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貼近庶民生活」就能「解決人民問題」? | 陳茻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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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貼近庶民生活」就能「解決人民問題」?

馬前總統執政時餐飲簡單,皆食用中興官邸製作的50元便當,八年來「始終如一」。不過執政者過著「庶民生活」就真的能「解決人民問題」?圖為馬前總統參訪國小時,校方準備之午餐。 圖/取自馬英九臉書
馬前總統執政時餐飲簡單,皆食用中興官邸製作的50元便當,八年來「始終如一」。不過執政者過著「庶民生活」就真的能「解決人民問題」?圖為馬前總統參訪國小時,校方準備之午餐。 圖/取自馬英九臉書

自從蔡英文花六萬請廚師的消息一出,可以想見的,許多批評者即開始對此大作文章,馬英九當年吃的中興便當也被拿出來報導比較。

馬或蔡到底誰比較節儉,我實在也沒那麼在意。但我卻由這幾則報導想起了另一件事。政治人物喜歡強調自己與人民站在一起,這已經可以算是一個常態了,選民也常常將能否「苦民所苦」當成一個重要的審核標準。

因此,過著與庶民貼近的生活,享用平民美食,搭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甚至下鄉種田來個一日體驗,這些舉動對於政治人物的形象往往都有加分效果(或者常常被某些人認為有)。

然而,過著貼近人民生活的政治人物,確實就有比較貼合民意的表現嗎?這裡產生的另一個問題是,也許我們對於「苦民所苦」這件事的理解仍有一些問題。

我不打算推崇傳統儒家思想,只是剛巧這讓我想起一則《論語》,可以參考對照: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這則論語記載了孔子弟子樊遲有一次向孔請教種田的方法,孔子說自己不如老農夫,樊遲又請教種菜的方法,孔子則說他不如老菜農。後來孔子評論樊遲是個「小人」,這裡的小人不是指道德上有缺陷之人,而是批評樊遲的思維太狹隘,只從庶民的角度出發。

要弄清楚這則《論語》在說什麼,必須先了解孔子的世界觀。在孔子的時代,並非人人都能受教育,孔子的思想雖然是關懷天下人民的,但他對於社會秩序的想像,仍有貴族與平民階級的差異。這並不是說孔子認為貴族階級比較尊貴,而是貴族階級與平民階級的社會責任是不同的。

這裡用傳統的四民結構來看可能會比較清楚。傳統上士、農、工、商這樣的身分別,是一種對舊社會產業的粗略分類,其中「農、工、商」是生產階級,「士」則不參與生產。(商人主要負責貨物的運輸交通,與今日純粹牟利的概念不同,這部分能否算在生產階級有點複雜,但這裡只談「士」的問題,先不岔題去論這件事)

用孟子的話來說,這就是「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差別。「勞心者」是不參與實際生產的,但他們有屬於自己的責任要負,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他們是管理者,是負責解決各種民生問題的人。

了解這個時代背景之後,回頭看看孔子批評樊遲的話:「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這是一種「上行下效」的教化思維,上面怎麼做,下面怎麼學,這在今日民主制度、知識普及的情況下,當然沒有那麼堪用了。但這裡可以明顯看出,孔子希望學生成為一個「勞心者」,成為所謂的「士」,因此樊遲要去學種田種菜,孔子並不那麼高興。畢竟這些不是一個「士」該有的責任,也不是最該關心的重點。

可惜這則《論語》中提及的概念在過去沒有那麼受到重視,可能也因為孔子的時代太久遠,提及的政治思維都已老舊不能用,生般硬套總會讓人覺得格格不入。但事實上這背後的精神仍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與人民「同甘共苦」能當作政治人物是否盡責的指標?

回過頭來看今天的社會,上述上對下的教化關係雖已不存在,社會分工只有分化得更為精細,遠遠超過傳統的分類。不過政治官員就這個觀念來看,依然是一個「勞心者」,他們的責任依然是解決社會上的各種問題,這點並沒有改變。

然而,很多時候我們沒有分清楚這些身分與責任的關係,而只在意一些外在的行為。

就剛剛談的「苦民所苦」這件事來看,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政治人物喜歡在選舉期間到田裡鄉間走走,親自「體驗」這些「庶民」的生活。我不是說這些體驗活動不好,但我擔心的是,將與人民「同甘共苦」當作政治人物是否盡責的指標,可能是件危險的事。

許多政治人物喜歡於選舉期間「下鄉」參訪,親自「體驗」這些「庶民」的生活。只是與人民「同甘共苦」是否能當作政治人物盡責的指標? 圖/取自蔡英文臉書
許多政治人物喜歡於選舉期間「下鄉」參訪,親自「體驗」這些「庶民」的生活。只是與人民「同甘共苦」是否能當作政治人物盡責的指標? 圖/取自蔡英文臉書

官員管理公共事務,體會民間疾苦固然重要,但這畢竟只是一個門檻、一個基本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如何解決這些人民的問題,這才是我們應該檢驗的部份。(就算馬英九搞不清楚鹿茸是什麼,只要關於鹿茸的政策沒問題,那就只是一個無傷大雅的小誤會而已。)

但這中間實在沒有必然的連續性,並不是「體會」了庶民生活,就一定能妥善解決人民的問題。

然而,我們很可能因為這些官員的日常貼近「庶民」,就自動將這個連續關係補上了,心裡想著:「太好了,終於有一個能體會我們心聲的政治人物出現了,改革有望了。」但實際上卻未必真有這麼樂觀。

至於那些不知民間疾苦的官員,荒謬的思維與言談我們就不提了。我要說的是「貼近庶民生活」與「解決人民問題」從頭到尾都是兩回事。

「貪腐」是必須被譴責的,但「清廉」是「責任」,不是「美德」。「清廉」的意思,是「不取不義的錢財」,與「節儉」的概念並不一樣。此外,節儉固然可以是美德,但並非執政者的必要條件。

更何況,一個政治人物更重要的是政策的決議,這才是他們責任所在,要求執政者過簡樸的生活,頂多只能滿足我們對於他們節儉人格的美好想像,或者對這些貼近庶民生活的官員抱有一些期許,期許他們能因著這樣的生活,推行真正對人民有利的政策。

但這些想像與期待絕對是不夠的,比起這些,認真檢核執政者在政治上的實際作為,思考複雜的經濟、社會、政治等環環相扣的問題,才是我們更該重視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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