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鍾肇政不只想到他自己

日前台大校慶，頒了一個獎給耆老級小說家鍾肇政。由於鍾肇政在台灣文壇的地位十分崇高，加上他與台大有一段錯身而過的因緣，整起事件引起不少媒體的報導和評論。不過目前為止，在網路上談論鍾肇政者，多還是集中在他的小說成就和若干軼事，而忽略了他在文學史上另外一個重要貢獻：他幾乎赤手空拳，從零打造出本土文壇的基本規模。

熟悉台灣文學的人，想必知道著名的「林海音的客廳」，那是早年「聯合副刊」主編林海音款待作家的地方。由於她的品味、公正和「半山」的身份，一定程度上調和了本省作家和外省作家之間的衝突，拉拔許多作家，特別是在當時幾乎找不到發表處的本省作家。但我認為，以資源的困蹇程度和「事功」之豐厚來看，「鍾肇政的書房」這個空間，其重要性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文學之神送給台灣的一份大禮

在1950年代，像鍾肇政這樣本省籍的、有文學夢的青年，所面對的環境是極端惡劣的。首先，他們是在日語教育底下長大的一代人，雖然有很優秀的日文讀寫能力，但在戰後語言政策的封殺之下，這些才能全然無從施展。

其次，當他們靠自己的努力學了十多年「國語」，試著在1950年代末期開始投稿的時候，等於是運用「外語」來進行文學創作。他們不但要通過更為熟悉「國語」的外省編輯把關，更要與外省作家競爭，於是每一個人都有著長長的退稿履歷表。相較於有資源、有組織、有國家力量扶植的主流文壇，當時的本省籍作家不但什麼都沒有，甚至說出「本省籍作家」這個詞，恐怕都會引起時人訕笑。

一切看起來都十分絕望。但文學之神送給台灣一份大禮：那就是鍾肇政這個人。在我看來，鍾肇政最值得稱道的一點，並不是他等身的著作，而是他那遠比他的創作更深遠地影響了台灣文學史的「事功」——那些為本省籍作家拓荒、整地，頂起一片天的努力。

就在一切荒蕪的1950年代，同世代的本省籍文學青年還在跟「國語」纏鬥，努力突破省籍資源分配不均的困境時，鍾肇政是其中極少數擁有「大局觀」視野的一位：他不只想如何寫，更發現單打獨鬥不是辦法，要把有同樣困境的大家組織起來，一起想辦法寫得更好。

於是，在1957年，他想盡辦法「搜刮」出一份「本省籍作家清單」——從比較嚴苛的觀點來看，說這些人是「作家」其實有點心虛，因為他們之中有好幾人當時都還沒出書，只是發表過作品而已。即使在這麼寬鬆的標準下，鍾肇政初期能連絡到的也僅有十人上下。他從自己龍潭的書房寄出第一封信，邀請這些人一起組成一個文學團體，互相交流。

包括他自己在內，當時沒有人能知道，這封信將是戰後台灣小說界的第一聲心跳，有些什麼東西誕生了。

《文友通訊》：「鍾肇政的書房」

他收到了六封回信，這六個按讚的人是：陳火泉、廖清秀、鍾理和、李榮春、施翠峰、文心。數月後，還加入了許山木、楊紫江兩人。他們這九名散在全台各地的文學愛好者，共同組成了一個短命、脆弱、但意義重大的文學團體《文友通訊》，而它的運轉核心就是鍾肇政。這是首度有本省籍作家集結起來，一起討論問題、切磋文學技藝的團體。

任何嘗試過創作的人都一定知道，這對還在投稿退稿階段的寫作者來說，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統。他們討論作品的方式非常原始：他們擬定了一個「輪閱」順序，由當期負責輪值的人寄出作品給輪閱名單上的下家，下家寫下作品意見寄給鍾肇政後，再把同一份作品寄給下下家，如是反覆，最終由鍾肇政匯集眾人意見，刻鋼板、油印、寄給所有人。

在那個沒有網路也沒有影印機的年代，他們就透過這種A傳給B傳給C傳給D，最後由E彙整意見傳給大家的方式，開了一年多的紙上讀書會。這批信件現在已全部發表在《台灣文學兩鍾書》一書當中，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他們的困境和相濡以沫的感情，那是有著不同生存處境的外省籍作家無法理解的掙扎歷程。

從《文友通訊》開始，「鍾肇政的書房」啟動了。鍾肇政本人超愛寫信，所以除了正式的通訊之外，他同時也跟很多不同的作家開小視窗，比如前述的《台灣文學兩鍾書》就是他和鍾理和的小視窗結集。

從這些信件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鍾肇政這個人和其他文學創作者最大的差異：本質上來說，文學創作是一種非常個人的事業，它所有活動的核心就是「努力寫出好作品、站穩文壇、然後在文學史上留名」，文學創作者進行這一切活動的時候，基本上都只想到他自己。但鍾肇政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人，他「把大家組織起來」的大局觀讓他除了努力創作之外，也做了很多從現在的眼光看來，幾乎是「作家經紀人」的事務。

比如和他並稱「南葉北鍾」的另一位耆老小說家葉石濤，雖然早在日治時期就出道，但後來遭遇白色恐怖的牢獄之災，發展遠不如鍾肇政順遂。因此，在葉戰後開始投稿的一段時間，就有不少稿件是鍾肇政幫忙轉投或出謀策劃的。同樣被鍾肇政「經紀」的還有鍾理和。由於鍾理和身體孱弱，無法離開美濃山裡的家居，所以幾乎所有的稿件都是寄給鍾肇政，由鍾肇政找合適的刊物投稿、刊出後再轉寄稿費和簡報。

