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志／人道主義，是他革命的動力——悼史明
今年6月30日，是史明所創的「獨立台灣會」52周年慶。他為大家上了《革命者的最後一堂課》，最後高呼台灣萬歲與道別離：「我快要走了，拜託大家了」，當場許多小他一甲子的年輕人感動落淚。
此時台灣再度遭逢內外挑戰，史明交下來的擔子何其沉重？先知預言了他自己的離去，9月20日深夜，史明逝世於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消息傳出，海內外的台灣人哀傷不已，痛失這位以一生書寫台灣民族史的巨人。許多弔念與回顧史明一生的文章湧入社交網路與媒體。
若以台灣歲的算法，1918年出生的史明已享高齡，嵩壽103歲，這一天的到來並不意外。其實史明自從十年前再度赴日而大病一場以來，原本硬朗的身軀終於向歲月慢慢低頭。衰老的身體頻出狀況，隨時有友人傳來史明跌撞受傷或生病住院的消息，令人不捨。然而史明痀僂的身體拄著拐杖、坐著輪椅，仍不時在爭取台灣獨立的人群裡出現，以他的意志頑強地堅守著他一生的職志，革命建國。
以槍與筆為武器
史明出身於日治時士林望族，卻放棄優渥的一生，起而反抗日本殖民。雖然沒有趕上台灣青年在20年代風起雲湧的政治與文化運動，卻在太平洋戰爭中超越書生論政，背叛走向侵略主義的殖民母國，投入中國共產黨的解放戰爭。共產黨的理想幻滅後，冒死逃離，返台後卻見證了二二八之後的恐怖統治。史明再度拿起槍桿子主張武裝革命，籌劃刺殺蔣介石，事跡敗露後亡命海外四十年，發展秘密組織，寫成《台灣人四百年史》。
史明以超過一世紀的生命，不但見證台灣民族主義的凝聚，更是以革命家的實踐精神，以槍與筆為武器，指向殖民者的心臟與思想，也給予台灣人憤怒與反抗的勇氣。更替台灣人畫出國族的邊界，為台灣在殖民者遞換的斷層之間，確立了建國的方向。孰悉史明事蹟的人，不會懷疑史明在台灣民族獨立運動史上無可取代的地位。
許多尊崇的封號在史明的弔文中出現，諸如「台獨的鬥士」、「獨派大老」、「台獨的精神領袖」、「台灣民族主義的先驅」等等。用這些史明自己未必喜歡的頭銜來讚譽史明，只怕不足，無慮過譽。
作為「獨派標誌」的史明
史明的著作、回憶錄、介紹討論他的文章與專書已十分普及，史明儼然已成為獨派的標誌（icon）。凡台派人士，除了標新立異的小犬儒外，沒人敢對史明不敬，但這只是這幾年來的事情。海外時期的史明是獨派敬而遠之的人物，凡有回台從政或其他發展念頭的海外台灣人，對史明避之唯恐不及，深怕被認為史明的同夥。
這可以理解，都到90年代了，李登輝已主政好幾年，學生路過日本拜會史明，都還會被高檢署以刑法100條唯一死刑起訴。就算台灣民主化已啟動，史明仍是穩居國府最後一位黑名單。1993年潛回台灣，立刻遭到通緝追捕，一如白色恐怖時代。
簡單的說，80歲以前的史明是一位孤獨的革命者。他的思想，他的路線，甚至他的語言，都和主流格格不入，他對獨派路線的批判也不假辭色。回台後有十餘年之久，他還是綠營政客的票房毒藥，凡想認真選舉的人，沒人敢找他站臺。如果筆者沒有遺漏，2009年時為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應是第一位與史明有密切互動的台派主流政治人物。
加上自然獨世代出現，隨著網路與印刷品的傳播，大量年輕人開始閱讀史明。2014年太陽花運動出現，史明展現了他對年輕世代強大的吸引力，終於讓台派政治人物靠向史明，希望透過史明來證明自己的獨派立場。這個認證的效果，甚至超越李登輝與彭明敏。
當然也出現許多「突然史明派」。連太陽花時躲去抱媽祖，主張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都要裝熟；又如與史明共同領第一屆「廖述宗教授紀念獎」的黃國昌，對史明也不敢怠慢。
然而這兩人對史明的弔念引來一片噓聲，為什麼？只是因為史明力挺蔡英文連任而這兩人拚命扯蔡英文的後腿嗎？顯然不是，反蔡英文的部分獨派弔念史明並沒有引發反彈，柯黃兩人過於自利的政治算計，恐怕才是和史明反差的強烈對比，然而這不是最困難的問題。
將責任置於信念之上
對許多人而言，史明從最激進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左派武裝革命份子，「轉變」成接受中華民國資政、擁護當權者連任，這個「轉變」並不好理解。事實上史明全力支持蔡英文總統，連生命最後幾個月都不斷強調「台灣要贏，只有讓蔡英文連任這條路」，早已引發部分反蔡英文的獨派不滿，膚淺的以中國式的道德論「晚節不保」來批評史明。真是如此嗎？
