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夜店」之外，Live House其實還是……

那天深夜經過，突然起念走進巷裡看看，女巫店依舊矗立路旁（圖）。店門口有很大的「保持安靜」標語，年底更悄悄地將以女巫祭慶祝開店20年，巷弄燈光下依然健在的女巫圖案，瞬間讓人被療癒了。

新聞裡常用Live House來稱呼女巫店，但聽在耳裡總有些怪與複雜。Live House近十年來，算是時髦新詞。但其實，它更像不穩定的化學元素。有時，被視為危險爆裂物；有時，又像是魔法粉，是妝點城市的活力象徵。我們對它的認識，總有點精神分裂，也有點不知所措。尤其音樂、酒、夜晚、噪音、人群聚集等元素加在一起，難免讓不曾去過的人有許多紛亂、危險及失控的想像。要說它完全是藝文展演，又過於簡化。夜店、酒吧、音樂展演，比較像三個套在一起的波羅梅奧環（Borromean Rings），或表兄弟們，不一定要、也不一定能，分那麼清楚。

但面對Live house，恐怕也不是讓它被另眼看待、享有特殊待遇就好。法令是白紙黑字，但對法令的解釋及執行，卻絕對來自於社會的普遍認識及想像。那麼，這些與live house常糾結在一起的音樂、酒、夜間群聚生活、音樂人，除了總是被污名遐想的「夜店」外，還可以怎麼理解？

▎有機的城市生活、音樂產業生態

「嘿，你們都喜歡什麼音樂？」「哪裡可看到在地的音樂／表演？」這些話，可能是我們造訪不同城市時，最常提出的問題。音樂生活，是城市性格最簡單的溝通媒介。不一定是搖滾，可能是街頭音樂、傳統民謠、樂器演奏、爵士樂……都好，只要是當地人喜歡的，相信外地人都有興趣了解與認識。

近年來，不少國家的大城市，都由「城市生態系統」的角度，來看待酒吧、音樂咖啡館、餐廳、音樂場館……這些「現場音樂場所」（venue-based live music）。因為，這些有現場、原創音樂的場地，既攸關音樂產業的發展，也是一個有機的城市生態。比如2012年，英國開放了200人以下的音樂酒吧，不需再有執照限制，當時蔚為美談。

但最近，他們卻對中型音樂場地的逐漸消失，擔憂起來。因為現場音樂產業雖然一片蓬勃，但卻已出現兩極化的發展：只剩超大型演唱會（如即將來台、門票秒殺的Madonna演唱會），與各種迷你小型現場。中型場館的消失，馬上影響的就是音樂人才培育的生態鏈：有潛力的小樂團，需要中型場館作為磨練跳板。因此，他們也開始研究其它城市是怎麼做的。比如美國德州奧斯汀，芝加哥，澳洲的墨爾本，以及加拿大的數個大城，都有協助音樂展演場地營運的政策。包括較為寛鬆的法令、增加法律的保障，降低營業稅……等。重點在於，政府不再把有現場音樂演出的地點，當成是藏污納垢的場所，反而認為它們是「創新的熱點、培育人才的空間」。

以澳洲墨爾本為例，從2010年就開始推動城市音樂政策。他們認為：「遍及墨爾本城市中的各式現場音樂產業與活動，可帶來社會及文化上的豐富性，及更具有可觀的經濟效益」。常態的城市音樂生活，既可以增加觀光、並賦予城市品牌形象的意涵；城市中方便可及的創意及活力，也會讓更多年輕人想留下。而有好的演出場地，就會有附近的餐廳及小酒吧，樂器行、練團室、音樂教室，交通運輸業……等等週邊行業，更增加城市的多元性。

因此，墨爾本所在的維多利亞省，甚至頒布《現場音樂場地最佳實踐指南》，用來輔導各個音樂場地經營者，如何與社區居民和睦相處，如何與附近的行政官僚體系溝通。同時這些場地也享有特別的販酒執照，但有清楚的管理配套；甚至可規劃不賣酒、讓未成年者也可參與的音樂活動。市政府還編列預算，補助音樂場地及音樂人改善隔音設備，補助小學的音樂課程……等。在2014年的評估報告中，墨爾本大為肯定過去數年來對於現場音樂的協助與投資，已創造三倍於成本的回報，包括就六萬五千個就業機會，以及遍及音樂產業、市民及個人創業等三方的經濟效益。

換句話說，政府改變觀念（mindset），把自己變成「改革推動者」(agent of change)，才能帶動整個社會對於城市音樂生活的新想像。

▎嬉皮文化與電腦資本主義

但其實， Live House還有其它價值。音樂、酒和自由，可能還與一個社會所需要的反叛氣息、創造性破壞有關。比如，我們現在所離不開的個人電腦、網際網路，它們的開端，根本就是個「在車庫裡玩樂團」的概念。

