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色政治學:藍綠,決定了你我對防疫的評價 | 黃俊儒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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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政治學:藍綠,決定了你我對防疫的評價

室內口罩令2月20日起鬆綁,室內將可免戴口罩,但搭乘雙鐵、捷運、客運、公車、計程車、飛機、交通船等運具仍需戴口罩,車站、機場等交通場站付費區或管制區內也仍需佩戴口罩。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室內口罩令2月20日起鬆綁,室內將可免戴口罩,但搭乘雙鐵、捷運、客運、公車、計程車、飛機、交通船等運具仍需戴口罩,車站、機場等交通場站付費區或管制區內也仍需佩戴口罩。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最近疫情指揮中心對於室內口罩的防疫政策進行鬆綁,歷經三年的疫情,似乎露出終點前的曙光。在這場百年一遇的大疫中,考驗人類面對緊急困難時的方法,同時也考驗了許多平時看不見的人性。

個人的防疫決斷,關乎科學還是政治?

疫情期間,大概許多人都會認為自己是基於知識與理性在判斷疫情的各種訊息(畢竟與自己健康有關),然後偶爾覺得那些與自己看法不同的人很不理智,嚴重時,甚至認為別人總是泛政治化。尤其是我自己的學術同溫層中,不乏許多見識廣博、治學嚴謹的學者,但在面對疫情裡面的各種因應方式,並不一定有明確的共識,甚至經常為了疫情指揮中心的某些作為而針鋒相對。

如果「防疫」這件工作確實有一定程度物質性及知識性作為基礎的話,照理說不該有這麼大的歧異,就算有些意見不同,也似乎不該演變成政治性的攻防。那麼,到底這個過程中,誰是真正用理性在判斷事物?誰又是泛政治化的情緒宣洩呢?

從疫情一開始,這一個現象就著實讓我困惑不已,因為如果說當年總統大選有一群人投藍,另一群人投綠,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政治選擇的背後原本就有許多文化及歷史背景下的情感因素。但如果說誰打了哪一種疫苗就被認為是挺藍或挺綠?就不得不納悶,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世道?

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索性跟同事一起規劃了一個學術研究來瞭解這個問題的癥結。我們透過網路的問卷調查,詢問民眾對於疫苗的選擇、疫情指揮中心的表現、防疫政策與訊息等問題的看法,同時也從基本資料的收集中去瞭解民眾的學歷、專長及政黨認同等因素。

指揮中心指揮官王必勝表示,口罩政策分三階段鬆綁,包括室外、室內自主、全面自主。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指揮中心指揮官王必勝表示,口罩政策分三階段鬆綁,包括室外、室內自主、全面自主。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顏色」,決定了人們的防疫態度

研究的結果著實令人訝異,原來真正影響民眾對於疫情看法的因素,主要來自於各自所抱持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原先預設的學歷、科學知識程度幾乎無關,而且兩極化的程度超乎想像。換句話說,你覺得疫情指揮中心表現好嗎?疫苗公司會隱瞞疫苗的害處嗎?每個人都需要施打疫苗嗎?新冠肺炎病毒是被有心人士開發的嗎?政府會有目的地限制民眾自主選擇疫苗嗎?回答這些問題的答案,跟你是中學、大學或碩士學歷無關,跟你是理工或人文背景無關,只跟你是挺藍或挺綠有關。

所以不用訕笑那些挺藍的人只在巴望接受對岸提供的疫苗,也不用譏諷那些挺綠的人只在強行通過國產疫苗的EUA,因為在這些疫苗問題的理解上,多數人都傾向用「顏色」來回答這些問題。

這個結果顛覆許多我們對於知識溝通的想像,原本以為只要能夠對於防疫知識多一些宣傳跟引導,民眾就可以各自歸納出對於防疫措施的理解,甚至認同防疫的作為,但是事實顯然不是如此。

當防疫的議題變得泛政治化,民眾的意識形態被召喚出來之後,許多事情就變得劍拔弩張,同樣的一個作為卻可以導致十分兩極的認同與評價。雖然這種極端化的狀況並非台灣所獨有,即使是在歐美,防疫工作也經常被高度政治化,然而台灣似乎把這種意識形態的威力發揮到極致,讓知識幾乎無用武之地。

真正影響民眾對於疫情看法的因素,主要來自於各自所抱持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原先預設的學歷、科學知識程度幾乎無關,而且兩極化的程度超乎想像。圖為總統蔡英文接種高端疫苗。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真正影響民眾對於疫情看法的因素,主要來自於各自所抱持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原先預設的學歷、科學知識程度幾乎無關,而且兩極化的程度超乎想像。圖為總統蔡英文接種高端疫苗。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甚至在這個過程中所被激發出來的「仇恨值」還影響了往後很多事,這些陰影直到現在都還在我們的社會上空盤旋。如果用簡單的一句話來含括一般民眾對於防疫成果的評價,應該就是:「告訴我你是什麼顏色,我就告訴你防疫做得好不好」。說來遺憾,在這一個被藍綠所撕裂的社會中,原來我們只有在這一點思考特質上,是不分藍綠的。

這個研究結果其實充滿了許多警訊,因為一旦每個人心中的意識形態巨人被喚出來接管戰局,安排疫苗的施打順序會引來不滿、各種排隊的措施引來抱怨,甚至標榜各種「防疫國家隊」的標籤都會引來仇恨。

未來我們的社會還有許多科技議題的決策需要民眾的意見,甚至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來表達立場,但如果我們都習慣用意識形態來驅動這些選擇,那麼即使我們擁有公民參與公共議題的姿態,最終卻也可能僅是一場虛有其表的誤會罷了。面對這樣的狀況,除了呼籲政治人物應該自制之外,同時也代表我們科學溝通的工作還有許多漫長的道路要走。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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