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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搖滾飛地到異質空間:台北、北京的傳奇live house

地下社會。 圖/作者自攝
地下社會。 圖/作者自攝

(※ 本文摘自簡妙如(2017)。〈由搖滾飛地到異質空間:台北、北京的傳奇live house〉,《傳播、文化與政治》,6: 225-235)

2012年7月15日的下午到午夜,台北的師大公園附近一家著名的live house——地下社會(Underworld),裡裡外外聚集了上百位樂迷及獨立音樂人。但現場都是悲傷及氣憤的心情,因為他們參加的是地下社會的「告別音樂會」。

相較於較有商業價值的流行音樂,live house其實是規模很小的次文化音樂場地。西方有一些理論家,也研究都市中的音樂次文化,他們用「場景」(scene)這個詞,來說明這種都市裡的小眾及獨立音樂的空間、群體,以及他們所創造出來的風格及象徵意義。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一些被視為「傳奇」的live house。我想認識及了解這些被特別記憶的live house,想知道它們為什麼重要,以及為了什麼緣故而消失?我選擇了兩個我比較能掌握的東亞城市,台北及北京,作為開始。

圖/作者自攝
圖/作者自攝

台北,地下社會(1996-2013)

地下社會,由一群曾參與1990年學生運動的青年知識份子在1996年成立。它位於台北市大安區的師大路,附近是台師大、台灣大學、台北科技大學等大學林立的文教區。在1996-2000年間,地社主要是作為藝文咖啡廳或酒吧,是學運人士、文藝愛好者、滯台外國人聚集的「家」,被他們親切地稱為「會社」(台語發音)。店內DJ經常播放具有獨特偏好的音樂,是重度搖滾樂迷的刁鑽品味,直到1999年,地社才開始常態性地安排樂團演出。

2000年初,台灣的第一代及第二代搖滾樂團已發展了十年。這批樂團,如濁水溪公社、骨肉皮,以及後來的五月天、閃靈,是以地下樂團的樣貌,演唱原創的搖滾樂作品。他們的音樂風格包括流行搖滾、龐克搖滾、黑金屬等等,以中文或台灣話書寫的歌詞,很具有感染力也獲得主流市場的肯定,唱片市場曾出現「樂團時代」來臨的歡欣氣氛。

但這個時期的地下社會,卻開始發掘更另類、前衛的新樂風及樂團。地社的股東之一、也是DJ林志堅,在2000年成立實幹文化(SCUM),幫一批新樂團製作唱片,交由獨立唱片廠牌水晶唱片發行,包括台灣第一個女子龐克樂團瓢蟲,後搖滾樂團甜梅號,以及英式搖滾風格的1976等。這些樂團初期最常演出的場地,就是在地下社會。小小破破的地下室裡,容納了許多粗糙有力的龐克樂團、實驗性團體,帶來又擠又混亂的表演。這些多元又創意十足的音樂氛圍,帶動了2000年後台灣更多第三、第四代樂團的出現。

2000-2005年間,是地下社會的黃金時期,充斥各類風格各異的樂團演出,以及各種有趣主題的DJ音樂派對。許多樂團在玩團初期,最想表演或最想挑戰的場地,就是地社。許多人在組自己的樂團之前,幾乎都曾在地社喝酒聊天,在樂團表演結束後還繼續在那裡玩(hang out)直至天明,然後某一天自己也組了團,成了表演者。地社的獨特氛圍,被稱為是地社Tone;而台上台下玩在一起的音樂人、愛樂者們,則被稱為地社掛(何東洪,2015)。

然而2000年起台北市政府開始舉辦免費的跨年晚會音樂會,具現場演出實力的搖滾樂團經常受邀演出,地下樂團不再只屬於次文化圈。同時,台北幾個有現場音樂演出的場地,開始被稱為台北四大live house,在地社外,還有女巫店,The Wall及河岸留言。去live house聽音樂,成為都市中產階級都知道的休閒娛樂活動。

新的限制也開始出現,2007年台灣通過菸害防制法,同時嚴格取締酒後駕車。這些新的治理手段,使音樂酒吧中的菸酒消費大為降低,間接地改變了樂迷的組成及音樂風格。此外,台北市在2004年開始進行「都市更新」,將老房子改建為新大樓,地社所在的師大夜市商圈,是熱門的更新區域,房價與房租也不斷上漲。中產階級居民不滿居住品質惡化,向政府施壓,取締沒有合法執照的商店。過去只登記為小吃店的地下社會,也成為師大商圈爭議中被波及的店家之一。

