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解剖教學碰上動物福利與民粹爆料時，你選擇跟著飆罵或是理解？

嘉義一所高中老師，為了因應醫科升學班學生的需求，在課堂上解剖事前經過麻醉的兔子。然而因為現在的人不管遇到什麼都會不由自主地，迫不及待地po網分享，因此那流血的畫面再加上學生的情感性描繪，就成了動保團體大力撻伐的對象。似乎只要把動物解剖塑造成一個萬惡的禍首，就能夠成就一種高尚的情操。但是，動物解剖真的只是沒事找小動物開膛剖肚的玩笑與折磨？和生物科學與醫學進展的關係是什麼？是否有可能在動物福利的指導原則下於課堂上施作呢？

以下我將就「科學發展」、「教學應用」、「動物福利考量」以及「法規」四個面向分別闡述這個複雜的議題。

一、解剖學及比較解剖學的歷史發展

解剖學（anatomy）的發軔可能在西元前1600年左右的古埃及。那個年代的學者已經知道人體具有心臟、血管、肝臟、腎臟、泌尿系統等結構，且瞭解到血管發自心臟。在西元前1550年左右，古埃及人也發現血管能夠將血液輸送到全身。從此之後解剖學便以服務手術與醫學研究為目的持續發展。

在這個新聞事件中，我們會發現「一群被期待要唸醫科的學生」認為解剖青蛙的操作不足以讓他們能夠進入以人類醫療為目的的學習，所以才選擇一種與人類較為接近的哺乳動物進行操作。正因為沒有那麼多大體可以隨隨便便讓學生操作，而目前的倫理共識也不可能「培養人類提供解剖」，所以人類醫療研究的進展只好得靠其它動物的犧牲來達成。也就是說，除了解剖學，我們還需要「比較解剖學」（comparative anatomy）的知識與技術，使人類得以藉由比較其它動物的形態結構與生理現象做為認識人體的基礎。

然而比較解剖學並非只服務醫學，古希臘博物學家克羅頓的阿爾克邁翁（Alcmaeon of Croton）以簡單的解剖方式確認了耳咽管（Eustachian tube）的存在。在那個年代能夠宣稱以解剖生物體來瞭解生物內部的構造，並指出人體生病的病灶來自體內，而不一定是外來的災厄或降咒是非常大膽前進的概念。隨後法國博物學者皮埃爾‧貝隆（Pierre Belon，1517-1564）解剖了海豚胚胎，並比較了人與鳥類骨骼的差異，而他的觀察被認為是現代比較解剖學的前身。比利時醫師安德雷亞斯‧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在研讀希羅時代的文獻時發現，希臘學者在描繪人體骨骼時將牛的特徵混入，因此他開始觀察大量的人類與其它動物的解剖構造來修正過去文獻中的錯誤。而維薩里的發現也成為日後達爾文形塑演化學說的基礎之一。

大約過了100年後，英國學者艾德華‧泰森（Edward Tyson，1651-1708）比較了人類、黑猩猩與猴子的解剖構造，並提出「猩猩為人類與猴子之間的過渡物種」的概念，因此被認為是現代比較解剖學之父。義大利律師馬可奧里略‧塞韋里諾（Marco Aurelio Severino，1580-1656）則在1645年發表首部比較解剖學專書——《德謨克利特派的動物解剖》（Zootomia democritaea）。到了18與19世紀，例如法國化石學家喬治‧居維葉（Georges Cuvier，1769-1832）、大英自然史博物館第一任館長理查‧歐文（Richard Owen，1804-1892）以及被譽為「達爾文的鬥牛犬」的英國生物學家湯馬斯‧賀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都發表了相當多各式脊椎動物的解剖專著，而他們的研究工作除了成為達爾文演化論的靈感來源之外，也為日後諸多科學與教育工作的根基。

二、脊椎動物解剖在教學上的應用

為什麼在教學上需要解剖脊椎動物？事實上應該有兩種理由，第一，也就是前段已經提過的「以動物作為認識人體的演練」，是以服務醫學為目的；第二，則是以瞭解其它動物結構的多樣性與同源性，是以服務生物學研究為目的。

雖然目前一般在台灣的中小學與大學教育中所出現的動物解剖操作多半源於1920年代的美國教科書，然而將各種常見實驗動物的解剖學知識與解剖技術以現代科學語彙寫成教學專書則起源於19世紀中葉，例如Jeffrey Parker於1884年所著的《脊椎動物解剖學指示》（A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zootomy（vertebrata），以及同年Wilhelm Krause所著的《兔子的解剖》（Anatomie des Kaninchens）。Benjamin Bensley在1910年的著作《兔子解剖實務：哺乳類解剖學的基礎研究室教科書》（Practical anatomy of the rabbit; an elementary laboratory textbook in mammalian anatomy）中就提及「脊椎動物的解剖能夠引導有志於人體醫學、動物形態與動物生理研究的學生進入深入的學習與研究」。也就是說，脊椎動物的解剖無論在醫學與生物學教學上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那麼有多少動物經常成為課堂上的解剖材料呢？由於在動物材料的可獲得性、價格、結構複雜程度、操作難易度、與研究教學相關性上的差異，因此被使用的動物種類在國家之間差異甚大。以台灣來說，除了虎皮蛙、牛蛙、吳郭魚、鯉魚、大小白鼠以外，某些類型的研究有可能會涉及貓、跳砂鼠、倉鼠、兔子、天竺鼠、土撥鼠等動物，但為數相當之少。然而在一般的中學與大學課程中，最常被使用的則是青蛙與魚，哺乳動物的解剖通常只在醫學院的特定課程，或是在研究上需要犧牲動物的特定研究室（例如神經生物學、癌症生物學的研究）才可能進行，而不會讓一整班毫無經驗的學生進行操作。

