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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梅克爾時代——重商主義之後,德國會改變對中政策嗎?

君臨柏林、母儀歐洲十餘年的德國總理梅克爾,終於在這疫情大流行的一年卸下重責,宣布退休。 圖/路透社
君臨柏林、母儀歐洲十餘年的德國總理梅克爾,終於在這疫情大流行的一年卸下重責,宣布退休。 圖/路透社

君臨柏林、母儀歐洲十餘年的德國總理梅克爾,終於在這疫情大流行的一年卸下重責,宣布退休。做為二戰後執政最長的歐盟領袖,梅克爾本來還能超越柯爾(Helmut Kohl),成為執政最久的德國總理,卻選擇「裸退」,不再追求任何政治職位。

當民主陣營裡,紛紛出現如川普、莫迪、博爾索納羅等民粹領袖,顛覆傳統西式民主形象,梅克爾呈現了相對理性而堅定的領導模式。許多梅克爾的支持者,都將她描述為歐洲的救世主,更是人權、自由等價值的守護者,帶領歐盟度過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機。

然而,梅克爾終究不是神,也有不少人看穿她的策略就是以拖待變。有些德國青年用她的名字創了一個新字「梅克忍」(merkeln),表示優柔寡斷,到最後才勉強決定。諷刺梅克爾雖同意某項政策,但通常只做最低限度的措施,以防止事情陷入絕境,而有時她的戰略不作為,卻會導致問題惡化。

「雷聲大雨點小」的決策風格

對梅克爾一體兩面的評價,既反映個人政治偏好,也代表現代公共事務的複雜性。以2015年敘利亞危機為例,梅克爾主張讓超過一百萬的難民進入德國,付出相當大的政治與社會代價,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使她無法說服其他領導人採取措施繼續救助難民。

之後,梅克爾和土耳其達成協議,由歐盟支付土耳其約六十億歐元,名為安置當地難民,實為交換土耳其阻止難民進入歐盟。許多人稱讚梅克爾最初對難民的寬宏大量,但很少人意識到她放棄了制定歐盟共同移民政策的思維,而是以權宜之計為其人道立場抹粉。

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歐盟與利比亞、摩洛哥等交易上,有反對者認為會讓這些國家予取予求,甚至會讓歐盟依賴這些國家。還有人批評,這是用難民生命當作討價還價的外交籌碼,且當地國通常樂意收錢,但對待難民的條件則普遍不佳,梅克爾則強調相關協議保護了歐盟邊界,並呼籲各國一起努力解決問題。

除了難民議題外,歐盟所面臨的重大歷史事件,無論是政治軍事方面,如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並揮軍頓巴斯,或經濟社會方面,如歐元區債務危機、COVID-19復甦基金,都有梅克爾的身影。「梅克忍」的決策風格,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的應對,且損失最多的都是弱勢族群。

進一步來說,梅克爾的治國邏輯是受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驅動,她最優先考慮的是德國地緣經濟和商業利益,其次才是民主價值和歐盟團結。像是歐債危機時,歐盟緊縮政策有利於德國銀行,卻犧牲了希臘和葡萄牙等國工人;又如美歐制裁俄國後,仍為了德國的天然氣供應,執意和俄國合作北溪二號管道。

此外,歐盟向來形容自己是一個維護國際規範的超國家團體,雖缺乏傳統的強大軍事投射能力,但可以通過促進民主、法治等規範來彰顯其全球領導力,歷任的歐盟領袖也都熱切的宣傳這種觀點。然而,近年來歐洲民粹主義盛行,梅克爾同樣為了德國的利益選擇安撫民粹領袖,讓歐盟的價值蒙塵。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匈牙利的奧爾班(Viktor Orbán),儘管梅克爾永遠不會考慮和德國內部的極右翼政黨合作,但她卻有意無意維護奧爾班。這可能是因為匈牙利是德國跨國企業的近岸外包(Near-Shore Outsourcing)中心,包括大眾、奧迪、寶馬等汽車製造商都有大型工廠與投資,梅克爾十分理解保持與奧爾班的關係有利於德國車廠。

匈牙利是德國跨國企業的近岸外包(Near-Shore Outsourcing)中心,包括大眾、奧迪、寶馬等汽車製造商都有大型工廠與投資,梅克爾十分理解保持與奧爾班的關係有利於德國車廠。圖右為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 圖/法新社
匈牙利是德國跨國企業的近岸外包(Near-Shore Outsourcing)中心,包括大眾、奧迪、寶馬等汽車製造商都有大型工廠與投資,梅克爾十分理解保持與奧爾班的關係有利於德國車廠。圖右為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 圖/法新社

對中政策:如何平衡貿易與人權?

