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在地到國際：搭建NGO參與平台，讓台北邁向世界公民城市

林吉洋 18 Oct, 2018

兩個禮拜前，在北京認識的一位環保組織的朋友，以觀光名義來台灣參加研討會。我約他在台北石牌一家快炒店接風。酒酣耳熱之際，噠啦噠啦的垃圾車聲音傳來，民眾三三兩兩從家門口跑出來倒垃圾。

這位老兄三步作兩步湊到路邊觀看，還拿起手機開始拍照，彷彿是來到某個觀光景點。他的好奇心跟其他中國朋友類似：為何台灣社會可以排隊守秩序不必先恐後？為何台灣社會不再仰賴成功炫富，仍能實現自己信仰的價值？

雖說是朋友，卻至少小我十多歲的老弟，二十歲不到就創辦了一家環保機構。成長在網路世代的他，網路與科技的力量對他來說就像信仰。本次特別來台參加g0v年會，是想了解科技如何應用於監督政府，以及開放政府資訊如何運作。

我敬重的另一位前輩，人稱「釦子姐」的寇延丁，在台灣繞行走闖了幾十圈，結交無數江湖好漢；或者也像來台灣觀光的陸客（或稱中國人）一般，他們嘴巴上不說，卻可能都在猜想同一件事：

中國如果是一個民主社會，會長成什麼樣子？是不是像台灣這樣？

華人的民主困境，凸顯台灣地位的重要

2012年到2013年之間一年餘的時間，我以浩然基金會國際志願者身分，在北京當地的環保組織服務，我親眼見證中國民間NGO遍地開花的發展高峰。2014年底，中國開始收束民間NGO發展，2015年709事件對維權律師的大抓捕，2016年接連立法限縮NGO活動，並立法監管境外組織，一時間中國民間社會發展就此停頓，甚至大開倒車。

當我在2016年10月重訪北京NGO圈，友人們形容北京的NGO圈像是經過「一場無聲的清洗」，我見到的是一張張銳氣耗盡的消沉臉孔，失去往日風采。

至於曾經被言論自由保障的香港，原本是對當代中國民間社會發展輸出思想與法治精神的重要境外跳板，可惜的是自香港回歸後，其輸出能力越來越薄弱，如今甚至要維持香港的言論自由，也是困難重重。

一位香港環境運動的前輩告訴我：

香港已經不再是那個有能力進行文化輸出的香港。

Why？毫無意外的，答案就是香港回歸後逐漸失去言論自由，「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也隨著破滅。也因香港回歸後的變化，紐約時報下了標題：台灣取代香港成亞洲言論自由新堡壘。

台灣社會的民主與言論自由的環境，使得越來越多國際組織選擇在台灣設立新據點。台灣幾十年來的民主運動、政黨輪替的民主運作、繽紛多元的公民社會，以及民間NGO組織的活躍，讓許多國際組織也想知道台灣如何催生這一切，希望借重台灣經驗，去理解華人社會裡所發展出的民主與社會文化。

前往參與中國環保運動服務，回到台灣後我不僅認識到許多國際志工朋友，也讓我理解到世界想走入台灣，而台灣也有一群人希望走向世界。

10月16日，一群國際志工伙伴提出「讓台北邁向國際參與的世界公民城市」的倡議。圖／作者提供

民間倡議：讓台北邁向國際參與的世界公民城市

這幾年，台灣有許多國際援助或海外服務的組織成立，它們把台灣的年輕人送往世界各角落，投入非政府組織的服務工作。

2015年這些擁有國際志工或海外服務經驗的朋友，串起了一個網絡「作伙國際志工平台」（簡稱「作伙」）。從他者社會的角度反思台灣社會的問題，藉由舉辦各種論壇、講座活動，討論國際參與與國際志工的文化。

今年10月16日——聯合國訂定的「國際消除貧窮日」——的前一天，這群國際志工提出「讓台北邁向國際參與的世界公民城市」的倡議，呼籲台北市能夠率先提升中小學的國際教育，並支持公民社會參與國際行動。透過國際NGO的合作與交流，中小學師生能一同理解國際發展議題，進行如模擬聯合國會議、體驗式人道援助現場等的互動式國際教育學習。透過城市民間外交突破官方外交困境，在國際上以及華人社會裡發揮影響力。

期待做為台灣首都、也聚集最多資源與媒體的台北，應該要師法各國首都城市，配有一個首都專屬的國際參與中心：例如日本東京都所屬的Tokyo Center，專門提供民間參與國際與文化交流場地。期待有一天台北市也能夠有一個「台北國際參與中心」（TIPC，Taipei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