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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鍾肇政不只想到他自己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日前台大校慶,頒了一個獎給耆老級小說家鍾肇政。由於鍾肇政在台灣文壇的地位十分崇高,加上他與台大有一段錯身而過的因緣,整起事件引起不少媒體的報導和評論。不過目前為止,在網路上談論鍾肇政者,多還是集中在他的小說成就和若干軼事,而忽略了他在文學史上另外一個重要貢獻:他幾乎赤手空拳,從零打造出本土文壇的基本規模。

熟悉台灣文學的人,想必知道著名的「林海音的客廳」,那是早年「聯合副刊」主編林海音款待作家的地方。由於她的品味、公正和「半山」的身份,一定程度上調和了本省作家和外省作家之間的衝突,拉拔許多作家,特別是在當時幾乎找不到發表處的本省作家。但我認為,以資源的困蹇程度和「事功」之豐厚來看,「鍾肇政的書房」這個空間,其重要性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在1950年代,像鍾肇政這樣本省籍的、有文學夢的青年,所面對的環境是極端惡劣的。首先,他們是在日語教育底下長大的一代人,雖然有很優秀的日文讀寫能力,但在戰後語言政策的封殺之下,這些才能全然無從施展。其次,當他們靠自己的努力學了十多年「國語」,試著在1950年代末期開始投稿的時候,等於是運用「外語」來進行文學創作。他們不但要通過更為熟悉「國語」的外省編輯把關,更要與外省作家競爭,於是每一個人都有著長長的退稿履歷表。相較於有資源、有組織、有國家力量扶植的主流文壇,當時的本省籍作家不但什麼都沒有,甚至說出「本省籍作家」這個詞,恐怕都會引起時人訕笑。

一切看起來都十分絕望。但文學之神送給台灣一份大禮:那就是鍾肇政這個人。在我看來,鍾肇政最值得稱道的一點,並不是他等身的著作,而是他那遠比他的創作更深遠地影響了台灣文學史的「事功」——那些為本省籍作家拓荒、整地,頂起一片天的努力。就在一切荒蕪的1950年代,同世代的本省籍文學青年還在跟「國語」纏鬥,努力突破省籍資源分配不均的困境時,鍾肇政是其中極少數擁有「大局觀」視野的一位:他不只想如何寫,更發現單打獨鬥不是辦法,要把有同樣困境的大家組織起來,一起想辦法寫得更好。於是,在1957年,他想盡辦法「搜刮」出一份「本省籍作家清單」——從比較嚴苛的觀點來看,說這些人是「作家」其實有點心虛,因為他們之中有好幾人當時都還沒出書,只是發表過作品而已。即使在這麼寬鬆的標準下,鍾肇政初期能連絡到的也僅有十人上下。他從自己龍潭的書房寄出第一封信,邀請這些人一起組成一個文學團體,互相交流。

包括他自己在內,當時沒有人能知道,這封信將是戰後台灣小說界的第一聲心跳,有些什麼東西誕生了。

他收到了六封回信,這六個按讚的人是:陳火泉、廖清秀、鍾理和、李榮春、施翠峰、文心。數月後,還加入了許山木、楊紫江兩人。他們這九名散在全台各地的文學愛好者,共同組成了一個短命、脆弱、但意義重大的文學團體《文友通訊》。而它的運轉核心就是鍾肇政。這是首度有本省籍作家集結起來,一起討論問題、切磋文學技藝的團體。任何嘗試過創作的人都一定知道,這對還在投稿退稿階段的寫作者來說,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統。他們討論作品的方式非常原始:他們擬定了一個「輪閱」順序,由當期負責輪值的人寄出作品給輪閱名單上的下家,下家寫下作品意見寄給鍾肇政後,再把同一份作品寄給下下家,如是反覆,最終由鍾肇政匯集眾人意見,刻鋼板、油印、寄給所有人。在那個沒有網路也沒有影印機的年代,他們就透過這種A傳給B傳給C傳給D,最後由E彙整意見傳給大家的方式,開了一年多的紙上讀書會。這批信件現在已全部發表在《台灣文學兩鍾書》一書當中,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他們的困境和相濡以沫的感情,那是有著不同生存處境的外省籍作家無法理解的掙扎歷程。

從《文友通訊》開始,「鍾肇政的書房」啟動了。鍾肇政本人超愛寫信,所以除了正式的通訊之外,他同時也跟很多不同的作家開小視窗,比如前述的《台灣文學兩鍾書》就是他和鍾理和的小視窗結集。