同時期,政府所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也將公有空間出租,經營可容納800到1500人的中型live house。許多樂團便跳過地社,選擇到更大、更安全、更專業的live house演出。地社在2012年,開始收到違反營業登記、違反消防安全法規的罰單。2013年,在不友善的大環境壓力下,地下社會正式結束營業。

圖為2007年攝於北京傳奇live house——D-22。 圖/路透社
圖為2007年攝於北京傳奇live house——D-22。 圖/路透社

北京,D-22(2006-2012)

D-22,創設於2006年的北京五道口,比地社晚十年,是個最多可容納200多人的音樂酒吧。當年正是北京奧運前夕,世界目光都聚焦於中國,而北京也需要一種向世界開放的姿態,D-22可說是這個歷史時刻的幸運兒。五道口有北大、清華、北航、外語學院等8所大學及高校林立,聚集眾多年輕學生、外國留學生,以及各式青年次文化。

創辦人Michael Pettis於2002年由美國來到北京,是北京大學兼任的財金教授,也是一位金融專欄作家。他在北京的音樂現場中發現了幾個深具潛力的新樂隊,於是開設D-22讓這些樂隊表演,更創設獨立廠牌──兵馬司(Maybe Mars),為樂隊製作及發行唱片。

在D-22設立之前,北京的地下搖滾樂場景,早已蓬勃發展十多年。中國的搖滾巨星誔生於80年代後期,那是崔健、「魔岩三傑」等人的第一代中國搖滾,他們有全國知名度,但與小型現場演出還沒什麼關係。

90年代中後期,中國搖滾樂開始產生分化,相對於搖滾明星,地下搖滾被大眾認知為一種邊緣、另類生活的文化符號。這個時刻,也是各式小型現場搖滾開始崛起的階段。五道口陸續出現幾個代表性場地,如亞夢、忙蜂,或開心樂園、嚎叫俱樂部,河酒吧等場地。可以說,1996年到2006年這段期間,五道口的Live酒吧是中國地下搖滾音樂的中心地帶。但這些搖滾場景在中國很少被一般媒體報導,對於大眾而言,他們仍像是秘密場景、非常的地下。

2006年,D-22加入了北京搖滾場景,但卻很快受到注目。D-22開放、自由、熱鬧又前衛的風格,在北京的音樂酒吧中顯得突出。加上兵馬司所出版的樂團新作品,以「年輕中國之聲」(Voice of Young China)為口號,在國際及本地的音樂媒體中都廣被報導,Carsick Cars,P.K.14等樂團,很快擁有許多國際樂迷。

同時間,在奧運經濟及中國崛起的帶動下,幾個新的中型live house紛紛在北京成立。包括星光現場(Star Live)、愚公移山,以及2007年由日本人投資成立的MAO Live House。這些場地的規模較大,可容納500到1200人,設備更專業、交通便利,也更重視商業營利。去live house聽音樂,逐漸成為北京與國際大都會同步的夜生活選擇。

在這樣的潮流及轉變中,D-22反而以較為前衛的音樂取向,以及不以商業化為目標,而受到圈內人的喜愛。D-22的音樂特色,來自於幾個新生代樂隊,如Carsick Cars、刺蝟、后海大鯊魚、嘎調等。這批樂隊更像70年代的紐約地下音樂,唱很多的英文歌詞、玩噪音、實驗及後搖滾,「分不出這是中國樂隊或國外樂隊」,幾乎是很多人初聽時的共同感覺。這批新音樂人及樂迷們,被稱為是「中南海一代」。代表著更年輕、更講究生活品質的中國搖滾新生代,他們使用網路、英文及社群媒體,更希望走向全球化及多樣化。

另一個D-22的音樂特色,則來自於每週二舉辦的實驗音樂演出,燥眠夜(Zooming night)。許多想玩前衛音樂的音樂人、學生、業餘人士,都能來一試身手,或是即興上台共演。這項演出經常是免費門票,或是只收30元人民幣的便宜票價。但沒有意外地,D-22幾乎一直是虧損連連,雖然最後一年曾經轉虧為盈,但2012年1月卻因為租約到期,只好結束營業。

2012年的5月,兵馬司在北京市中心的鼓樓,創立另一個音樂酒吧,小萍(XP)。然而,中國音樂場景的大環境也已有變化。一方面D-22,XP,愈來愈像是一小圈音樂人自己玩音樂的烏托邦,一般樂迷較難親近。另一方面,中國的現場音樂場景,則愈來愈走向商業化及產業化,不再只是次文化及地下經濟。