三、動物福利概念的興起對研究教學的影響

如果使用「animal welfare」、「teaching」、「animal」、「dissection」之類的字眼搜尋資料，首先冒出來的多半是動保團體的控訴與呼籲，而不見得是嚴謹的，對教學手段的研究與分析。

在課堂上的動物解剖事實上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操作方式，早在1990年代開始，美國學者就開始討論這項問題。許多課程的設計缺乏道德與環境敏感度，並忽視動物福利標準，缺乏對生命的尊重，以及對學生心理的衝擊。而且因為各級學校都需要使用這些動物進行解剖教學，所以支持了不必要的實驗動物圈養工業，而這些動物的飼養品質也可能是不佳的。

反對動物解剖的倡議者認為，如果要瞭解動物的結構，可以使用摸摸標本、看看玻片、玩玩動畫模擬或觀看圖表影片就可以完成，完全不需要犧牲動物。但支持動物解剖教學者則認為，如果打算往這方面研究發展的學生連解剖技巧都不會，連手感都沒有，那麼試問以後醫療人力那裡來？科學研究的人力那裡來？在缺乏實戰經驗下可能會造成更多不必要的傷亡，只因為弄不清楚動物與人體的結構，而這是否可藉由電腦模擬紙上談兵來完成？

在動物解剖議題上的攻防上，我們經常可以見到兩種極端的論調。有些「動物權」（不是動物福利）主張者認為，只要侵害動物生命，就算那項研究能夠拯救人類生命，都不能被認同，並且否定動物解剖在科學上所帶來的進步，而且就算動物解剖本身能夠改善動物的處境（例如獸醫），動物解剖都不被認可。如此的主張通常犯了一種邏輯謬誤，也就是在死胡同裡繞圈圈，不管做什麼都不可以，但提不出說服大眾的理由。提出這類主張的團體與個人還有一種特色，就是對科學研究與歷史發展無知，因此才會在坐享過去犧牲無數動物所換來的醫療進步的同時，又同時指控別人是殘酷無情的。

然而另一種極端則是無視動物福利，在缺乏良好的課程規畫、實驗設計、教學與學習的必要性、與對生命的尊重下，貿然隨意地實施動物解剖。因此就會產生許多完全不必要的犧牲、動物痛苦的死亡、學生的嬉鬧或受到創傷而從此痛恨醫學或生物學研究。

四、那麼法規怎麼說？

目前在《動物保護法》下設置了「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以及「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及管理執行要點」等相關規定。而國家實驗動物中心也定期舉行各種動物技術正確操作的講習與訓練，以確保實驗動物在研究過程中所受到的痛苦能夠降到最低，並符合精準操作與減量的原則。然而目前有關這方面的督導則完全限於大學與研究機構，而並未涉及中小學的教學現場。

也就是說，除了一般的校狗或是可愛小動物議題外，中小學教師很少被納入《動物保護法》的教育宣導範圍。此外，若教師忙於備課與回應學生需求，就有可能忽視現今社會對道德敏銳度的期待。然而目前我們的動保法雖然在實驗動物的飼養、安樂死、衛生安全、疾病控管方面提供了建議，但是對於「動物麻醉」的正確施作，並沒有強行的規定，這也是這一次爭議的因素之一。因為根據許多國家的官方建議，乙醚（ether）因為會造成動物的吸入性痛苦與糜爛現象，因此被認為不應該被使用在動物麻醉上。中央研究院的「動物實驗之安全管理」建議中也「不推薦使用乙醚麻醉動物」。

以教學者的立場與目前高中生物教育幾乎只進行紙上作業的狀況來說，我認為高中老師願意教學生做實驗是非常值得嘉許與鼓勵的，因為我們在大學端看到太多缺乏實作經驗，只會做測驗卷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反而對生命缺乏敏感度、對活體生物缺乏尊重與理解。如果要在國高中與大學的課程中進行任何動物解剖實驗，那麼操作本身的科學性、技術性，與可能產生的道德與環境問題，是任何老師在進行操作前就應該自我學習的課題，而不能以「教學需要」或「科學發展」來合理化粗糙的執行面。

目前已經有動保團體與年輕學者合作著手檢討國高中與大學課程中的動物實驗內容，以期在具有清晰的教學與研究前提之下，提供合乎動物福利準則的施作建議。也期待未來在教學現場上，我們能使用最少量的動物達到最好的教學效果。而部份團體也應該理性思索人類與所有動物的關係，而非放任指控流於情緒化，左手忽視我們平日食用大量動物所造成的「必要之惡」，但右手卻又指著一個粗糙的課程操作大加撻伐，顯然也犯了雙重標準的邏輯謬誤，完全無助於討論與議題的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