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被留下來的我們，一切好嗎？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再度勾起台灣的共同創傷回憶——無差別殺人案——重擊著我們對惡的認知和詮釋。對於事件的多面向、多角度激盪討論，台灣社會等很久了，因為在一次次無差別殺人案發生後，被留下來的你我，始終還沒被療癒，也都還沒找到答案。

無差別殺人事件後，被留下的受害者家屬、加害人家屬、人權律師、還有普羅大眾們，在受到嚴重心理衝擊後，究竟是如何繼續生活？戲劇的優勢在於它可以用全知的觀點，帶著觀眾進入犯罪事件中所有牽連者的內心世界，而這樣的深入剖繪和理解，卻是真實世界中的我們極度需要但又匱乏的。

受害者家屬崩塌的世界，誰來重建？

賈靜雯所飾的滿腔憤怒、無處索討的受害者母親，在兒子遇害後夫妻失和，連與女兒的關係也陷入冰點，只能藉酒與工作來麻痺自己，劇中她曾說：「我還能留住誰啊？我連先生兒子都留不住了……關心有甚麼意義呢？」清楚透露出受害者家屬對人生的無奈與無力感。

劇中她的女兒天晴在母親節卡片上寫著：「我知道你不愛我，如果哥哥還在，你應該會比較開心吧？」失去哥哥，孩子內心的創傷打擊可能不亞於成人，可是她得到的不是安撫慰問，而是父母感情破裂、家庭氣氛冰冷，連母親也變成刺蝟一般難以親近。母親只耽溺在失去兒子的悲傷中，卻忽略了女兒仍然需要母親的愛、仍期待一個完好如初的家，所以她只能解讀為：媽媽只愛哥哥，哥哥離開了，爸媽也要離婚了，卻沒人問過我的想法。

劇情點出受害者家屬們的世界一夕崩塌，卻無暇顧及彼此心理的傷，除了循司法途徑等待所謂公平正義的撫慰，沒有其他心理關懷照顧機制介入，重大心理創傷唯一的處方，竟然只靠一紙法官判決書，無怪乎法官的判決成了大家對案件的唯一關心重點了。

加害人家屬也得承擔過錯，用餘生贖罪？

古時一人犯錯誅連九族，現代法律雖不適用，但現實人生卻不可能放過加害者的家屬。劇中兇手李曉明的家人，父母必須隱名埋姓於社會邊緣生活，妹妹則改名換姓、努力隱藏過去才能追尋自已的人生。「我真的沒辦法，（死）這麼多的人，我們要怎麼跟人家道歉、怎麼賠償？」劇中兇手李曉明的父親在告別式會場外說著。

2008年日本秋葉原街頭隨機殺人事件，造成7死、10人輕重傷，震驚日本社會。而兇手加藤智大的家人，因為不堪媒體的追蹤和社會異樣的眼光，母親崩潰住院、原在銀行工作的父親也離職隱居、其弟則在案發六年後自殺。

日本作家東野圭吾也寫過此題材小說《信》（改編電影《手紙》），描繪加害人的弟弟背負著哥哥的罪債，貼著「兇手弟弟」的標籤，在求職與感情路上一直受到歧視、排擠，因而對哥哥產生憤恨怨懟。可是，加害人的家屬真的必須連坐同罰嗎？台灣社會太習慣要兇手家屬出來下跪面對，但這齣戲給了我們悲憫同情他們的視角。

為罪犯代言，簡直不是人！

人權律師王赦在吳慷仁的演譯下，變得親切討喜了起來，提醒了我們，即使為罪犯辯護，他也仍是一個平凡的人，是個丈夫、是個父親、是個女婿，因為自己的選擇，也連帶為家人造成了不少「困擾」。劇中設定也透露出人權律師並非多金好賺的事業，看著他被潑糞都感到有點不捨了，似乎能理解他為罪犯辯護的初衷和理念。

但現實中的人權律師卻沒有那種偶像待遇，為罪犯開脫，簡直不是人，一言一行更被放大檢視。但其實如同劇中所討論，人權律師為這些無差別殺人事件兇手辯護，最關心的議題就是——為什麼？——如果能夠找出答案，是不是就能提前預防，也能做好善後工作？

置身事外又似乎參與其中的「我們」呢？

在重大傷害事件發生後，作為一般普羅大眾的「我們」，雖然不在犯罪現場，卻也身歷其境。透過媒體的渲染推播，恐懼意識不斷被強化，誰來照顧群眾的恐懼情緒？台灣社會的集體創傷誰來療癒？

