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玉婷／與現實脫節的《社會救助法》：三大門檻讓百萬窮人求助無門
在臺灣，若經申請被認定為「低收入戶」，在生活、教育、醫療、居住等各方面都能取得相應的保障。然而臺灣的低收入戶審核，曾被研究公認是「全世界最嚴格的低收認定」，申請門檻太高，導致我國能取得社會福利協助的低收入人口占比不到2%，遠低於日韓英美等國（約15%）。
和低收入戶資格認定息息相關的《社會救助法》，距今約十三年沒有大幅修法，但臺灣的貧富差距惡化程度卻創下十年新高。更有民間團體推估，臺灣有12%的人，也就是280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註：年收入不到國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六成，也就是195,569元）。
然而，其中只有約六十萬人能申請到低收或中低收補助，意謂著仍有高達220萬貧窮人口被排除在社會救助的窄門外，無法獲得協助與基本的生活保障。數個民團今年因此組成修法聯盟，針對收入審核的三大門檻，透過立委范雲提出第一部民間修法版本，現已通過一讀。
5月1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召委吳玉琴召開公聽會，邀集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和公部門參與，討論制度問題與修法方向。立委范雲、王婉諭、洪申翰、蔡培慧也出席，要求衛福部確實將第一線的觀察經驗納入修法考量，盡快推出修法版本。
衛福部次長李麗芬在會上表示，衛福部支持修法，但社救法涉及約兩百二十多個法規，需全面盤點修法產生的影響跟資源，承諾一年內提出官方修法草案。
門檻一：社會福利認籍不認人，房東強勢、房客無處遷籍
在臺灣，基於就學或工作等原因，戶籍地和實際居住地不同已是常態。但要取得低收身分，依法只能向戶籍所在地的縣市政府申請，而且必須先有同縣市的實際居住地，導致許多人從最初就被嚴苛的資格審查拒於門外。
「人籍不一的狀況絕非個案也非特例。」臺灣社區實踐協會社工馬明毅指出，現行法規雖已明定房東不得拒絕房客遷籍，但房客若強行設籍被發現，很可能面臨漲租、不續租、提前解約等風險，導致絕大多數房客都只好屈就，對經濟弱勢家庭實屬雪上加霜。
例如，曾有一對失親姊弟，想在雙北尋找租金可負擔、可設籍的租屋處，埋頭找了四個月仍未果，最後只在新北找到勉強能支付租金卻不得設籍的地方。戶籍在臺北的兩人因此無法申請低收，僅能在課後打工賺生活費，險些放棄就學。
也有獨自扶養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每次找到適合的租屋處，就遇到房東突然要提前解約，她多次為房租考量搬到新北，匆忙找到的居所卻都無法遷籍，同樣申請不到低收。
不僅如此，在街頭生活的無家者平常睡在公園或電線桿旁，往往很難被公部門認定為「有實際居住地」，直接成為被制度排除的對象。
針對設籍的爭議，衛福部雖然於書面報告回應，民眾可以向居住地政府申請急難救助等支持、不受戶籍限制，然而，馬明毅和芒草心祕書長李盈姿都認為，急難救助只是對應「一時急難」而陷入經濟困難的個人與家庭。
「救急跟救窮是兩件事。」李盈姿質疑，這對長期陷入困境的個人或家庭來說，很難提供穩定的生活；馬明毅則表示，經濟弱勢者要找到能負擔租金的地點已經很不容易，如今又因為戶籍問題經常無法獲得福利身分，呼籲政府應正視真實困境，提供更適切的申請機制。
門檻二：還沒賺到錢先被列計「虛擬收入」，無視非自願失業者
臺灣低收認定的第二道難關在於，依法必須列計「虛擬收入」，意思是即使貧困者長期失業或就業不穩定、屬於非典型勞動的低薪族，政府審查家戶平均收入時，都會強制預設他已經有一筆基本薪資。
這一筆不存在的收入，反映了國家為避免浮濫申請補助，而以防弊為優先的思維，卻也讓許多亟需協助的經濟困難者，無法順利申請到低收／中低收身分。
人生百味研究員周上智等人表示，就業市場有各種變因，像是在疫情、工廠外移、技術轉型或自動化等趨勢下，計時薪、兼職、派遣和外包等非典型勞動逐漸普遍，並非所有人都能賺足基本薪資。
根據行政院去年（2022）人力資源調查統計，截至同年5月，多達近八十萬人都從事非典型工作，其中部分工時者（通常指低於法定工時）平均月收入僅1.8萬元。
這類型的失業或低薪勞動者，根據今年衛福部公布的低收審核標準，即使每月平均只有1.8萬元，仍要以基本薪資計算（今年為26,400元），因而無法通過低收標準。對於所得極低或零收入的貧窮家庭，影響甚大。
周上智也指出，許多中高齡、低學歷、居住不穩定，或因為嚴苛的鑑定標準而申請不到身心障礙證明的人，總是只能進到高風險、高勞力、收入不穩定又缺乏保障的就業環境。
這群人若是申請低收卡關，只能苦等自己的年齡和身心，不斷下滑到制度認可的「退休」或「身心障礙失能」標準，才能取得所需的資源。屆時政府反而要付出更多社會成本投入照顧。
