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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惡的距離》:被留下來的我們,一切好嗎?

賈靜雯飾演的滿腔憤怒、無處索討的受害者母親。 圖/公視提供
賈靜雯飾演的滿腔憤怒、無處索討的受害者母親。 圖/公視提供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再度勾起台灣的共同創傷回憶——無差別殺人案——重擊著我們對惡的認知和詮釋。對於事件的多面向、多角度激盪討論,台灣社會等很久了,因為在一次次無差別殺人案發生後,被留下來的你我,始終還沒被療癒,也都還沒找到答案。

無差別殺人事件後,被留下的受害者家屬、加害人家屬、人權律師、還有普羅大眾們,在受到嚴重心理衝擊後,究竟是如何繼續生活?戲劇的優勢在於它可以用全知的觀點,帶著觀眾進入犯罪事件中所有牽連者的內心世界,而這樣的深入剖繪和理解,卻是真實世界中的我們極度需要但又匱乏的。

受害者家屬崩塌的世界,誰來重建?

賈靜雯所飾的滿腔憤怒、無處索討的受害者母親,在兒子遇害後夫妻失和,連與女兒的關係也陷入冰點,只能藉酒與工作來麻痺自己,劇中她曾說:「我還能留住誰啊?我連先生兒子都留不住了……關心有甚麼意義呢?」清楚透露出受害者家屬對人生的無奈與無力感。

劇中她的女兒天晴在母親節卡片上寫著:「我知道你不愛我,如果哥哥還在,你應該會比較開心吧?」失去哥哥,孩子內心的創傷打擊可能不亞於成人,可是她得到的不是安撫慰問,而是父母感情破裂、家庭氣氛冰冷,連母親也變成刺蝟一般難以親近。母親只耽溺在失去兒子的悲傷中,卻忽略了女兒仍然需要母親的愛、仍期待一個完好如初的家,所以她只能解讀為:媽媽只愛哥哥,哥哥離開了,爸媽也要離婚了,卻沒人問過我的想法。

劇情點出受害者家屬們的世界一夕崩塌,卻無暇顧及彼此心理的傷,除了循司法途徑等待所謂公平正義的撫慰,沒有其他心理關懷照顧機制介入,重大心理創傷唯一的處方,竟然只靠一紙法官判決書,無怪乎法官的判決成了大家對案件的唯一關心重點了。

劇中兇手李曉明的家人在新聞上公開道歉。 圖/取自《我們與惡的距離》
劇中兇手李曉明的家人在新聞上公開道歉。 圖/取自《我們與惡的距離》

加害人家屬也得承擔過錯,用餘生贖罪?

古時一人犯錯誅連九族,現代法律雖不適用,但現實人生卻不可能放過加害者的家屬。劇中兇手李曉明的家人,父母必須隱名埋姓於社會邊緣生活,妹妹則改名換姓、努力隱藏過去才能追尋自已的人生。「我真的沒辦法,(死)這麼多的人,我們要怎麼跟人家道歉、怎麼賠償?」劇中兇手李曉明的父親在告別式會場外說著。

2008年日本秋葉原街頭隨機殺人事件,造成7死、10人輕重傷,震驚日本社會。而兇手加藤智大的家人,因為不堪媒體的追蹤和社會異樣的眼光,母親崩潰住院、原在銀行工作的父親也離職隱居、其弟則在案發六年後自殺

日本作家東野圭吾也寫過此題材小說《信》(改編電影《手紙》),描繪加害人的弟弟背負著哥哥的罪債,貼著「兇手弟弟」的標籤,在求職與感情路上一直受到歧視、排擠,因而對哥哥產生憤恨怨懟。可是,加害人的家屬真的必須連坐同罰嗎?台灣社會太習慣要兇手家屬出來下跪面對,但這齣戲給了我們悲憫同情他們的視角。

為罪犯代言,簡直不是人!

人權律師王赦在吳慷仁的演譯下,變得親切討喜了起來,提醒了我們,即使為罪犯辯護,他也仍是一個平凡的人,是個丈夫、是個父親、是個女婿,因為自己的選擇,也連帶為家人造成了不少「困擾」。劇中設定也透露出人權律師並非多金好賺的事業,看著他被潑糞都感到有點不捨了,似乎能理解他為罪犯辯護的初衷和理念。

但現實中的人權律師卻沒有那種偶像待遇,為罪犯開脫,簡直不是人,一言一行更被放大檢視。但其實如同劇中所討論,人權律師為這些無差別殺人事件兇手辯護,最關心的議題就是——為什麼?——如果能夠找出答案,是不是就能提前預防,也能做好善後工作?

吳慷仁飾演人權律師王赦。 圖/公視提供
吳慷仁飾演人權律師王赦。 圖/公視提供

置身事外又似乎參與其中的「我們」呢?