猶記捷運隨機殺人案後，許多人開始害怕搭乘捷運，大晴天搭捷運也不忘隨身帶著長雨傘，進入人多的場域也感到緊張焦慮，人心終日惶惶，卻多只能倚賴「時間」來沖淡恐懼與緊張，而沒有其他有效且具體的方式來安撫人心。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們可以用幾發子彈解決一個殺人兇手，卻沒有辦法就此解決那揮之不去的陰影。只單純靠著「速審速決」，不過是撫平一時的輿論壓力，人們心中的恐懼並沒有被消除。

2016年5月10日鄭捷已被處決，但2018年7月4日北捷屍鼠奔逃事件清楚證明了一件事：鄭捷死了，恐懼卻依舊存在！即便槍決了鄭捷，無差別殺人事件仍隨時可能發生在你我身邊。當年承辦檢察官曾說「鄭捷是恐懼的源頭」，一審檢察官在結辯中指出「不處死，無以平息民眾的恐懼」，但消滅了所謂的「源頭」，怎麼這樣龐大的驚懼依舊存在在群體中呢？

兇手槍決了，恐懼為何沒有消失？

回顧鄭捷的伏法過程，有人感到大快人心，但也有人質疑過程相當粗糙，為了「安撫民情」、「順應民意」，速審速決的結果就是我們至今仍不明白「鄭捷為何殺人」？為什麼他會變成這樣？找出為什麼他想要犯案？了解他的動機、原因、目的，才能知道將來可以如何預防以及改善。

「不明所以」，正是最令人害怕的一件事。

日蝕之於古人，黑死病之於中世紀歐洲，癌症之於現代人。一旦了解成因，自然就會降低恐懼。如何消除恐懼？了解，是最好的方式。黃怡在2014年的文章〈我們從鄭捷身上看到什麼？學到什麼？〉中寫道：面對這種帶來巨大恐懼與傷害的公安事件，相關機構早應該組成專案小組，做更廣泛的調查與了解，或許可以拼湊出一個較完整的圖像，告訴我們鄭捷為何成為鄭捷。

台灣司法機關對於犯罪心理的剖繪和研究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若有更多心理專家能協助進行兇手的心理分析和側寫（profiling），一定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犯罪動機、兇手養成原因等。

誰都好，就是想殺人

進入高度發展的社會後，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冷漠，讓更多的人產生精神心理上的疾病，近年來日本的無差別殺人或美國發生大規模校園槍擊事件，正是我們的借鏡提醒，預告著台灣也可能還有更多遺憾會發生。

因為被孤立、因為寂寞、因為被冷漠對待、因為不被人在乎……造成愈來愈多心理問題，甚至演變成無差別殺人事件，而從過去一些無差別殺人案可看出，許多兇手在犯案前都會試著發出「求救訊號」或是「預告」，暗示明示著希望自己能被關注、被聽見、或是被制止，可惜，通常他們都是社會上被排擠、被忽略、被漠視的一群，他們的吶喊與控訴至終只能靠著犯罪來發聲。

如果這些人在被推向失控之前，如果在他們還是「病患」而非「罪犯」的時候，有人伸出了援手、給予了心理支援、關心了他們的心理健康，會不會就能避免憾事了呢？台大心理系教授林耀盛在北捷事件後也曾投書提醒：不要將事件僅推向「個人病理化」的範疇歸因，而忽略社會結構的畸形化發展邏輯。

無差別殺人案不能永遠被導向「單一事件」來處理，這樣我們只是一次次逮捕、審判、處刑，卻無法再往前推想：究竟哪些作為是可以降低此類犯罪事件發生？究竟在他們犯下無法挽回的罪行之前，他們的人生是怎麼過的？

我們與惡的距離

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不遠。對人民來說，治安不僅是為了安全，更要能讓人安心，排除「有因可循」的犯罪事件之外（情殺、仇殺、財殺），隨機的犯罪事件更叫人感到憂慮。早則從兒童、青少年階段，晚則在成年期，如果能讓更多人擁有健康的心理，或許便能更有效地減少偏差心理所造成的犯罪行為。

我們該思考的是：我們極度缺乏對犯案兇手的認識、缺少對受害者家屬與社會大眾的心理撫慰、缺少對於加害人家屬的理解，也缺乏對健康心理照護的重視、更欠缺了對精神疾患者的包容和認識……。

期待一齣戲劇能開啟台灣社會更多元的思考和對話，讓我們更重視每個人的心理健康，因為，被留下的我們，都需要好好療傷，才好好繼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