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鐘／維穩第一？習近平的防疫決策出了什麼差錯？
自去年年底武漢出現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感染以來，情勢一發不可收拾，1月23日武漢封城，局面迅速失控，至今仍看不到趨緩的跡象。
這次疫情之所以蔓延，目前被拿出來檢討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當局在第一時間隱匿疫情，殉職醫師李文亮的故事最能說明這一點。他在去年12月30日即在微博群組提出警告，隨即遭到警方傳喚，並在1月3日於所謂「訓誡書」上寫下「能」和「明白」，並蓋了手印。但是，武漢市政府真的隱匿疫情了嗎？
事實上，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衛健委）在去年12月30日，也就是李文亮在微博提出警告同一天，已經向全市各醫療院所發出緊急通知，警告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並要求各醫療單位將最近一週接診過的疑似病例匯整統計，於當天下午4點以前以統計表格報送市府衛健委。
這份公文，台灣中央社隨即在隔日（12月31日）予以公開報導，同一天我國衛福部疾管署即下令所有武漢回國旅客皆需進行檢疫，這是我國在這一次病毒疫情中能夠迅速將病源組絕於國門之外的重要關鍵。
照這麼說，武漢當局一開始並未「隱匿疫情」，而且根據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報導：「國家衛健委專家組31日上午已抵達武漢，正展開相關檢測核實工作」。所以說，武漢當局其實在第一時間，已將相關訊息向上及向下通報，就行政責任來說，該市其實責任不大。
李文亮事件是怎麼發生的？
那麼，李文亮事件又是怎麼發生的？李文亮的微博PO文，其實並未搶先市政府的通報公文，何以還要接受警察訓誡？根據李文亮「訓誡書」上警方的說法，李文亮「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超出了法律所允許的範圍，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
所謂《治安管理處罰法》，係中國全國人大於2005年通過的法律，目的在授予公安機關更大的權力，強力「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第一條）。這種法律，有些類似台灣威權時代的《違警罰法》，目的在於鎮壓一切挑戰執政者的行為。
李文亮的PO文其實並無挑戰政府的用意，而是對親朋好友作善意提醒，只不過，中國政府將類似未經官方授權的資訊傳播都視為讎仇，武漢市長周先旺上月底已經在電視上公開承認：「必須獲得授權，我才能披露」。
因此，即使武漢市政府已經向基層醫療單位提出警告，但是李文亮的私人行為看在基層警察眼裡，仍被視為「擾亂社會秩序」，因而加以懲處。換言之，李文亮說了真話，但這種真話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下，觸犯了政治錯誤。
李文亮事件，凸顯了中國政治70年來始終無法面對，也無從解決的難題，就是「官」字兩張嘴，怎麼說都是共產黨的道理，老百姓只能忍氣吞聲。這種猛於虎的苛政，如果出現於太平盛世，小老百姓埋首於活計營生，尚能選擇隱忍；然而一旦世道崩壞，民不聊生，按照過去兩千年來中華帝國的歷史經驗，最終通常是民變蜂起，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一治一亂的這種輪迴，會不會復發於21世紀？目前仍難以鐵口直斷，不過從這次疫情爆發以來中共官僚體制的顢頇專斷，上述劇情不見得不會重演。
習近平的決策能力堪慮
李文亮事件凸顯的第二個徵兆，是習近平本人的統治能力和決策能力堪慮堪疑。上面講過，武漢市衛生部門並未在第一時間隱匿疫情，問題在於這個訊息必須在第一時間由湖北省政府上報到北京中央，而中共中央的決策機制有沒有警覺到疫情的嚴重性？
按照中央電視台的報導，事實上國務院衛健委在去年12月31日已經派了專家組到武漢當地檢測核實，由此看來至少國務院公衛醫療主管部門，在第一時間應該是掌握情況的。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出在總理李克強和總書記習近平在今年1月1日之後的決策，到底出了什麼差錯？
老實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一共有七位國務院總理，就能力評比，周恩來、趙紫陽和朱鎔基三人無疑屬於前段班，而李克強就算不墊底，頂多只跟李鵬在伯仲之間。為何習近平主導下的中國政局，會挑選一位才具平庸的總理？原因就出在習近平專斷的個性。
中國兩千年歷史，愈是專斷的皇帝，往往容不下有能力的宰相；而宰相一旦功高震主，大抵都沒有好下場。70年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如何輔佐黨主席和總書記，一直是大學問。能力強悍如朱鎔基，只在位四年便掛冠求去，這是朱鎔基懂得急流勇退，免招猜忌。溫家寶能力不強，但是善於表演，能屈能伸，搭配弱君胡錦濤，倒也跟當時當權的上海幫相安無事。
習近平是21世紀中國的政治強人，上台七年來大力剷除異己，集權獨裁，這也難怪李克強總像是個人形立牌，七年來毫無建樹，事事以習老大馬首是瞻。中國共產黨的體制搞到如此地步，一切重大決策無人敢負責，統統推給中央決定；而這個「中央」，到最後變成習近平一人。
老實說，以中國14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的幅員，就算習近平再英明神武，也沒辦法即時處理所有大小問題。更何況，七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習近平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能幹，論能力比不上朱鎔基，論氣度比不上江澤民；但是，他對於大權獨攬的渴望，似乎又超過文革結束以來的所有中共領導人，直追開國皇帝毛澤東。
以最近半個月的疫情為例，在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後，習近平已經不止一次公開宣示，中央防疫工作係由他來領導。面對這樣一位中共領導人，老實說，我倒是愈來愈贊成在2022年之後，繼續由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在他領導下的中國，權力會愈來愈集中，而決策會愈來愈欠缺效率，危機會愈累積愈多。
以「暴」抗疫可行嗎？
當然，我相信目前中央政治局內部，一定有人相當不滿習近平的專斷，以至於準備在中共二十大逼習近平交出權力。這個問題內情複雜，容許未來再以專文討論。倒是，我們看到最近半個多月中國共產黨防堵武漢疫情的作為，只能以駭人聽聞形容。
封城、封省，以集中營方式處理疑似病患，種種雷厲風行的手段，都創下人類歷史的紀錄。即使歐洲在17世紀面對黑死病，也不曾出現如此大規模的人員和交通管制，須知，17世紀時全歐洲不過1億人口，而目前中國有14億人。在短短不到半個月時間，至少占中國半數以上人口地區遭到交通和人員控管，手段之迅速和粗暴，遠超乎正常人的想像。
但事實上，這正是中共政權最可怕而且危險之處。中共1949年建國之後，以階級鬥爭名義將中國兩千多年來既存的社會自主力量全數摧毀殆盡。面對這麼嚴重的疫情，習近平的思考邏輯和行事作風並不難預測，由於整個中國社會並沒有任何民間力量可以面對如此大規模的危機，因此習近平唯一的選擇，就是動員整個黨政軍警系統，以暴抗疫。
這是一個失去自主管理能力的社會的悲哀，只能任由國家機器擺佈。中國人在1949年將所有權力交給中國共產黨，代價就是這個政府的任何決定，不管對錯興否，人民沒有說不的權利。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為〈從武漢肺炎看習近平統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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