在重大傷害事件發生後,作為一般普羅大眾的「我們」,雖然不在犯罪現場,卻也身歷其境。透過媒體的渲染推播,恐懼意識不斷被強化,誰來照顧群眾的恐懼情緒?台灣社會的集體創傷誰來療癒?

猶記捷運隨機殺人案後,許多人開始害怕搭乘捷運,大晴天搭捷運也不忘隨身帶著長雨傘,進入人多的場域也感到緊張焦慮,人心終日惶惶,卻多只能倚賴「時間」來沖淡恐懼與緊張,而沒有其他有效且具體的方式來安撫人心。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們可以用幾發子彈解決一個殺人兇手,卻沒有辦法就此解決那揮之不去的陰影。只單純靠著「速審速決」,不過是撫平一時的輿論壓力,人們心中的恐懼並沒有被消除。

2016年5月10日鄭捷已被處決,但2018年7月4日北捷屍鼠奔逃事件清楚證明了一件事:鄭捷死了,恐懼卻依舊存在!即便槍決了鄭捷,無差別殺人事件仍隨時可能發生在你我身邊。當年承辦檢察官曾說「鄭捷是恐懼的源頭」,一審檢察官在結辯中指出「不處死,無以平息民眾的恐懼」,但消滅了所謂的「源頭」,怎麼這樣龐大的驚懼依舊存在在群體中呢?

兇手槍決了,恐懼為何沒有消失?

回顧鄭捷的伏法過程,有人感到大快人心,但也有人質疑過程相當粗糙,為了「安撫民情」、「順應民意」,速審速決的結果就是我們至今仍不明白「鄭捷為何殺人」?為什麼他會變成這樣?找出為什麼他想要犯案?了解他的動機、原因、目的,才能知道將來可以如何預防以及改善。

「不明所以」,正是最令人害怕的一件事。

日蝕之於古人,黑死病之於中世紀歐洲,癌症之於現代人。一旦了解成因,自然就會降低恐懼。如何消除恐懼?了解,是最好的方式。黃怡在2014年的文章〈我們從鄭捷身上看到什麼?學到什麼?〉中寫道:面對這種帶來巨大恐懼與傷害的公安事件,相關機構早應該組成專案小組,做更廣泛的調查與了解,或許可以拼湊出一個較完整的圖像,告訴我們鄭捷為何成為鄭捷。

台灣司法機關對於犯罪心理的剖繪和研究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若有更多心理專家能協助進行兇手的心理分析和側寫(profiling),一定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犯罪動機、兇手養成原因等。

飾演受害者父母的賈靜雯與溫昇豪,在兒子遇害後關係失和。 圖/HBO提供
飾演受害者父母的賈靜雯與溫昇豪,在兒子遇害後關係失和。 圖/HBO提供

誰都好,就是想殺人

進入高度發展的社會後,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冷漠,讓更多的人產生精神心理上的疾病,近年來日本的無差別殺人或美國發生大規模校園槍擊事件,正是我們的借鏡提醒,預告著台灣也可能還有更多遺憾會發生。

因為被孤立、因為寂寞、因為被冷漠對待、因為不被人在乎……造成愈來愈多心理問題,甚至演變成無差別殺人事件,而從過去一些無差別殺人案可看出,許多兇手在犯案前都會試著發出「求救訊號」或是「預告」,暗示明示著希望自己能被關注、被聽見、或是被制止,可惜,通常他們都是社會上被排擠、被忽略、被漠視的一群,他們的吶喊與控訴至終只能靠著犯罪來發聲。

如果這些人在被推向失控之前,如果在他們還是「病患」而非「罪犯」的時候,有人伸出了援手、給予了心理支援、關心了他們的心理健康,會不會就能避免憾事了呢?台大心理系教授林耀盛在北捷事件後也曾投書提醒:不要將事件僅推向「個人病理化」的範疇歸因,而忽略社會結構的畸形化發展邏輯。

無差別殺人案不能永遠被導向「單一事件」來處理,這樣我們只是一次次逮捕、審判、處刑,卻無法再往前推想:究竟哪些作為是可以降低此類犯罪事件發生?究竟在他們犯下無法挽回的罪行之前,他們的人生是怎麼過的?

我們與惡的距離

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不遠。對人民來說,治安不僅是為了安全,更要能讓人安心,排除「有因可循」的犯罪事件之外(情殺、仇殺、財殺),隨機的犯罪事件更叫人感到憂慮。早則從兒童、青少年階段,晚則在成年期,如果能讓更多人擁有健康的心理,或許便能更有效地減少偏差心理所造成的犯罪行為。

我們該思考的是:我們極度缺乏對犯案兇手的認識、缺少對受害者家屬與社會大眾的心理撫慰、缺少對於加害人家屬的理解,也缺乏對健康心理照護的重視、更欠缺了對精神疾患者的包容和認識……。

期待一齣戲劇能開啟台灣社會更多元的思考和對話,讓我們更重視每個人的心理健康,因為,被留下的我們,都需要好好療傷,才好好繼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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