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裡的青年苦澀與幻夢（下）：人民幣堆砌的大國崛起之夢
▍上篇：
中國電影裡的青年苦澀與幻夢（上）：改革開放後的價值反思與邊緣凝視
2000年前後，中國最響亮的口號就是與國際接軌、加入WTO，賈樟柯的《任逍遙》（2002）如同1990年代的終結，快速的工業化與市場化，加上下崗工人子弟，造就經濟高速發展下的虛無。山西大同，以產煤著稱的城市，然而，彼時傳說大同的煤已採光，未來將是西部大開發的時代，大同風光不再，及時行樂成為風氣。
兩個18、19歲的年輕人彬彬與小濟，同是失業工人家庭子弟，他們無所事事，生活散落在簡陋的MTV、卡拉OK的聲光空間當中，他們各有女友，但也都看不到在一起的可能性，彬彬的女友將到北京上大學，讀時髦的國際貿易，小濟的女友為了父親的醫藥費當小模。最終，兩個看不到未來的茫然年輕人，決定用假炸彈搶銀行。有趣的是，畫外音裡可以聽到新聞聯播中國將加入WTO、法輪功在天安門自焚等新聞，暗示了這是現實的中國。
2000年開始的中產生活指標
進入21世紀之前，1998年中國政府全面取消原來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單位福利分房制度」。所謂的「單位福利分房」是指個人所屬單位依職工的級別、工作年資等分配住房，這意味著中國全面進入商品房時代。而後到了2000年初期，中國各地紛紛發展汽車工業，按中國媒體的表述，中國汽車工業以「井噴」之姿快速發展。
此時，階級身份的想像在中國經濟與社會開始出現劇烈變動翻譯自美國評論家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1983年所寫的《格調：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Class: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一書，15年後飄洋過海翻譯為簡體中文後成為暢銷書。書中所說無他，就是詳細羅列中產階級、藍領階級生活品味的差異，諸如中產階級喝紅酒，藍領階級喝啤酒之類的區隔。
儘管福塞爾帶著反諷的視角來寫這本書，不過，人們不在意這點，重點是書中鉅細靡遺的種種階級身份與相對應的品味區隔，人們藉此為參照，並建立了中國版的指標。媒體開始塑造中產階級、小資、城市中間人群等各種階級身份，以及相對應的物質生活基準，其中，有房有車成為產階級生活的基本配備，這個基準也逐漸成為中國年輕人「成功」與否的基本指標。
階級身份的種種具體劃分指標之外，也成為小說與電影的題材。2007年被稱為「職場小說年」，《圈子圈套》、《輸贏》、《杜拉拉升職記》、《浮沈》四大職場小說接續登場，其中，《杜拉拉升職記》尤其受到青睞，小說版問世之後，電影、電視劇、廣播劇甚至舞臺劇都有杜拉拉的身影。
如果從小說文本比較，這四大職場小說主角的設定同樣是外企員工，除杜拉拉之外，都是銷售的角色。《圈子圈套》、《輸贏》與《浮沈》更透過外企銷售與國有企業打交道的過程，帶出各種行業潛規則，例如為了獲取國有企業的大訂單，不惜負擔國有企業高層的子女海外留學費用。職場猶如江湖，人人使出各種招式甚至潛規則，一切只為求生存。
相較之下，《杜拉拉升職記》猶如外企的展示，小說作者標榜在全球五百強企業的多年工作經歷，小說對公司各部門與工作性質，甚至企管原則都有詳盡的介紹。更重要的是，企業固然存在各式各樣的明爭暗鬥，但杜拉拉卻以純真之心與高EQ安然化解而且層層高升。
相較於其他職場小說，杜拉拉純真無邪之姿的中產階級形象，外加小說中的職位升遷與薪資增加後相對應的物質生活變化，《杜拉拉升職記》儼然成為外企生存指南。2002年底開始，中國電影生產體制進行變革，所有民營資本都可進入電影市場，在電影全面市場化的年代裡，電影成為夢工廠，電影版的《杜拉拉升職記》以影像作為大都市與中產階級生活的展示櫥窗。
從創業夢到中國夢
激烈的生存競爭、邁向中產生活成為衡量個人「成功」與否的指標。除了階級身份的塑造之外，民營企業家的創業之夢也成為大批中國年輕人追逐的夢想。2001年共產黨黨章進行重大修改，民營企業家被視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得以加入共產黨。
在此之前，1980年代民營企業家便有「萬元戶」、「個體戶」之類的稱呼，1990年代全面市場化之後甚至被視為「成功人士」，儘管民營企業家成為致富的典範，但獨缺政治身分。民營企業家得以加入共產黨之後，形同取得正當性。
不僅共產黨黨章的修改，媒體也強化企業家與創業的正當性。2006年，央視推出《贏在中國》節目，以「創業改變命運」作為口號，節目進行的方式是參加者提出創業構想接受PK，評審團由企業家組成，獲勝者可得到創業獎金。
這個節目推出之前的企業家訪談特輯裡，受訪者不約而同提出創業如何讓自己脫離貧窮人生，自此翻轉人生的命運。與此同時，企家個人傳記與訪談成為暢銷書主力，從聯想集團的柳傳志、萬通集團的馮侖、新東方的余敏洪、曾任谷歌與微軟全球副總裁的李開復、阿里巴巴集團的馬雲等。
陳可辛2013年的《海闊天空》（中國片名中國合夥人）以補習托福、GRE起家的「新東方」為原型，戲劇化地帶出情同兄弟的三位創業者的創業歷程，值得注意的是，電影不只停留在個人創業成功的層面。一方面有意呈現以憶苦思甜的視角帶出中國社會的變化，諸如穿插了1993年北京申奧失敗、新浪網美國那斯達克上市，乃至1999年年美軍轟炸南斯拉夫中國使館等新聞紀錄片。
另一方面，更有意帶出中國崛起甚至足以與美國交鋒的現實，三個合夥人與美方的商業談判裡的唇槍舌戰，就像中美交鋒的縮影，「今天我們來到這裡，其實只想告訴你們一件事：中國在改變。但很遺憾，你們一直沒有變」，「孟先生，我提醒您，姚明正在NBA打球」，「那是因為NBA需要中國市場」。簡言之，個人的創業之夢到最後上升為中國崛起的一部分。
2002年年底開始的中國電生產體制變革，使得中國電影市場一路快速成長，2012年開始成為第二大電影市場。中國電影曾經強調反應真實世界的美學風格，這在前述1980年代與1990年的作品當中，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色彩。
不過，人民幣堆積起來的夢工廠，雖然成就第二大電影市場的排名，甚至積極與好萊塢一較高下，但中產夢裡的物質指標與創業夢裡夾雜的中國夢，很少看到什麼是個人「好生活」的多樣討論。躺平的青年們，大約就是以渺小的真實個人之姿，對這些電影進行了夢的解析，脫離這些雄大之夢中，安安靜靜做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