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Fred Turner早在2006年，就寫了《從反文化到網路文化》（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 culture）這本書，主要描寫蘋果電腦創辦人Steve Jobs年少時的精神導師Stewart Brand，像他這類60年代的嬉皮記者及嬉皮文化企業家，如何預言成真，讓反文化與電腦科學家，聯手成為具有創造性的夥伴關係。

Steve Jobs受60年代美國反文化運動影響不少，總以嬉皮模樣出現，到印度追求個人啟蒙。嬉皮文化中的社群自治主義（communalism）以及解放政治（liberation politics），看起來是危險的無政府主義，但卻是將電腦，由軍事需求（見電影《模仿遊戲》），轉變為當代個人電腦的關鍵。蔑視集中式的威權、主張去領導中心，推崇自由及個人主義；這種精神，正是個人電腦革命的基礎。

而蘋果電腦的另一個Steve Wozniak，甚至更積極地參與激進搖滾，1982年他就出資創辦搖滾音樂節——U.S. Festival，說這是要專為資訊時代而作。英國學者James Curran便以他們為例，指出網路時代中的「嬉皮電腦資本主義」成分，科學家與反文化的合作關係，有如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在重新想像電腦的用途時，扮演重要角色。

反文化是不可或缺的火種，它所強調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也就是社群中「彼此扶持的同理心與瞭解，以及對於不受壓抑的個人的自我實現」，可以說，就是1980年代電子社群網絡的核心精神。不論是當時加州舊金山灣區最早的電子公社，The Well，或是90年代歐洲一些數位城市計畫中的網路咖啡室，這些草根的、跨越不同年代的反文化，打造了有趣的智識及社會連結的討論氛圍，都協助將電腦轉化為更迷人的、多方參與的遊戲場。這幾年政府大力將一些獨立樂團送到國外音樂節，其中著名的美國德州南方音樂節（SXSW），就是一個結合音樂、影像及科技，讓各方好手連結的大型聚會。

試想，如果那些我們熟知的電子科技大老們，有多幾位聽搖滾樂的嬉皮，懂得反叛中的解放與美，台灣可能早就有更棒、更具魅力的自有品牌或產品了！

▎次文化人群、原創文化的家

但以上想像，大多是財經雜誌偏愛的梗，Live House還是不只如此。在城市裡有一群喜歡聽音樂的人，很少說要去Live House，大部分都是說「今天要不要去ＯＯＯ(店名)？」或是「今天要不要去聽ＸＸＸ（音樂人／樂團名）」？這些地點大多只能容納50-100人，演出訊息總是在一小群人中傳來傳去。有些特別的樂風，有那種一個人軋了三、五個樂團的音樂魔人，看起來又窮又瘦，不太說話，或只抽離地微笑；但在朋友堆、在喜愛的音樂裡，眼神便散發天神一般的光采。

另外有一群樂迷，看起來也一個樣，沒人光鮮亮麗，但總有一股氣，在眉宇、在皺皺垮垮卻挺有主張的衣服邊上，讓人不能小看。這些演出，晃來晃去，總是這些同好不約而同的匯集。有人斯文安靜，有人瘋，有人看起很兇，有人總是醉的。不管是長髮短髮捲髮刺蝟頭或可愛馬尾齊瀏海，都差不多。不太需要約，碰面了就一起喝啤酒亂聊，最近哪個團紅哪個官員賤，哪個人超討厭，哪一場好好聽但恨已沒錢可去，恨樂迷無知盲從，恨為何要迷信柯P（雖然自己也投柯P）……之類被當垃圾話一般的「意見很多」。

90年代初Nirvana一夕成為搖滾救星而全球知名時，他們已經在80年代中的美國地下音樂場景玩音樂很久了。有小表演場地，練團室可以一起鬼混、抒發不滿。有人畫畫寫同人誌（fanzine），有大學電台有地下電台，有人玩音樂玩錄音作獨立廠牌，有人玩設計畫T恤，有人在城市塗鴉攝影拍片，筆記本上的歌詞字句很多是「雷根去死！」彼此都有些無法啟齒的挫敗或不甘，用樂器，聽音樂來發洩，找到同類人。這些場地，孕育各類原創性的想法、挑剔的美感，與自由試驗的音樂創作或活動，都是獨立文化裡形形色色的藝術及生活表達。

這些場所，讓粗糙有感的創作，安慰彼此。到來的人們找到歸屬，不太需要跟主流社會爭辯，什麼是Live House，什麼是Live House裡的酒或其它……。聽音樂看表演，就只是不少人不論失意或快樂時，不自覺就會走去的地方。

所以，音樂、酒、群聚玩樂，也許只是表象。Live House的內裡，還是城市生態、音樂產業，音樂人的志業，創意與自由，歸屬與認同……等等彼此的扣連。一個城市總有些音樂、酒以及夜生活……但關於Live House及其周遭文化，或許還有更值得我們深刻認識的存在價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