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昭宏/「切身」之痛——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與大體捐贈 | 特約作者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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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昭宏/「切身」之痛——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與大體捐贈

《那靜默的陽光午後》所記錄的不只是死亡,還有日常中的生命與親人的愛,為觀眾解開對大體捐贈的疑惑和猜想。 圖/TIDF提供
《那靜默的陽光午後》所記錄的不只是死亡,還有日常中的生命與親人的愛,為觀眾解開對大體捐贈的疑惑和猜想。 圖/TIDF提供

這是一部有關「大體捐贈」的紀錄片。大體捐贈,又稱遺體捐贈,即死後將自己的身體捐出給醫學中心,作為醫學生解剖課、模擬手術之用。要觀眾買票來看捐贈遺體,有多少人會有興趣?又有多少人願意接觸這課題?搜索上映後的報導,大多也以「導演大膽拍攝大體捐贈這個禁忌的課題」為文章開端。然而,

何以大體捐贈是個禁忌?

臺灣這些年來在生命教育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談論生死課題從學校教育開始,死亡已不再是一個禁忌。不過,說到大體捐贈,一般人還是會提及華人社會的「入土為安」「死要有全屍」等墨守成規的想法。《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所記錄的不只是死亡,還有日常中的生命與愛,為觀眾解開對大體捐贈的疑惑和猜想。

捐贈遺體的意願者將遺體捐贈給醫學中心後,都被稱為「大體老師」或「無語良師」,以「身教」為醫學生「上課」。這部紀錄片有別於以往對大體老師的歌功頌德,導演將鏡頭聚焦在家屬。而家屬其實也並不「偉大」,他們只是為了完成摯愛遺願的平凡人。

片子一開始就帶出女兒不希望讓媽媽去「那裡」,父親窺探地問「有在講說媽媽現在是去到哪裡了?」「應該是不錯的地方吧。」女兒回答。一來一往的家常對話,卻沒有明說「媽媽去了哪裡」。因母親的遺願是捐贈大體,讓原本疏離的父女不得不開始對話、安排後事。

父親林宗惠每個月至少從嘉義上台北一次,跟已做了防腐的太太說話。 圖/TIDF提供
父親林宗惠每個月至少從嘉義上台北一次,跟已做了防腐的太太說話。 圖/TIDF提供

漫長的告別

等待,是大體捐贈家屬首要練習的功課。

大體捐贈意願者在病危階段時,家屬必須聯絡遺體捐贈中心,由中心評估遺體是否適合做捐贈。意願者在死亡後,其遺體須在限時內(8或24小時)送抵醫學中心,至少需要一至兩年後才可做教學解剖或模擬手術。

醫學生在遺體教學啟用前,得先做家訪,「認識老師」是人文教育的一環,讓這堂解剖課不再只是醫學教育。正式上課前,醫學院會根據該院宗教來進行啟用儀式,學生們在大體老師結束授課後,仔細縫合切口(保有全屍)並舉行送靈儀式,火化後再讓家人決定後續安排(入土為安)。從儲備到教學結束,整個流程至少需要二年以上的時間。片中的父親林宗惠的朋友這麼說:

就像水果等熟成。

林先生每個月至少從嘉義上台北一次,跟已做了防腐的太太說話。「就算聽不到,我還是要說」,憨厚老實的林先生,面對裝在屍袋中的太太依然閒話家常,告知太太家裡一切安好。

大體捐贈意願者去世之後沒有告別式、喪禮、也看不到遺體,因為家屬必須在限時內將親人送到醫學院。就算親人去世了,遺體還在,只是寄放在某醫學院的遺體儲放處。一日沒告別,她依然在。也因為死後沒辦任何儀式,許多人都不知道或不確定而不敢探問。「沒有人知道我現在單身啦!」林先生笑著說,臉上盡是落寞。

林先生的愛妻從去世到啟用,家人等待了三年。

這三年來,林先生妻子的大體一直在醫學院等待著給醫學生上課,家屬就像懸掛著一件未完成事件:往生者未出殯。異於常態和傳統的死後處理,讓留下來的人也必須承受異於常人的壓力,及延長性的悲傷。

導演提到林先生在取鏡時的情緒一直都很平穩,沒想到大體即將啟用的最後探訪及在妻子的火化現場,他卻崩潰大哭了。三年的等待就如同悲傷被按下了暫緩的按鈕,等待摯愛捐贈的心願圓滿完成,等待真正的告別。最後,暫停的悲傷才會再次襲來。

在大體老師的啟用儀式,林先生問孩子要不要看媽媽,女兒搖頭,他也哀傷的搖搖頭說「我也不要看了。」大體老師的啟用儀式,是家人最後一次的會面,也是大體老師正式「授課」的第一天。儀式代表著結束,也是一種開始。

林先生的不捨,或許不是摯愛即將被劃上千萬刀的痕跡,而是這個「真正的告別」令人心痛。只要還有機會見面,哪怕是隔著一個袋子或是一扇門,都還不算永別。當妻子成為大體老師給學生解剖的「切身」之舉,家屬所承受的是從此不再相見的切身之痛。

意願者在死亡後,其遺體須在限時內送抵醫學中心,至少需要一年後才可做教學解剖或模擬手術。 圖/TIDF提供
意願者在死亡後,其遺體須在限時內送抵醫學中心,至少需要一年後才可做教學解剖或模擬手術。 圖/TIDF提供

