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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鈺淩/戰後日本「引揚者」:海外日裔作家的遣返之路(上)

左起:安部公房、後藤明生及林京子。 圖/取自twitter、wiki及日本図書セ...
左起:安部公房、後藤明生及林京子。 圖/取自twitter、wiki及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2002年,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舉辦的新年音樂會中,為了向來自各國的觀眾致意,主辦單位鼓勵與會者用母語向觀眾們問好。當時剛接任音樂總監的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突如其來地用中文說了一句:「新年好」。

小澤這個略為讓人吃驚的選擇,若單以「樂團中沒有中國籍樂手」來解釋,顯然是不夠的。這句「新年好」意味深長,包含了小澤是在奉天(今瀋陽)出生、北京長大的殖民地第二代日本人這個成長背景,也涵括了他的童年與其父母的青春,更暗藏了小澤對中國的「鄉愁」。

本業牙醫的小澤父親小澤開作,是個狂熱的滿洲拓殖鼓吹者,也是當時「滿洲國」協和會的創始人之一。「征爾」這個名字,來自他的兩個關東軍朋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顯見小澤家具有濃厚的殖民主義氛圍。當然,那時的小澤還只是個不知世事的孩子,不會懂得殖民地內部複雜交錯的政治角力與權力傾軋。

然而,身為前殖民地後裔的我們,應該怎麼去思考這句「新年好」呢?

這句「新年好」無疑代表了小澤對童年的懷念,這是殖民地第二代共享的生命經驗。當時,很多日本人為了生存或信念,離鄉背井,在「外地」(日本海外殖民地)落地生根。而當日本戰敗,從「外地」或戰地被遣返回日本的近700萬名「引揚者」1中,不少殖民地第二代是直到遣返船靠岸那一刻,才首次親炙所謂「內地/祖國」的模樣。不過,此時等待他們的卻不是歷劫歸來後,來自同胞熱情的抱擁,而是一連串的喪失——身分喪失、「祖國」喪失、記憶喪失,以及「故鄉」喪失。

其中不少人顯然無法如小澤那般幸運,可以毫不猶豫直接表現出對「故鄉」的鄉愁。尤其當他們漸漸發覺,自己的「鄉愁」中潛藏著另一種解釋的可能,那就是「支配者/侵略者」對「被支配者/被侵略者」的戀戀不捨。此後,「鄉愁」成為這群「在日日本人」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成為他們心中回返不了的夢土,更成為他們一生反覆思考、書寫的終極母題。

碼頭迎接引揚者的旗幟。 圖/取自舞鶴引揚紀念館官網
碼頭迎接引揚者的旗幟。 圖/取自舞鶴引揚紀念館官網

「沙漠」中的閉塞與出逃:安部公房(1924〜1993)

1951年,安部公房以〈牆壁:S.卡爾瑪的犯行〉榮獲芥川獎,作為「第二次戰後派」於日本文壇華麗登場。在獲獎前,深受存在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影響的安部,已開始嘗試運用變身、SF幻想等前衛主義手法,展現日常現實與超現實世界之間不合理的反轉,以及處在其中的人的困境與異化問題。因此,他的作品充滿了奇怪的場面、荒誕的情節,他善用象徵手法給予特殊的寓意,並藉此揭露人類社會的不合理性,探問人的出路。

在〈牆壁〉一作中,安部描寫某天早晨突然失去姓名的男人,陷入完全不合理的生活狀態的故事。透過這個讓人聯想起卡夫卡《變形記》的設定,安部試圖討論人陷入孤獨之後的困境與異化。

這個創作邏輯,也延續到他後來的知名代表作《沙丘之女》(1962)。《沙丘之女》的主人公是一個在海邊沙丘上收集昆蟲的男人,因天色漸晚,他被一名老翁騙進位於沙丘深處的破敗房舍。察覺到落入騙局後,男人嘗試以各種方式出逃,雖然經歷數次失敗,始終不放棄逃脫的決心。直到有一天,男人終於順利爬出沙丘,卻發現自己的內心早與多年的沙丘生活融合為一,男人再也不想離開沙丘了。