史明為台灣的解放一生懸命奮鬥，付出了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財富、身軀，晚年選擇的這一條真的是比較容易走的路嗎？史明當年面對共產黨與蔣介石的刑場與特務都不怕了，如今一不選舉，二不求官，選擇教條主義何難之有？也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就在史明出生後的兩個月，1919年1月，遠在德國的慕尼黑，政治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給了一個影響政治學深遠的演講《政治做為一種職志》（Politics as a Vocation）。那時德國在戰敗的一片廢墟中爆發革命，而慕尼黑正是革命的中心。演講中韋伯沒有談革命，卻以這篇演講表達了他對從政者的期許。這篇講稿100年後仍是政治系學生廣為閱讀與辯論的文字。
德國革命成功後威瑪共和確立，韋伯參與威瑪憲法的制定，展現他對理性主義在現代政治中的重視。他認為理性化的官僚制度，才是避免國家社會陷入瘋狂動亂的保證。這樣的思想也在這篇演講中展現，韋伯認為現代化的結果，使得國家成為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機構，而政治是去取得或分享這個權力的過程，所以要格外小心。政治人物以此為職志，必須在責任（ethic of responsibility）與信念（ethic of conviction）之間取得平衡。
韋伯主張政治人物必須將責任置於信念之上，但很不幸的，他認為十之八九的政治人物在不能確定後果的情況下，往往被浪漫的情懷所迷惑。韋伯輕信念而重責任的主張，至今仍是爭執不休的議題。但可以確定的是，威瑪共和的滅亡，正是德國人民與納粹信念戰勝責任的結果。
史明的人道主義
史明從不以政治人物自居，而自認是一名革命者，但與韋伯一樣，責任與信念的取捨一直是史明革命的核心思考。正如他在口述歷史中所說，他從不會如列寧或史達林將同志的犧牲視為理所當然，也不輕言製造恐怖。
這是他從早稻田大學起至人生終點所堅持的人道主義，也是他革命的動力。暴力的使用只是非常手段，以產生一個台灣人能自我管理的國家來合法使用暴力。事實上史明的暴力形象多半是國民黨醜化的結果，史明自蔣介石過世後便放棄武裝革命，認為有更好的辦法達到台灣獨立的目標，這與體制內政治人物的目標是一致的。
台灣民主化後，再激烈的言論都不會付出任何代價，但執政者的言行則攸關國家的安危。國際的局勢或許往對台灣有利的方向發展，讓蔡政府如履薄冰的風格無法滿足不少獨派的期待，但曾經最激進的史明卻能另眼對待。
韋伯在演講的結尾指出，堅持信念一絲不讓的人無法感動我。相反的，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明白必須承擔的後果，以心與靈魂來感受他的責任，依循責任的倫理而下定決心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無法多進一步。」這才是充滿人道主義的政治人物，也才能真正深深地感動我。
韋伯以這段話做為《政治做為一種職志》的結尾：
政治就如在堅硬的石牆上鑿洞，強大而緩慢，它需要熱情與願景。歷史經驗一再告訴我們，一個人必須先知道何者為不可能，才能成就可能，這個人不但要是一個領袖，他還必須是個英雄，必須異常的冷靜。就算不是領袖與英雄，也必須具備堅定不移的心，就算所有的希望消失，仍能保持勇敢。這就是我們今天需要的，否則我們連今天已經可得的都將失去。只有那些即使認為這個世界過於愚蠢來接受他的付出也不會崩潰，才能面對政治的呼喚；也只有那能在逆境中說「儘管如此」，才能面對政治的呼喚。
也許史明在他結束以革命為職志的一生前，所見到的蔡英文正是這樣的政治領袖。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為〈史明，不讓信念凌駕責任的人道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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