教授解剖課,也是大體捐贈勸募人的蔡怡汝教授。 圖/TIDF提供
教授解剖課,也是大體捐贈勸募人的蔡怡汝教授。 圖/TIDF提供

臺灣的大體捐贈

臺灣有兩大遺體捐贈系統,分別為七大醫學院(台大、陽明、國防、台北、長庚、輔仁、馬偕)共同成立的北區七家醫學院遺體捐贈聯絡中心,以及慈濟大學的遺體捐贈室。

兩大系統的捐贈數據大相徑庭,北區七家醫學院遺體捐贈網站上雖沒提供具體數據,但根據報導顯示,每年平均逾500人簽署,供15個學生共用,而理想的學習品質為6至8人共用一副大體。慈濟大學的志願簽署捐贈總數則已高達38,566人,其捐贈人數較為穩定,平均可供4位學生合用學習,教學品質較佳。

片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另一個人物,是教授解剖課,也是大體捐贈勸募人——蔡怡汝教授。蔡教授在大體解剖課上的嚴謹要求令人敬佩,醫學生除了醫術,人文素養更為重要。

如何能視病猶親?這就是學生在使用大體老師前,要先訪問家屬的主要目的。這一位大體捐贈者不是無名氏,也曾為人女兒、妻子、母親。醫學生拜訪時,林先生帶著照片和學生分享,聊著談著眼淚決堤,來訪的醫學生顯得不知所措。當他們在認識了大體老師一生的經歷之後,劃下第一刀時是否將更用心學習?

導演在訪問蔡教授的時候,她提到自己的父親也曾說過要將死後的身體捐到輔大去,但遭蔡教授拒絕。蔡教授雖是大體捐贈勸募人,而當自己的親人想要捐贈大體時,卻也無法坦然地敞開大門歡迎。不管贊成或反對,其實都包含了家人的愛。

大體捐贈的家屬

大體老師在化為灰燼前,以靜默身教給醫學生上課,然而到底有多少家屬願意成全至親的遺願?成全,需要背負更多的壓力。

我也簽下了大體捐贈意願書,這是跟家人商討後才簽下的。縱然自己很支持這項捐贈計劃,但當朋友聽聞這計劃後興致勃勃地說也想參與,我往往都會勸說他們先和家人商量後再做決定。

簽下意願書之後,也要為自己的後事做安排,包括去世後要將身體送往哪裡?火化之後想要如何處理?如樹葬、海葬、花園葬等等。將該交代的事情都交代清楚,將自己的決定也一併通知重要他人,以防在自己去世之後,轉由家人承受不必要的壓力。

這部片子上映後,陳志漢導演說觀眾分成捐與不捐的兩極化。有別於器官捐贈,遺體捐贈或許需要更多時間做交代,但兩者都是承接了舍與放的意念。

大體捐贈,又稱遺體捐贈,即死後將自己的身體捐出給醫學中心,作為醫學生解剖課、模擬手術之用。 圖/TIDF提供
大體捐贈,又稱遺體捐贈,即死後將自己的身體捐出給醫學中心,作為醫學生解剖課、模擬手術之用。 圖/TIDF提供

大體老師是一個不打不罵不發脾氣的老師,他們用身體讓醫學生去探究和學習,讓醫學生日後成為醫生,能對真正的病人進行更準確的治療。 圖/TIDF提供
大體老師是一個不打不罵不發脾氣的老師,他們用身體讓醫學生去探究和學習,讓醫學生日後成為醫生,能對真正的病人進行更準確的治療。 圖/TIDF提供

平凡亦慎重的一刀

第一次看這部紀錄片的時候,是系上的教授帶著我們一起進電影院看的。看片時心也揪著痛著,因為片中的每一個人,都是我經歷過的身份。無論是大體捐贈意願者、大體解剖課協助志工以及大體老師家屬,每一個身份都是自己親身經歷過的痛。

紀錄片中的解剖課上出現一幕學生哄堂大笑後被老師喝止的畫面。這一幕或許不是為了讓觀眾評價什麼,而是帶出一些隱憂,譬如大體捐贈滿足了醫學上的學習需求,解決了醫學生在進入實際工作場域前的學習資源,倘若這樣的「便利」成了「理所當然」,會不會從此就不被珍惜,不再認真以待?

我,無論身為意願者或是家屬,對醫學生的期盼就是未來能夠成為一名不僅有醫術,也要有人文素質的醫生。減少病人的痛苦,舒緩家屬的失落,在醫病溝通上能夠說人話,而非滿口醫學術語。

人文和醫學就像唇齒相依,缺一不可。梁坤義防腐師在訪問中提到防腐的過程「凡事不追求快,但一定要準」,教育也無法快速,但心一定要正。大體老師是一個不打不罵不發脾氣的老師,他們用身體讓醫學生去探究和學習,讓醫學生日後成為醫生,能對真正的病人進行更準確的治療。

看過這部紀錄片,不得不佩服導演將生死的畫面拍攝得如此自然,讓生與死變得無違和。死亡本是我們的日常,而非無常。追思會上,片中的女兒說:

我的母親如此的平凡卻又如此的不平凡。她的生命已經結束,但她留下無盡的愛。

遺體捐贈中心上的每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平凡人,平凡的生活,平凡的經歷生老病死,而每一個數字都將化成醫學生在畢業前的最後一刀,以及成為醫生的第一刀,即平凡亦慎重。

(※ 本片將於「第十一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放映,場次為5月4日、5月7日,放映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館,詳參完整場次表。)

▲ 《那靜默的陽光午後》紀錄片預告。這是一部有關「大體捐贈」的紀錄片,記錄的不只是死亡,還有捐贈者及其家屬的愛。

  • 文:賴昭宏,留臺馬來西亞人,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碩士生。曾任大體解剖課志工,是大體捐贈志願者,亦是大體老師的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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