2008年,中國最大的獨立音樂廠牌摩登天空公司,已藉由創辦草莓音樂節,以及一年約200場的live house演出,將現場音樂,推動成為中國音樂產業的新主流,吸引了巨額的國內外資金投入。於是,中共官方對於音樂場地的合法化,以及制度化的控管,也就愈來愈高。2014年起,XP開始受到官方的注意,不時來檢查。由於XP根本不是正式場地,終於在2015年7月結束營業。

圖為2007年攝於北京傳奇live house——D-22。 圖/路透社
圖為2007年攝於北京傳奇live house——D-22。 圖/路透社

由搖滾「飛地」到都市「異托邦」

地社、D-22的傳奇,正好是他們的共同特質。他們都不是以獲利能力,反而是以其場地本身的獨特氣息、音樂品味及人群特質,成為城市中某一段歷史時空下的次文化代表。

這類live house,可以說是東亞城市裡特有的搖滾飛地(rock music enclave)。飛地是個比喻,並不是指這些空間的主權真的屬於另一個國家,而是因為東亞國家的搖滾樂,經常處於作為西方搖滾樂文化的殖民地。這些出沒於搖滾樂live house的人,相對都市裡的本國居民,的確很像是內在於城市裡的「另一個國度的人」。他們有自己的一套音樂語言、美學符號及品味,玩著與歐美國家或世界各地的搖滾樂團,都更加親近的音樂類型。

當然,傳奇live house作為搖滾飛地,也是隱喻著他們與所處社會的疏離(或格格不入)。地社及D-22的音樂品味都較為另類、小眾,也不擅於商業經營。成為傳奇,就是意味著曾經很特別而令人印象深刻,但在現實中卻終究無法存活的命運。

換句話說,傳奇live house作為城市中的搖滾飛地,其實是一個非現實的音樂烏托邦。但烏托邦(utopias)的用語其實並不適合,因為它從來都不是指真實的地點,而是我們想像的完美天堂。可是傳奇的live house,在城市中一直是真實的地點,不同於烏托邦,它一直都在。

因此,我想用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有關於「異托邦/異質空間」(heterotopias)的論點,來說明傳奇的live house的意義與價值。他說人類的文明裡,一直有些地點的設置,是為了完全不同於其它地點的日常性功能,稱之為「異質空間」。異質空間,就像一面鏡子的存在,在鏡面的虛幻之處、映照真實。舉例來說,圖書館、博物館,就是一個異質空間,它們試圖收集所有時間的累積。但節慶或渡假村,就不是為了追求永恆,反而是為了追求絕對的、暫時性存在的異質空間。

傅柯最後舉了「船」作例子,它是個飄浮的空間,一個沒有地點的地點,是最完美的異質空間。而他警告,「如果我們的文明裡沒有船隻,夢想就會乾枯。秘密檢舉會取代冒險,警察會取代海盜」。

我認為,傳奇的live house,就像是城市裡的「船」,是讓我們的想像力可以自由飄流的異質空間。所以,當我們的都市都愈來愈朝向仕紳化/上流化 (gentrification)發展、愈來愈秩序化時,live house就會只被視為營業空間,是需要政府看管及監控的地點,是音樂演出營業的場所,再也不是「船」。

圖為北京Mao live house。 圖/路透社
圖為北京Mao live house。 圖/路透社

參考書目

  1. 耳東(2014年3月1日)。〈中南海一代(2014 Edition)〉,《百度百家》。
  2. 何東洪(2015)。〈獨立音樂的情感認同與危機:「地下社會」的生與死〉,羅悅全 (編),《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頁 138-143。台北:立方文化。
  3. 孫伊(2012)。《搖滾中國》。台北:秀威。
  4. 張心華(2012年7月9日)。〈無「法」適從地下社會傳告歇業獨立樂界籲:Live House要正名〉,《苦勞網》。
  5. 羅悅全等人(2015)。《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台北:立方文化。
  6. Foucault, M. (1984) Of other spaces, heterotopias.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 5, 46-49.
  7. Jian, M.(2017). The legendary live venues and the changing music scenes in Taipei and Beijing: Underworld and D22. In K. Iwabuchi, C. Berry & E. Tsai(Eds.), Handbook for East Asian pop culture(pp. 124-134). London, UK: Routledge.
  8. Shank, B.(1994). Dissonant Identities: The rock’n’ roll scene in Austin, Texas.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9. Straw, W.(1991). Systems of articulation, logics of change: Scenes and communities in popular music. Cultural Studies, 5(3), 36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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