多數讀者在閱讀上述作品時,都是從人的異化與現代社會的疏離來討論。然而,身為從「滿洲」被遣返的「引揚者」,這裡其實還暗喻了安部自身的身分認同危機與故鄉的喪失。

由於父親任職於滿洲醫大,1924年生於東京的安部,隔年即隨同家人遷居奉天,整個童年、小學和中學都在奉天度過。高中時期安部回到「內地」就學,開始了在奉天和東京之間來來去去的生活,高中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大醫學部。

戰爭末期,由於日本本土糧食匱乏,他在1944年底託病返回奉天。就這樣,安部一家在奉天迎接了「日本最長的一日」——1945年8月15日。1946年秋,安部一家搭上遣返船,在長崎佐世保上岸,回歸「祖國」。

安部鮮少提及這段經歷,除了他認為作家應該避免講述自己的經歷,以免改不了「創作」經歷的壞毛病外,或許也與他的奉天敗戰經驗和被遣返經驗有關。

安部公房台版作品,左起《聽靈媒說:安部公房短篇小說集》、《沙丘之女》及《燃盡的地...
安部公房台版作品,左起《聽靈媒說:安部公房短篇小說集》、《沙丘之女》及《燃盡的地圖》。 圖/openbook提供

日本戰敗後,安部在奉天親身經歷了階級的瞬間反轉和政權的瞬間毀壞。他們被蘇聯占領軍趕出自宅,流離失所。其後短短的兩三個月內,先是來了國民黨政府,後又來了八路軍,他親眼目睹政策、政權和市容在短時間內,數度改弦易張。1945年底父親歿後,安部只能在街頭叫賣汽水才得以存活。

而在遣返過程中,由於船上爆發霍亂疫情,遣返船禁止進入日本,被迫在外海下錨十多天。船上疾病蔓延、船艙髒亂、日常用品匱乏,不少被遣返者瀕臨瘋狂。

得知安部這個特殊背景後,再重新檢視上述兩作,我們就不難發現其中帶有安部個人的經驗色彩。不管是〈牆壁〉中一夜間失去姓名的男人,或是《沙丘之女》中受困沙丘的男人,或許都可視為是安部前衛性地改編了自身的敗戰經驗。而那圍困住男人的沙丘和沙丘之女,則隱約暗示著安部熟悉的滿洲風土和他的「鄉愁」。這也正是在他早期作品中,屢屢出現沙丘意象的原因。

安部在《道路盡頭的路標》(1948)中,透過小說敘事者「我」之口,反思自身與故鄉的關係時,曾如此說道:

我的確存在於這個世界。我在忍耐周圍的圍逼,又像物體般存在著。可是故鄉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之間到底有多大的距離呢?

這種對「故鄉」又愛又恨、欲拒還迎的態度,以各種形式充斥在安部的作品中,並蔓延至對人的身分與民族國家的質疑。

在安部鮮少被論及的《獸群們尋找故鄉》(1957)一作中,主人公久木與周圍人群關係疏離。他在瀋陽城裡始終無法找到日本人區,即便已經靠近,卻仍不得其門而入。當他終於在一名中國青年的帶領下找到日本人區後,日本人卻因為久木沒有能證實自己身分的證件,而將他拒斥在外。後來,他的證件被朝鮮人偷走,久木徹底失去身分,成為無國籍者。

安部借用久木的經歷,質疑人的身分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必然性。他認為兩者的關係是反覆無常,甚至可能隨時瓦解消散的。這個思考的根源,就是來自他的敗戰和遣返經驗。