周上智強調，社救法應針對收入低於基本薪資、看似有工作能力但困難就業的申請者，和勞政單位協力發展出多元化的勞動評估，並依照不同勞動狀態設計階段性的計畫和配套措施，讓審核貼近現實。
政大社工所副教授蔡培元則認為，每個人的工作能力不一定相同。像是政府核算身心障礙者的所得時，即便已有一定程度的「折算」，但進不到勞動市場、零收入的障礙者，依然大有人在。
更別提，一個人所在地的產業與就業機會、社會角色與環境等因素，也都會影響人是否能找到薪資穩定的工作。例如需要養家育兒的單親婦女，常常只能流向低薪的非典型工作。
蔡培元建議，政府應刪除虛擬收入制度，以申請者的實際所得來認定。若擔心降低貧窮者的工作誘因，也可結合現有面向低收入戶的就業服務、職業訓練等措施，鼓勵當事人就業。或是設定維持補助的條件跟要求，後續都能討論。
門檻三：家戶所得全列計，國家放任親子對簿公堂、轉嫁社會成本
低收資格的第三道難關，是政府在審核收入跟財產時，皆是以「家戶」為計算標準。包括配偶、父母子女，或共同生活的直系血親，全家收入必須綁在一起計算。
臺灣社會福利總盟研究員劉威辰表示，現行家戶合計的制度，顯示政府認為「家人的所有財產都是申請者能使用的金錢」（例如子女賺的錢一定能提供給老邁的父母所用），但通常不是如此。當家裡不只一人申請救助時，也會發生重複計算所得的問題。
衛福部曾回應，低收入「戶」的認定就是以家戶計算，若申請者跟家人關係不好、多年來形同陌路，或是無法負擔彼此的生計等特殊狀況，能依循社救法的「539條款」（第5條第3項第9款），讓公部門社工可透過訪視等方式，視當事人實際的家庭狀況來彈性調整審核標準。
然而，要面對家庭的困境、定奪一個家庭是否有資格獲得補助，同時又得替政府把關補助資源，對社工來說也形成很大的心理壓力。李盈姿表示，實務上很多社工都是盡量避免、也不敢執行539條款。
甚至，當民眾提出低收申請後，常發生負責審核的社工建議他跟家人「打扶養官司」，以此切割「家戶」關係、解套申請門檻。就算最後敗訴，當事人也能證明自己無法被家人扶養，進而向社會局申請排除家人財產，重新審核低收認定。
長年以來，原本為了嚴防社福預算浪費而設下的防弊關卡，不僅導致無數家庭關係在官司中撕裂，還衍伸出大量的社會成本，轉嫁至司法單位。根據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年報統計，近年扶養訴頌案件居高不下，從2013年的1,999件，到近六年都突破三千、近四千件。
「扶養案確實已經成為法扶案件的第一名。」法扶基金會主任朱芳君提到，嚴苛的貧窮門檻背後是顯著的成本，包括申請者本身耗費的時間精力、社工的行政成本與業務排擠、司法訴訟和法律扶助等，都造成社會極大的負擔。
立委洪申翰則憶述，在疫情剛開始、要協助有需求的底層民眾時，也發現許多貧困者因為家戶合計的門檻，而無法獲得相關救助金，最後還得跟衛福部透過切結書的方式，特案鬆綁其中限制。
然而，簽切結書、彈性條款等方式，都非長久之計，且流於人為判斷。不僅標準年年不一、受各單位人員流動影響，也造成審核單位與申請民眾之間的衝突。洪申翰質疑：「當國家要提供資源給社會底層時，連一個合法理性的管道都不易找到。」
他提到，衛福部長薛瑞元曾說，「現在的家庭關係與樣態跟過去相比已經出現很大的變化」。意指家庭不再像過去一樣，能夠給予每個成員充分的支持，法律卻還把整個救助的期待放在家戶身上。他強調，在討論修正社救法時，應重新看待國家、家庭和個人的定位，而不只單純考慮「技術性的細節」。
對此，衛福部回應，修改家戶認定恐需要連帶修改《民法》中的「親屬扶養責任」規範。但民間修法聯盟代表、芒草心倡議專員王今暐反駁，社會救助法規範的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而《民法》的親屬篇規範的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兩部法的對象和目的完全不同。
王今暐解釋，根據臺灣早已簽署的國際人權兩公約，國家本應有責任協助貧困人民、使其維持適當的生活水準。此次呼籲修正社會救助法，便是在討論國家對貧困人民的救助應如何進行、有何權責，衛福部不應混淆二法、逃避國家的救助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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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玉婷／忽視百萬窮人，《社會救助法》不良制度打造「遊民預備軍」
（本文授權轉載自「Right Plus 多多益善」，原標題：〈【社救修法１】３大門檻讓百萬窮人求助無門，民團：國家無視貧富差距、轉嫁成本、逃避責任〉）
｜延伸閱讀｜
- Right Plus 專題【制度傷人 】臺灣限定的生存遊戲
- 【雙週報｜3/31-4/13】① 民團提出《社會救助法》修法草案
- 《社救法》修法記者會｜越救越無助？正視220萬被忽略的貧窮者，民團呼籲衛福部速提修法期程
