觀者需要直面的問題。

• 固定刑指的是已確立的犯罪類型及其相應的懲罰，其原則上屬於單軌制（single track system），一旦確立罪名，就只能採用相應規定好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