面對歐洲的制度性競爭對手——中國時,梅克爾也是採取同樣策略。一句口號「透過貿易改變(對手)」(Wandel durch Handel),也就是以更緊密的貿易關係,推動中國轉型為自由、開放的政治體系,既能安撫國內的批評聲浪,又可讓德企在中國賺大錢,道盡梅克爾的算盤。

換言之,梅克爾執政的年代,正值全球化方興未艾,中國得以享受這波浪潮帶來的改革紅利,歐洲——特別是德國公司想要進軍中國,擴大事業版圖無可厚非。不過,就像梅克爾即將卸任總理,那個與中國共榮的時代也已一去不復返,德國對維護現狀的偏好,反而將成為過時景象。

過去幾年,中國的戰略重新定位越來越明顯,習政權現在的目標是減少對世界的依賴,同時讓世界更加依賴中國。如今中國的經商環境變得益發複雜,像是對國內商業鉅子的監管與打壓,即使外企未必會在共同繁榮的名單上,但已經讓它們感到戒慎恐懼。

更麻煩的是,美中貿易戰使習政權開始強調雙循環戰略,扶植本國產業的意圖只會更堅定,外企要不選擇退出中國,或是更加中國化來適應。也就是說,歐洲企業在中國的前景恐不樂觀,特別是高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因此歐盟商會最新的報告呼籲習政權停止自力更生,回歸1970年代的改革精神。

一句口號「透過貿易改變(對手)」(Wandel durch Handel),也就是以更緊密的貿易關係,推動中國轉型為自由、開放的政治體系,既能安撫國內的批評聲浪,又可讓德企在中國賺大錢,道盡梅克爾的算盤。 圖/路透社
一句口號「透過貿易改變(對手)」(Wandel durch Handel),也就是以更緊密的貿易關係,推動中國轉型為自由、開放的政治體系,既能安撫國內的批評聲浪,又可讓德企在中國賺大錢,道盡梅克爾的算盤。 圖/路透社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即使歐洲(特別是德國)試圖以維持現狀繼續對中關係,但若不制定新的方案,要保持目前的繁榮和安全將越來越困難。調整對中政策以增加德國的商業機會、保持創新優勢或是維護工業基礎,都是必要之舉,但對行將卸任的梅克爾來說,已超出她的既有政策框架。

在德國,貿易與人權之間的權衡是一個司空見慣的論點,有超過五成的德國人受訪表示,歐盟應該強烈批評中國侵犯人權等民主價值觀。針對德國人民的觀點,梅克爾已經做了最初步的回應表達柏林對中國人權的憂心,像是香港、新疆維吾爾區的情勢,她甚至支持歐盟對少數中國官員實施旅行禁令和資產凍結。

然而,梅克爾同樣了解拿捏分寸,若德國對中國批評太過嚴厲,或是有太多實質作為,勢必將面臨習政權反制,在中國的德國車廠會是第一個遭殃。在祭出小棒制裁後,梅克爾懂得奉上更大的胡蘿蔔,試圖安撫習政權。

因此,去年年底當梅克爾擔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期間,與法國總統馬克宏和其他歐盟政要共同推動歐中全面投資協定(CAI),遭到部分人士批評,認為是給習政權的重要禮物。之後,由於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憂心,以及歐中雙方互相實施制裁,歐洲議會在今年5月凍結CAI,要等待核准遙遙無期。

由於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憂心,以及歐中雙方互相實施制裁,歐洲議會在今年5月凍結CAI,要等待核准遙遙無期。 圖/路透社
由於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憂心,以及歐中雙方互相實施制裁,歐洲議會在今年5月凍結CAI,要等待核准遙遙無期。 圖/路透社

下屆總理是梅克爾2.0?

最後,我們要知道美國正在轉向亞洲,從阿富汗撤軍到AUKUS,都可見華府願意重新部署以遏制中國的決心。但除了英國以外的歐洲國家並沒有足夠認知或只想置身事外,特別是執牛耳的德國,還未找到在兩極對立中的地緣政治角色。

最明顯的跡象就是,無論下一任總理是舒爾茨(Olaf Scholz)或拉舍特(Armin Laschet)在競選過程裡,都只強調德國國內事務,尤其是財經領域。他們不約而同地迴避了歐洲戰略自主的關鍵問題,也就是統一的歐洲防務,以及法國持續推動的歐洲強權(Europe puissance)觀。

再者,他們兩人未來所能組成的政府必定是更分權的型態,而他們的領袖魅力遠不如梅克爾,更無法為歐盟提供強有力的領導。這就注定下一屆的德國總理只能是梅克爾2.0版,不管左右派,遵行梅克爾路線似乎是較安全的作法,梅克爾應該也會很滿意她的遺產能繼續影響德國。

延伸到對外政策,多數觀察家認為舒爾茨或拉舍特的差別不大。問題是,如果柏林仍認為可一直依賴北約,與美國維持若即若離的關係,同時又想從俄國獲得能源,並發展對中國的出口工業,恐怕會是緣木求魚。

在德國新政府尚未組成前,梅克爾還有一段時間看守,但她的時代很快就會結束。可確定的是,「梅克忍式」的重商主義與德國優先的混合邏輯若不修正,德法軸心就無法領導歐盟應對地緣政治競爭,歐洲的未來也將蒙上陰影。

圖為德國基民盟黨主席拉舍特(Armin Laschet)。 圖/路透社
圖為德國基民盟黨主席拉舍特(Armin Laschet)。 圖/路透社

圖為德國副總理舒爾茨(Olaf Scholz)。 圖/法新社
圖為德國副總理舒爾茨(Olaf Scholz)。 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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