從他們的信件往返中，我們會看到鍾肇政如何安撫懷才不遇的鍾理和，如何為他擬定投稿策略（「某刊物最近對本省籍作家比較友善，也許可以嘗試⋯⋯」）。乍看之下好像只是普通的交誼，但要知道：鍾肇政當時自己的稿件也並沒有多麽受到文學刊物的信任，每一篇他幫別人投上的稿子，就等於是排擠自己刊出的機會。因此，這完全出之於「把更多同伴帶起來」的無私意志。

最經典的案例，當屬鍾肇政的長篇小說《魯冰花》獲得「聯副」採用，開始連載的時候。那是本省籍作家第一次可以在主流文學刊物上連載長篇小說（而那是因為投稿過去後，剛好某約好要交稿的外省作家爽約⋯⋯），無論就歷史意義還是實際的名利來說，都是值得慶祝的大事，正常人應該撒花就撒不完了。但鍾肇政不是正常人。《魯冰花》獲得採用的第一時間，他立刻寫信給他認為更有才華的朋友鍾理和，告訴他：這篇連載預計在某月某日結束，如果你能在那之前寫完一個長篇，我就幫你投給「聯副」。

「我們一起把這個陣地佔領下來。」

長頸鹿都要哭了，他真的不只想到他自己。

鍾肇政一人幾乎扭轉台灣文學史

時間繼續推進，越來越有影響力的鍾肇政，參與了1964年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編務，和鄭清文、趙天儀等人一起，撐起了這份戰後台灣本省文壇最初的兩大支柱之一（另一根柱子是以現代詩為主的《笠》。）這份刊物成一個樞紐，往上連接了被語言政策隱沒的日治時代作家龍瑛宗、吳新榮、王詩琅、黃得時等人，往下挖掘了李喬、詹冰、七等生、黃春明等新人。

鍾肇政很快成為《台灣文藝》最核心的成員之一，除了在這裡發表了一系列現代主義風格的小說，以與當時熱門的《現代文學》作家群一別苗頭之外，我們也屢屢看到他在和其他作家往返的信件中，反覆強調「陣地」的概念——這是我們自己的「陣地」，我們要把它做起來。就在這樣的信念底下，無論是《台灣文藝》還是他日後主編的《民眾日報》副刊，他都不斷把刊物版面視為一種培養新人的「資源」去操作，從而拉拔起一支日益壯大的作家隊伍，包括陳映真、楊青矗、東方白、施明正等人。

在戒嚴時代，身為編輯，他也努力頂住政治的壓力，來讓創作者有更多發表的空間。比如他曾鼓勵上述的施明正多寫，施表示寫了也沒人敢刊，鍾肇政立刻霸氣宣言：「你敢寫我就敢刊。」受此激勵，於是就有了施明正最重要的監獄文學代表作〈渴死者〉和〈喝尿者〉。

除了編輯刊物，他也編輯叢書。在1965年，他於文壇社編輯了十冊的《本省籍作家作品選輯》，又在幼獅書局編了十冊的《台灣省青年作家叢書》。他身為主編，沒有浪費這二十本書的「陣地」，立刻居中斡旋，讓許多一直苦無機會出書的本省籍作家獲得了第一次出版。到了1979年，他更策劃《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透過翻譯和出版，讓一批日治時期的優秀作家「重新出土」，我們現在所知大部分重要的日治時期作家幾乎都在列，也為1980年代後挖掘日治時代作家和作品的熱潮埋下先聲。

而除了上述拉拔提攜新人、重新推介前輩的事功之外，鍾肇政還有一件較少人注意到的成就，即對文學作品的翻譯。在他逐漸適應「國語」之後，他對日文的熟稔就成為一大優勢，許多文學資源和品味的養成，均是來自於日文出版品。

就在這樣的脈絡下，他著手譯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學作品，包括安部公房的《砂丘之女》、《燃燒的地圖》和《箱子裡的男人》、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川端康成的《水月：川端康成短篇小說選》、井上靖的《冰壁》和《敦煌》、電視劇《阿信》的原著小說，以及松本清張《殺人機器的控訴》等。

同樣的，前述許多能用日文寫作、卻無力書寫中文的日治時期作家，也有大量作品是由鍾肇政翻譯成中文的，比如吳濁流的《台灣連翹》。這些翻譯多少彌補了1945年國民黨政府來台後，遽然斷裂的語言政策所斬斷的，和日本的一絲文學連帶。

而就在這種一面匐匍前進佔領舞台，一面又立刻把舞台分享給更多本省籍作家的策略下，鍾肇政一點一點蓄積了自身的影響力。我常常在想，如果鍾肇政生在一個有臉書的時代，他這種樂於分享的性格，應該能夠適應良好，甚至成為重要的意見領袖吧？而且他的私訊欄一定超熱鬧。在那資訊緩慢的年代，他靠著一封封從龍潭的書房寄出的信，竟爾就串聯起了本省籍的作家網路，一個「本土文壇」就在他振筆疾書的直行信紙中浮現。

因為鍾肇政從來不只想到他自己。他願意分享自己蓄積起來的能量、聲望和文化資本，結果最後，他為別人所做的一切，最終都還是回饋到他自身上來。

幾乎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龍潭的鍾肇政，台灣文學的「進度」恐怕還不知道要慢幾個十年。這才是他最驚人的成就：他幾乎一個人就扭轉了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