安部在思考「我是誰」的創作母題裡,大量運用前衛性筆法隱喻人在現代社會的疏離與異化,同時還偷渡了他對民族國家和個人身分的質疑。以他自身的經驗為例,當人的階級、身分可以一夜翻轉;當所謂的「祖國」、「故鄉」視你為帶病的他者而拒斥棄置時,你將不得其門而入,變成什麼都不是。

日本戰敗後滿洲等待引揚的民眾。 圖/取自赤塚不二夫官網
日本戰敗後滿洲等待引揚的民眾。 圖/取自赤塚不二夫官網

無名中尉之子的死亡恐懼:後藤明生(1932〜1999)

一名在朝鮮半島永興(今北韓咸鏡南道金野郡)經營小雜貨舖的步兵中尉預備役,在大日本帝國瓦解後,帶著一家老小朝「祖國」日本逃亡。在這段跋山涉水、異常艱險的遣返過程中,步兵中尉和母親陸續喪生,親手埋葬他們兩人的,是中尉的兒子,一個年僅13歲的少年。這個少年,就是後來日本戰後文學「內向世代」的重要成員後藤明生

後藤的曾祖父在「日韓合併」後,前往朝鮮半島討生活,此後一家人就在永興落地生根。後藤於永興尋常高等小學校(日本人學校)畢業後,1945年4月進入舊制元山公立中學校。但隨之而來的是8月15日的玉音放送,一夜之間,他鄉變異鄉。13歲的少年後藤親手埋葬至親的過程,和極其慘烈的敗戰與遣返經驗,此後如同夢靨一般,一直糾纏著後藤,並體現在他初期的創作上。

1946年5月,經過十多天不間斷的行進,少年後藤終於越過38度線,搭上返回「祖國」的遣返船,落腳於福岡,並轉入舊制福岡縣立朝倉中學校。為了早點被日本本土「同化」,少年非常努力地學習福岡慣用的筑前方言。高中畢業後,後藤進入早稻田大學第二文學部俄文科。這段時間,他耽讀芥川龍之介、果戈里等人的作品,畢業論文更以果戈里為研究對象。之後,卡夫卡的《變形記》、《審判》、《城堡》等作品也對他產生極大的影響。

1955年11月,後藤以短篇小說〈紅與黑的記憶〉於日本文壇初露頭角。這篇獲得第四屆學生小說比賽入選佳作的作品,因為評審川端康成給予候補作品第一名的評價,而備受注目。這篇連作家本人都僅視為習作、不太重視的處女作,若從朝鮮的敗戰經驗和遣返經驗這個視角觀之,可說是後藤創作的原點,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紅與黑的記憶〉以在朝鮮出生長大的少年「我」為敘事者,故事開端是「我」幼年時經歷的曾祖父之死,後來又陸續經歷了弟弟、叔母、春江、小英等近親的死亡。進入中學後,在讀了愛倫坡的短篇小說〈過早的埋葬〉時,「我」聯想起曾經面對過的死亡,並由此引發了對死亡、甚至當時是否將親人「過早埋葬」的恐懼。

因此,為了讓自己可以在一瞬之間真正死亡,不至被「過早埋葬」,「我」最大的願望是成為航空兵。然而,這個願望卻因日本戰敗而落空。最終,去不了航空隊、無法如願獲得真正死亡保證的「我」抽起了菸,企圖將「鮮紅的肺葉」染黑。

在這篇小說中,後藤透過敘事者展現了對死亡的恐懼,和極其特殊的死亡觀:在人並不想死時,卻被迫面臨意料之外、無視個人選擇席捲而來的死亡,是人生最大的屈辱。

此外,愛倫坡的出現亦非偶然。愛倫坡在〈過早的埋葬〉中曾如此說道:

從人類連綿不絕的超常災難中,我能列出許多個體的災殃,在本質上,它們比這些大規模的災難更具有苦難性。其實,真正的悲慘——終極的悲哀——是獨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可怕的、終極的痛苦總是由個體來承擔,而不是由群體來承受——讓我們爲此感謝仁慈的上帝吧!