從這些信件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鍾肇政這個人和其他文學創作者最大的差異:本質上來說,文學創作是一種非常個人的事業,它所有活動的核心就是「努力寫出好作品、站穩文壇、然後在文學史上留名」,文學創作者進行這一切活動的時候,基本上都只想到他自己。但鍾肇政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人,他「把大家組織起來」的大局觀讓他除了努力創作之外,也做了很多從現在的眼光看來,幾乎是「作家經紀人」的事務。比如和他並稱「南葉北鍾」的另一位耆老小說家葉石濤,雖然早在日治時期就出道,但後來遭遇白色恐怖的牢獄之災,發展遠不如鍾肇政順遂。因此,在葉戰後開始投稿的一段時間,就有不少稿件是鍾肇政幫忙轉投或出謀策劃的。同樣被鍾肇政「經紀」的還有鍾理和。由於鍾理和身體孱弱,無法離開美濃山裡的家居,所以幾乎所有的稿件都是寄給鍾肇政,由鍾肇政找合適的刊物投稿、刊出後再轉寄稿費和簡報。從他們的信件往返中,我們會看到鍾肇政如何安撫懷才不遇的鍾理和,如何為他擬定投稿策略(「某刊物最近對本省籍作家比較友善,也許可以嘗試⋯⋯」)。乍看之下好像只是普通的交誼,但要知道:鍾肇政當時自己的稿件也並沒有多麽受到文學刊物的信任,每一篇他幫別人投上的稿子,就等於是排擠自己刊出的機會。因此,這完全出之於「把更多同伴帶起來」的無私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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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葉北鍾」,鍾肇政(左)與葉石濤(右),老友相逢的兩人在2004年共度80歲生...
「南葉北鍾」,鍾肇政(左)與葉石濤(右),老友相逢的兩人在2004年共度80歲生日。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最經典的案例,當屬鍾肇政的長篇小說《魯冰花》獲得「聯副」採用,開始連載的時候。那是本省籍作家第一次可以在主流文學刊物上連載長篇小說(而那是因為投稿過去後,剛好某約好要交稿的外省作家爽約⋯⋯),無論就歷史意義還是實際的名利來說,都是值得慶祝的大事,正常人應該撒花就撒不完了。但鍾肇政不是正常人。《魯冰花》獲得採用的第一時間,他立刻寫信給他認為更有才華的朋友鍾理和,告訴他:這篇連載預計在某月某日結束,如果你能在那之前寫完一個長篇,我就幫你投給「聯副」。

「我們一起把這個陣地佔領下來。」

長頸鹿都要哭了,他真的不只想到他自己。

時間繼續推進,越來越有影響力的鍾肇政,參與了1964年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編務,和鄭清文、趙天儀等人一起,撐起了這份戰後台灣本省文壇最初的兩大支柱之一。(另一根柱子是以現代詩為主的《笠》。)這份刊物成一個樞紐,往上連接了被語言政策隱沒的日治時代作家龍瑛宗、吳新榮、王詩琅、黃得時等人,往下挖掘了李喬、詹冰、七等生、黃春明等新人。鍾肇政很快成為《台灣文藝》最核心的成員之一,除了在這裡發表了一系列現代主義風格的小說,以與當時熱門的《現代文學》作家群一別苗頭之外,我們也屢屢看到他在和其他作家往返的信件中,反覆強調「陣地」的概念——這是我們自己的「陣地」,我們要把它做起來。就在這樣的信念底下,無論是《台灣文藝》還是他日後主編的《民眾日報》副刊,他都不斷把刊物版面視為一種培養新人的「資源」去操作,從而拉拔起一支日益壯大的作家隊伍,包括陳映真、楊青矗、東方白、施明正等人。

在戒嚴時代,身為編輯,他也努力頂住政治的壓力,來讓創作者有更多發表的空間。比如他曾鼓勵上述的施明正多寫,施表示寫了也沒人敢刊,鍾肇政立刻霸氣宣言:「你敢寫我就敢刊。」受此激勵,於是就有了施明正最重要的監獄文學代表作〈渴死者〉和〈喝尿者〉。

除了編輯刊物,他也編輯叢書。在1965年,他於文壇社編輯了十冊的《本省籍作家作品選輯》,又在幼獅書局編了十冊的《台灣省青年作家叢書》。他身為主編,沒有浪費這二十本書的「陣地」,立刻居中斡旋,讓許多一直苦無機會出書的本省籍作家獲得了第一次出版。到了1979年,他更策劃《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透過翻譯和出版,讓一批日治時期的優秀作家「重新出土」,我們現在所知大部分重要的日治時期作家幾乎都在列,也為1980年代後挖掘日治時代作家和作品的熱潮埋下先聲。

而除了上述拉拔提攜新人、重新推介前輩的事功之外,鍾肇政還有一件較少人注意到的成就,即對文學作品的翻譯。在他逐漸適應「國語」之後,他對日文的熟稔就成為一大優勢,許多文學資源和品味的養成,均是來自於日文出版品。就在這樣的脈絡下,他著手譯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學作品,包括安部公房的《砂丘之女》、《燃燒的地圖》和《箱子裡的男人》、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川端康成的《水月:川端康成短篇小說選》、井上靖的《冰壁》和《敦煌》、電視劇《阿信》的原著小說,以及松本清張《殺人機器的控訴》等。同樣的,前述許多能用日文寫作、卻無力書寫中文的日治時期作家,也有大量作品是由鍾肇政翻譯成中文的,比如吳濁流的《台灣連翹》。這些翻譯多少彌補了1945年國民黨政府來台後,遽然斷裂的語言政策所斬斷的,和日本的一絲文學連帶。

而就在這種一面匐匍前進佔領舞台,一面又立刻把舞台分享給更多本省籍作家的策略下,鍾肇政一點一點蓄積了自身的影響力。我常常在想,如果鍾肇政生在一個有臉書的時代,他這種樂於分享的性格,應該能夠適應良好,甚至成為重要的意見領袖吧?而且他的私訊欄一定超熱鬧。在那資訊緩慢的年代,他靠著一封封從龍潭的書房寄出的信,竟爾就串聯起了本省籍的作家網路,一個「本土文壇」就在他振筆疾書的直行信紙中浮現。

因為鍾肇政從來不只想到他自己。他願意分享自己蓄積起來的能量、聲望和文化資本,結果最後,他為別人所做的一切,最終都還是回饋到他自身上來。幾乎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龍潭的鍾肇政,台灣文學的「進度」恐怕還不知道要慢幾個十年。這才是他最驚人的成就:他幾乎一個人就扭轉了文學史。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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