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裡的青年苦澀與幻夢（上）：改革開放後的價值反思與邊緣凝視
近日，主張「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的「躺平主義」成為中國社會的熱門詞彙。「躺平」源於過度競爭的反彈，不過，維繫自我合理的生活世界，卻也成為官方媒體所說的「躺平可恥」。
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可以說是電影大國，在這樣的國度當中，像「躺平主義」之類的青年處境問題如何被表述？特別是中國電影生產體制大致歷經兩大階段的變化，一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重新起步，只有16家國有電影廠擁有拍片權，這個制度到了1990年代，因為中國電影市場不景氣，允許民營資金與國有電影廠合作。二是2002年年底開始，為了因應WTO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市場的衝擊，中國開放民營資本進入製作、發行與放映的任何環節。
在這漫漫的40年當中，在不同的時代氣氛與電影生產當中，青年處境是如何再現？基本上，可以看到前20年電影裡的青年問題帶著同情與反思，反倒是隨中國崛起的大片時代裡，不斷塑造物質為基礎的中產階級夢，乃至創業成就個人的夢想。從這個脈絡來看，躺平不過是脫離夢工廠還原自己合理的生活世界。
80年代價值反思：為個人還是為組織而活？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對青春的反思浪潮來自一封讀者投書。
1980年《中國青年》雜誌刊登讀者潘曉來信，這封題名為〈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的投書意外引來6萬多封的讀者來信並進而帶動一代年輕人關於人生的大討論。這封來信裡作者潘曉自述價值信仰的崩潰過程，一如同代中國人，她閱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與《雷鋒日記》，這兩部作品同樣是描述革命英雄如何在艱困中錘煉出革命氣質與紀律的過程，只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蘇聯版的故事，《雷鋒日記》則是中國版的人物。
不過，當潘曉把這套價值應用在現實生活中卻屢屢失效，換來的只有不斷受傷的自己。到底自己為誰而活？為自己？為他人？就在個人與組織之間，引發一代青年的大討論。
中國近40年的發展當中，1980年代是言論相對寬鬆的年代，在這個「文化熱」的時代裡，人們對歷史、對社會熱情地反思，包括對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1986年，25歲的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唱出〈一無所有〉的第一句歌詞「我曾經問個不休」後，一個崔健時代很快來臨，歌詞裡的我，不再是與國家、組織聯繫在一起的我，而是真實的自我。所謂的崔健時代，不僅是他的搖滾樂，也不僅是他獨立之姿的思考與批判，更是與一代思索著同樣問題的年輕人的共鳴。
也在1986年，第五代黃建新導演的《黑炮事件》上映，一個國有工廠的工程師趙書信，愛下象棋的他因公到其他城市出差時，不慎將黑炮掉在旅社，旅社發來「黑炮丟失」的電報，旋即引來國有工廠的高度緊張，尤其趙書信通曉德文，與該廠的德國工程師多所交流，黑炮事件一下上升為國安事件，他也因此被懷疑是特務。
這部黑色幽默的電影帶出中國社會當中，組織與個人的複雜的關係，個人因工作與生活離不開組織，組織對個人動態瞭若指掌，電影裡諷刺了工廠主管的過度憂慮與官僚。按今日尺度，《黑炮事件》很可能將遭到禁映。