由此,我們或許還可以讀出後藤欲借愛倫坡表達的言外之意——這種被迫承受的不正常死亡,往往是由個人承受,而非群體。此處所言的群體,我們或可理解為是國家。

該作發表時,人們還不清楚後藤在文中描寫的對「過早埋葬」和死亡的恐懼,是源於他自身的真實經驗。直到十多年後,〈無名中尉之子〉這篇以其父為原型的小說發表後,人們才知道少年後藤在北韓遭逢的殘酷經驗。

然而,跟其他被遣返者一樣,對少年後藤來說,人生的考驗此後才正要開始。

後藤明生代表作《夾擊》與「引揚文學三部曲」。 圖/openbook提供
後藤明生代表作《夾擊》與「引揚文學三部曲」。 圖/openbook提供

〈紅與黑的記憶〉發表四年後,後藤發表〈異鄉人〉(原題〈山丘上〉,後更名),這是他首次直面自身朝鮮經驗之作。小說中,後藤以小學五年級的Takeo為主角,描寫他在朝鮮的生活。

Takeo在學藝會上被迫扮演朝鮮人,為此,他不僅和母親哭訴,還故意欺負家中的朝鮮僕役洩憤。某天,Takeo和朋友設計將一名朝鮮少女騙至「德國人教會之丘」,打算好好教訓她,但當天出現的卻是另一個不認識的朝鮮少年。當朝鮮少年對他們吼到:「你們滾回日本去吧」,Takeo極度憤怒地將少年暴打了一頓,直到德國神父出面制止。

在朝鮮的土地上,外來的日本少年暴打本地的朝鮮少年,卻得由德國神父出面制止。到底誰是這片土地上的「異鄉人」?

透過Takao這個角色,後藤不僅直截了當戳破了殖民者建構出來的「一視同仁」的幻象,也表現出在朝日本人身分認同上的進退維谷:日本戰敗前,他們是「在朝日本人」;當日本戰敗、他們被遣返回日本後,卻又發現身處「祖國」的自己,實際上是「在日日本人」。這種兩頭都靠不了岸的窘境,始終縈繞在後藤身上,成為後藤文學中陰魂不散的幽靈。

在1970年代後藤推出的一系列作品,如〈誰?〉、〈什麼?〉、〈鄰人〉等小說中,這抹異鄉人的幽靈始終在其內晃晃悠悠。透過描寫「引揚者」與團地生活的關係,後藤深刻地捕捉到這群「引揚者」在戰後漸次失去「故鄉」記憶的過程、荒蕪渾沌的心理狀態,以及屢屢被「祖國」日本排除的瞬間。從此,他們成為雙重故鄉喪失的「在日日本人」,一株無根草,而團地/日本則成為抹煞他們「故鄉」記憶的流放地。

此後,後藤在他的代表作《夾擊》和1970年代後半陸續完成的「引揚文學三部曲」(《夢話》、《往返》、《謊言般的日常》)中,持續不斷地追問「我現在在哪裡?」、「我是否有回歸之所?」這個「異鄉人」獨有的難題。

▍下篇:

戰後「引揚者」:海外日裔作家的遣返之路(下)

原文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原標題為:日本書房》戰後日本的「他者/異物」:安部公房、後藤明生、林京子的「歸鄉」之路)

由朝鮮半島搭乘漁船返回日本的引揚者。 圖/取自舞鶴引揚紀念館官網
由朝鮮半島搭乘漁船返回日本的引揚者。 圖/取自舞鶴引揚紀念館官網

  • 文字:蔡鈺淩,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全球華文寫作中心日本事務員。三度赴日交換留學。曾任出版社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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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引揚者」意指在日本戰敗後,從前殖民地被遣返回國的日本人。這個詞彙在日本戰後的語境中,帶有與「本土的」、「純正的」日本人區隔之意,略具有歧視意味,故文中加上引號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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