《黑炮事件》裡的趙書信是1980年代知識份子的縮影，此前中國的政治運動當中，知識份子總是首當其衝遭受迫害，電影裡的趙書信在組織領導面前唯唯諾諾，可說是知識份子的當代寫照。
雖然知識份子依舊只能在體制當中，但改革開放之後的「下海」（經商），卻讓人看到離開組織實踐自我的可能。1988年米家山的《頑主》便演繹了年輕人的都市狂想曲。《頑主》根據王朔——中國特立獨行的小說家，1980年代以「我是個俗人」的姿態為市場寫作——同名小說改編，片名的「頑主」之意為有些想法但卻被視為不正經之人。
故事主角是三位年輕人，他們成立了為人實踐夢想的三T公司，電影中最精彩的部份，是他們為三流作家辦了文學獎頒獎典禮，實現他的獲獎夢。典禮上的時裝秀，身著共產黨、國民黨、地主、貧農等服飾的人在迪斯可的音樂中共舞，在嘲諷遊戲當中消解意識形態。也一如電影當中，在電視上一口正經年輕人應當如何發展的德育老師，被三T公司的年輕人戲耍，聲稱有女粉絲在飯店等候，已婚的德育老師以為有豔遇，興致沖沖地赴約卻發現是一場空。
《頑主》中的調侃與遊戲姿態，固然有著脫離組織特立獨行的快感。然而，三T公司服務了人群卻麻煩纏身，作家拿了獎反告三T公司詐騙。心灰意冷的他們就要另謀他途時，但見三T公司門口但見大排長龍的人們，這意味著他們得到也期待社會的認可，個人還是脫離不了社會。
90年代禁片裡的邊緣青春
中國的順口溜經常準確反應社會變化，例如「毛澤東手一揮，下鄉；鄧小平手一揮，下海；江澤民手一揮，下崗」。1990年代的中國，是個被忽略的年代，但同時這個年代多條變化正進行著，其變化結果在2000年之後更為清晰。
1990年代的變化之一，是後六四時代傷痕未彌的創痛；變化之二，1992年年底鄧小平南巡，宣告全面市場化。順口溜裡的「下海」指的是改革開放之後，允許個體戶經商，而今鄧小平手一揮，力度更大，全面進入市場化時代。按《中華工商報》的統計，全面市場化宣告之後，至少有10萬黨政幹部辭職經商，可見下海風潮之猛烈。變化之三，是國有工廠賤賣民營企業，也就是「民進國退」，其間存在錢權黑箱交易，其結果則是原國有工廠員工被迫下崗，這也就是「江澤民手一揮，下崗」的來由。
1990年代中國電影當中的青年處境，可以第六代導演的作品為代表，第六代導演被稱為「城市的一代」，他們的電影主題聚焦在城市裡的青年次文化乃至弱勢群體的處境。1990年代中期，是他們的作品集體爆發的年代，不過，第六代導演們因為題材敏感之故，這個時期的作品幾乎都無法公映。
1993年王小帥的《冬春的日子》再現後六四時期年輕人找無出路的苦悶心情，電影的主要場景就在與外界隔絕的小房間裡，整體氣氛相當抑鬱，最終結局也是悲劇，女主角選擇出國，男主角則精神異常。
張元或許是1990年代最富叛逆姿態的導演。他的《北京雜種》（1993）以北京搖滾樂手的生存狀態為主題，崔健、竇唯的演出是最大的亮點。歌手們有的要懷孕女友墮胎雙方大吵一架，有的為了練習場地不斷搬遷，有的抑鬱不得志，這是一幅城市裡搖滾青年的浮世繪。
《東宮西宮》（1996）則以同志為主題，作品根據真實社會事件改編。1991年，北京警察以「健康調查研究」為名，在北京天安門兩側公園的同志聚集地，對同志大加捉拿審問甚至填問卷調查。有趣的是，員警卻也在審問過程中發現自己的同性戀傾向，電影旨在嘲諷國家權力。前述的電影，都以北京為背景，賈樟柯敏銳地捕捉了大城市之外的二三線城市受市場化的衝擊。
1998年的《小武》，背景就是賈樟柯的家鄉汾陽。扒手小武出獄想過正常生活，但昔日同樣入獄的好友靳小勇卻已搖身一變成為地方的模範企業家，即將成婚的靳小勇擔心小武如果出席婚禮，將讓大家想起他不名譽的過去，因而選擇不通知。受此衝擊的小武，幾經沈浮，最後還是重回「手藝人」身份，最終再次被逮。電影中最有趣的部份，就是靳小勇對自己的事業有個與時俱進的詮釋——走私叫貿易，開歌廳叫娛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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